写作的困难
最优秀的作家都是“写作困难”的人，但也是能走出“写作困难”的人。这是不时伴随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面对，它也将逐步形成诗人自己的“创作秘诀。”这种感觉来自作家个人高于生活的体验，包括于古典作品或经典作品及其它类别艺术作品（音乐、美术等）的体验,。所谓经典，就是被清除了最不能容忍的垃圾之后的净身之作。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作家的写作史，能够长过阅读史，就像没有一种人的经历可以长过他的人生一样。令我相信的是：阅读的经历积累养育了写作的可能，它就像阳光、雨露，又像是久旱的甘霖；就如同浩然天地养育了山川河流、大海和万物的生长。这是我读到的作家余华先生对于写作困难的描述。
文学是悲哀的艺术。命运方式的变幻无常、形式多样，也许就是在对幸福和悲伤的体验中，成就了诗人那些臆想表现的事物。写作中的自身意识最初进入我的写作是在《活着》一诗中，这首诗的语言本身组成了一个文本，围绕这一文本的写作所带来的困惑和虚幻感，诗中词与物的关系转换、自身意识的不断出现成为诗的有机部分：“匆匆走过窗前的人，有些是我看不见的／在每一个不安的夜里醒着／不忘记去年大地上的每一朵野花／梦中，挨着我睡下的双亲……”每当我在叙述中制造语言和形象时，我的脑海里沉淀的阅读经验将规范和检视我的创作，替我把握写作中的节奏和分寸及确定写作的方向。怎样完成从彻底的形而上的转变，抵达一个有效的现场？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悟性和对世界的感受，让内心的召唤把远近沉睡的事物叫醒。这是又一个仰望的高度，所以，我每一次提笔，都不禁胆战心惊！停笔近十年，从我在一夜之间丧失了语言，到走入内心的沉默。近十年的生活磨难和漫长的等待中，我活在无边孤独的恐慌里，几近绝望的挣扎中感受着思考的艰辛与苦楚。夜深人静，当我退避到没有了喧嚣的声息里，内心寂寞的新月依旧与我相对、高挂在遥遥的九天。
天津，2003年的8月黄昏，一抹夕阳投射进南开区华苑一处居所的二楼。我，茫然地坐在窗下，一任突然降临的往事在胸间涌动。就在那一刻，写作的欲望和冲动好像让我从长梦中醒来了，我犹豫地调整着自己的状态。着眼于选择性的阅读，让自己的思考从混乱中回到清晰；回到对生命本质、对当下社会生活的言说之中，努力贴近根本或本源。不敢肯定，我在举棋不定中似乎找到了写作的理由。经历了彷徨和左右为难的恢复期后，在远离语言和回归语言的关系中，我感到语言突破的困难。这是一个恢复和改变的艰难过程，怎样能够全身心地归顺写作？我费尽心机的疯狂状态，几乎到了放弃的程度。我开始体验到在语言的对抗中，事物往往没有缓和的余地。当语义不断地延伸的时候，这时的语言也在不断地扩大着隐藏的空间。我意识到语言的宽泛、平等到没有了生死之隔。语境在经验和技艺的笔墨的组合下汇成叙述的合唱。里尔克曾经说过：写作靠的是智力与经验，而非感情。如果过早地开始写诗，是注定写不出好诗的。应该耐心地等待，终其一生尽可能的长久地积累意蕴和甜美，最后或许还能写成十行好诗。然而有多少诗人不是在无难度的写作中挥霍了那些意蕴和甜美。所以奥登才敢如此断言：每位诗人最终都会看到，他自己的作品可分为四类。第一类纯粹是垃圾，他很后悔怎么会写出这些东西来；第二类他最感到痛苦，他有过很好的概念，却因为能力不及或过于性急而不能有所成就；第三类作品他虽不讨厌，但它们缺少重要性，可是这类作品无可避免地会成为他一生作品的主要部分。因为，如果他仅仅要留下第四类那些让他老老实实感激在心的作品，那么他最终的作品将少得令人沮丧。这是所有诗人无法逃脱的宿命。
我的写作往往受到对主题的叙述、表现的形式，语态、选词和断句、还有节奏等方面的困扰。有时，众多熟悉的事物出现在同一个场景里，非现实和时间产生的模糊感觉，令人模棱两可。我只有将它们在内部进行瓦解和重建。这时本体和喻体的界限开始在界定中消失。有时一个事物一旦出现就完成了一次修辞，在我的长诗《青花瓷》中的句子：“她的真相。表面是好几种不同的颜色／浑然一体的奶黄，瓦蓝／和几点胭红夹着的一袭淡墨……”这样的情况时时发生。
“诗歌的特殊天赋是命名（斯坦因）”，诗人的任务就是言说，在表达中直接地展示出事物的本质。如何做到节制、谦逊和一定程度上的诚实，让语言呈显出简洁、纯净和直接的美。这个难度永远存在，它不断在写作中加设各种因素的困境，限制着作者以期达到的某个高度。其实，障碍的出现和障碍的超越，不是问题。那个问题在于作者本身。往往有限的知识、经历和泛泛的阅读会局限创作。等待的过程、思考写作有时会像人生一样迷惘，像前途与未来令人忧心忡忡；然而又像人生必须去经历一样，似乎没有了退路，又必须前行。
五年后的同一天，我又回到了天津的这处居所，我面临的问题依旧是写作的困难。[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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