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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与苏轼的渊源，并不仅限于新旧党争与守丧之怨，还有更神奇的另一重关系。按照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的记载，李定生母仇氏，在嫁入李家之前，曾嫁过一户姓林的人家，并生有一子，无奈仇氏天生不安分，传出绯闻后被林家驱逐，后来辗转来到扬州，嫁入李家，才生了李定。而仇氏当年在林家生下的男丁，自幼熟读诗书，三岁诵论语诗及诸家诗，五岁可诵三千首诗，堪称当地神童。此人便是北宋大禅师佛印。（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曰了元，所谓佛印禅师也。已而为广陵人国子博士李问妾，生定。——《老学庵笔记》）佛印与苏轼的渊源非常深，文字往来及多，是苏轼除参寥之外最好的方外友人，在未来苏轼的贬谪岁月中，这位大和尚还有很多出场机会。可叹的是，李定与佛印，虽是一母同胞的骨肉兄弟，与苏轼的恩怨竟有如天壤之别。简单回溯了李定的家史、与佛印和苏轼的渊源之后，我们回到元丰二年（1079）年的初秋，李定到底写了什么，竟然一下子就触痛了神宗皇帝，仅隔一日，即交御史台查办苏轼的罪行？李定上来就端出上古传说中的四凶与苏轼做比，上古四凶即饕餮、穷奇、混沌、梼杌，尧帝时作恶天下，舜在为臣之时，即以最严厉的手段打击四凶，将它们流放边疆。李定这个比喻真是讨巧而又恶毒，他把神宗喻赞为尧帝，自己是倡导惩处四凶（苏轼）的大臣，岂不就成了舜？苏轼说了很多诋毁朝廷的言论，皇帝一直宽容忍让，可是这个人却得寸进尺，死不悔改。（昔者尧不诛四凶，而至舜则流放窜殛之，盖其恶始见于天下。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同，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着。此一可废也。）李定说，古代君王对于坏人都是先教化，没有效果就会直接杀掉。皇帝一直在苦心教化苏轼，希望有一天他能觉悟悔改，但他却说了更多傲慢和悖逆的言论，而且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番邦外国都听到了。（古人教而不从，然后诛之，盖吾之所以俟之者尽，然后戮辱随焉。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李定说，苏轼擅于文章诗词，虽然很多都是胡写，一点道理也没有，却非常具有煽动性。道理不正确却擅于狡辩，做官时态度傲慢，不受陛下的管束，经常与上司的决策唱反调。这个人的行为不端，固执己见，按照先朝法典，必判死刑。（轼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所谓言伪而辨；当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顽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谓行伪而坚。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先王之法当诛。此三可废也。）李定搬出《尚书》中“刑故无小”的道理，认为知法犯法，和不知法而犯法，在严重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苏轼饱读诗书，肯定知道什么才是对待君主的态度与礼仪，可是他却依然故我，只为发泄不满情绪，公然毁谤非议朝廷。他多次与陛下的新法唱反调，怨恨陛下不重用他，所以看一切都不顺眼，只要陛下决定的事，他都统统毁谤。（《书》「刑故不小」知而为，与夫不知而为者异也。轼读史传，岂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制举对策，即已有厌奖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要知道，神宗对于苏轼的态度，自熙宁年间苏轼自请外放杭州，这些年来，一直包容、宽容、有容，这位大臣真是让皇帝爱惜，不忍斥责。神宗喜欢看苏轼的文章，喜欢读苏轼的诗词，喜欢听苏轼高谈阔论，他也想重用这位不世出的人才，无奈何，一来朝中主政的宰相太过强势，二来苏子瞻偏偏总与自己不能合上拍子，又不肯说句软话。李定在奏折中所指责苏轼的那些罪状，句句戳中了神宗皇帝心中痛处。神宗常能从民间听说一些苏诗苏词，遣词造句看似小小不言、实则毁谤新法的内容越积越多，让这对君臣渐生嫌隙。李定的奏折，就好像神宗心中对苏轼常年积累下来的不满火药的导火索，一点火星擦出，立刻爆炸。神宗的批复只有一句：“送御史台根勘闻奏”，这八个字，看似轻描淡写，却差点就要了苏轼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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