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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每次被问起最喜欢的诗人是谁，很多人都会说李白。不过，我们这种流于表面的喜爱，无论如何也比不过李白的狂热粉丝李长之先生。 
李长之先生专门为李白写了两本书，一本是《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于1941年出版，另一本干脆就叫做《李白》，在1951年出版，后来的出版社把两本合称为《李白传》。 《李白》更像是一本通俗读物，大致勾勒出了李白的轮廓。而《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则是一本专门的论著，着重对李白精神人格的分析。 
那么，李长之先生眼中的李白是怎样一个人呢？ 作为狂热粉丝，他对李白的认识又有何独到之处？ 01一部粉丝为偶像作的传记李长之先生在1933年发表的《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中说「明目张胆地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他对于文学批评有三点标准： 一是想要客观忠实，须得投入感情，爱憎各别，否则离作品太远，也做不到公平。「惟独如此，才不顾惜，也不求全，也才能够公平」； 二是比起中立客观的考证，李长之先生认为研究一部作品更重要的是「跳入作者的世界」，比如研究中国诗人就要「深入于诗人世界中的吟味」； 三，李长之先生认为一个批评家，应该说出一些评判一部作品是否为好作品的具体条件。 这三点要求，他在评论李白的时候都做到了。 他不仅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李白的喜爱与私心，更是把自己投入进李白的世界，与他一同感受，一起经历。从而在他浓烈的感情中，准确地表达出了李白的本质。 在这本书里，李长之先生以尼采的哲学为核心，来探讨李白的诗歌和行为。 这与李长之先生的主要学术背景为德国美学有关，又因为在五四运动时期，尼采的作品在国内被研究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入。 这是由于尼采的「超人」哲学呼唤在思想上达到真正自由的「超人」，强调人类需要被超越，极其符合五四时期人们对个性解放的要求，和「落后挨打」的教训。 
在这种情况下，李长之先生对尼采哲学有着深入的理解，并且运用自如。这使他想到用狂人尼采的哲学来分析另一个狂人——李白的一生。 尽管德国古典美学与德国现代美学有着很大的差别，李长之先生却能在论述李白的过程中，将古典美学的重形式和理性，与现代美学的非理性和重生命巧妙结合，刻画出一个他所理解的活泼的、清晰的李白。 李长之先生认为，我们之所以如此喜爱李白，是因为他的人生和我们的人生没有太大的悬殊，他体验的情感我们也有所体会。 他悲我们所悲，喜我们所喜。 然而，李白这样的「疯人」「狂人」，他的喜和悲却比我们常人的喜和悲要厉害得多，所以我们的感情在他的诗歌得到一种扩展和释放。比如：
比如：
李长之先生认为，这是李白蓬勃的、野性的生命力的体现，他的爱、憎、求、愁，皆趋于极端。李白的生命力是没有被压抑着、幽闭着的，他大声喊出每一个生命的所思所想所求。 所以他在根本上与任何人的心灵都最接近。这便是狂人的艺术作品的价值所在。 就李白对生命的要求，李长之先生总结道：
李白这种对生命之质的要求，与他的道家精神有关。 02作为道教徒的李白世人都说李白诗飘逸，与道家精神相仿，这是因为，李白与道教的确有着不浅的关系。 李白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道家思想，并且一直受到它的熏陶，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跑到岷山里隐居，一待就是好几年，从不出来。 李长之先生认为，李白求仙问道之路也就是他漂泊跋涉的开始，从此李白的诗中再未出现「家」。 而正是这条路，决定和影响了他的生活和事业，成就了他的诗歌。 
在这个学道之路上，李白也结交了很多朋友。李长之先生在书中梳理了李白的求道之路，并分析李白在诗中提到的朋友都分别是谁。 岷山、嵩山、随州、以及山东，都是与求道有关的地点，也是李白诗中经常出现的地方，还有一些学道路上的朋友，也经常出现在李白的诗里，比如丹丘生，他出现在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中：
诗中这个岑夫子，李长之先生认为，并不是从前人们以为的诗人岑参，而是一个叫做岑勋的隐士。李白有首诗叫做《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这与《将进酒》所说的，应该是同一件事。 由此可见，李白从游历到交友，大半都与学道有关，也就不难理解道家思想为何对他有如此大的影响了。这一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诗里，也体现在李白日常的行走坐卧中。 还是少年时，李白就被司马承祯说有「仙风道骨」，后来他到了长安，贺知章见他就说他是「谪仙人」，还为他写了一首《夏日山中》：
杜甫的记载则更显李白的狂妄与洒脱：
从李长之先生的观点来看，李白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并非被动地接受，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 李长之先生采用刘勰对道家的三品说，分析了道教思想的演进过程——从老庄的无为自然思想、稷下学派的神仙方术思想，到炼丹符箓，再到后来掺入佛家思想。 在李长之先生看来，道家是一个能够兼容并包，调和吸收很多其他思想的宗教。 到了李白所处的时代，道教已经发展成型，并且如日中天，由于它兼容并包的特性，以上列举的这些，李白皆有沾染，所以他后期在诗中也经常说禅。 但道教之所以在唐朝如此兴盛，也与这时佛教已经在中国扎根有关。道教的崛起有着某种「本位文化」的意味，它也处处符合中国人的思想——肯定生活本身。 道教是现世的、功利的，有浓厚人间味的——刚好与佛家追求来世幸福相反。 而它的这种现世又与儒家家国天下的抱负不同，道家的现世是追求个人生活上的满足，并不在乎身后名。《老子》中就提醒人们说，「名与身孰亲」。 比起身后的名，李白更在意眼前的酒，他说「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李白的本质就是生命和生活，这也是为什么李白和道家如此合拍。 李长之先生从形而上的角度分析，李白的道教思想中的宇宙观是「动」的，有着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所以他对自然的看法是人格化的，比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比如「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比如「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李白将自己宇宙化，又将宇宙人格化，应了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正是因为有着这份现世的思想，所以李白无论是选择游侠还是入仕都不奇怪，无非是要生命上的快意和生活中的富贵。但这也导致了他的痛苦。 
03作为普通人的李白李白有飘逸超脱的一面，但也有痛苦的一面。要了解李白，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感受他的痛苦，我们需要从他的身世入手来全面了解他这个人。 关于自己的童年，李白本人提及不多，除了一句可以看出他家境不错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以外，他很少在诗文中提及自己的童年生活。 关于李白是哪里人，曾经有过很多种说法，有的说他是甘肃人，有的说他是四川人，有的说他是山东人，还有的说李白其实是外国人。 李长之先生认为，以上这些说法，都不免武断。 根据李白的同时代人及其族叔李阳冰，和李白友人范伦之子范传正的的记载，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李白五岁之后的童年，的确是在四川度过的，确切地说是在川北彰明县青莲乡。 
但五岁之前的李白，根据李长之先生的看法，是一个出生于当时属苏俄的中亚「华侨」。李阳冰记载道：
范传正也说：
其中提到的条支和碎叶，其实都属于中亚地带，李白在这里度过了生命最初的五年，之后就搬到了四川。 
可见，李白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一种奇异而漂泊的生活，早年在国外的生活，也使他的生命基础中有了一些异于其他中国诗人的东西。 李长之先生认为，李白的「追求格外强，痛苦格外深」，都和这有关。 由于李白总是给人一种四处游玩的印象，而杜甫则时时针砭时弊，叹民生之艰。所以人们常简单地将李白归为浪漫主义，将杜甫归为现实主义。在风格上称李白为「飘逸」，杜甫为「沉郁」。 总的来说，就觉得李白是飘在云端的仙，杜甫更贴近普通百姓。 但从个人追求和抱负上看，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望未必不浪漫，李白也不是不「人间」，而是太「人间」。 李长之先生认为，「李白诗的人间味乃是在杜甫之上的」，他认为李白「决不是客观地反映生活，而是他自己便是生活本身，更根本地说，就是生命本身了」。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看李白在诗里都写了些什么。 有对游侠生活的赞美：
有对财富的渴望：
他还有直白的对情欲的要求：
李白是要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要功名富贵，像颜回那样的一箪食一瓢饮，他做不到，也不想做。 如果把中国古代的儒教类比西方的基督教，李白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教徒，他对儒家的态度是反抗和讥讽的。那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十分出名，《嘲鲁儒》一诗更是不遗余力地挖苦：
有时他也对孔子表达敬意，如「西过获麟台，为我吊孔丘。念别复怀古，潸然空泪流」。但其态度是平等对视，他并不仰视孔子，李长之先生认为，李白对孔子的态度，并非赞成他的主张，而是羡慕他的事业和地位。 这样看来，李白的确是个普通人，是个俗人。 可他又俗得如此让人喜欢，这是因为他的「真」，他的欢喜伤悲，欲望与痛苦，全都不加掩盖地抒发了出来，不虚饰，不矫揉。 李白的俗是尽情享受人间的俗，是在人间热烈追求的俗，俗人李白，不是不「人间」，是太「人间」了。 04李白的痛苦李白是纯真的，然而他的这份纯真与入世的热情，在他投入政治时产生了冲突，李白在人间热烈地追求了一趟，却在政治这条路上走不通。 我们之前提到，李白羡慕孔子的事业和地位，但孔子并不是他仰慕的人。那么李白有没有什么偶像呢？也是有的，李白崇拜的是谢安和鲁仲连。 李长之先生认为，在李白眼中，谢安的可取之处是他从容轻易的态度。 李白是绝忍受不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小心翼翼的状态的，他希望的是有人来请，忽然出山，出山就立功，像诸葛亮那样。 但诸葛亮还是没有谢安理想。谢安出山之前，高卧，出山之后，也不改旧态，李白向往的是这种入世状态。 
不过谢安对于李白来说，也还是没有鲁仲连来得亲切。 鲁仲连是战国时期有名的说客，曾就学于齐国的稷下学宫，他替平原君说服魏国将领新垣衍，让他打消了尊秦昭王为帝的念头，成就一段「义不帝秦」的佳话。又曾在燕齐两国军队在聊城僵持不下的时候，替齐国写了一封劝降信，用箭射入聊城内给燕国的守将，成功让齐国攻下了聊城。 
因游说技巧高超，鲁仲连被多次邀请做官，但他都始终不肯接受。《史记》上记载：「鲁仲连者，齐人也，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官任职，好持高节」。 而最后一次被请去做官，鲁仲连竟然直接逃到了海上，从此再无消息。 李长之先生对鲁仲连的一生是这样描述的：
鲁仲连危急时刻出手相助，事成之后，洒脱告退，这是李白最向往的，他羡慕鲁仲连「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 李白也的确按着鲁仲连的路线开始从政，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过起了门客的生活，但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还时时被人说闲话。 到了四十二岁，李白才入京当了个翰林供奉，这时便有了那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长之先生说这句「好像很狂，却是很真，也很苦」。 但是，终于入京的李白过得并不开心。 李长之先生从他耽于酒徒生活得出这一结论，因为李白大部分关于酒的诗，几乎都是这个时候作的，比如「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酒倾愁不来」「酒酣心自开」等，哪怕是一写诗就要喝酒的陶渊明也没写过这么多酒后的体会。 虽然有心入世，可这样的生活显然不符合李白的性格，所以他写「功成谢人君，从此一投钓」，「何当造幽人，灭迹栖绝巘」。出世之心又跃然纸上了。 在长安不过三年，李白便又离开了。 李长之先生在这里写道：
到李白五十五岁这一年，「安史之乱」发生了。
「安史之乱」中，五十五岁的李白依然没有忘却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的梦想，他写「仍留一支箭，未射鲁连书」。 他选择了唐明皇的第十六子永王李璘，只是可惜，永王失败了，被称为「造反」，李白也就成了政治犯，被下了浔阳狱。 这一政治生涯的结局，与他最初的想象，大相径庭。 所以李白终是苦闷的，无论是从政还是求仙，他都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他最怕「名扬宇宙，但枯槁当年」，然而最终李白却是寂寞离世。 世人皆知李白佯狂，但杜甫明白他的痛苦，他的那首《梦李白》最后几句说：
人们常说，杜甫可以学，李白却学不来。 这话倒未必，杜甫对民生深切的忧虑大概不是学来的，但李白的「真」却可以去学一学，去真诚地对待自己，表达自己，虽然李白的「苦」也因他的「真」而来，但「不真」、不痛快之苦，恐怕更难忍受。 也许可以像他对诗歌的要求，也就是「清真」那样去生活，「真」不必解释，「清」就是不浊，潇洒。 如此，我们才对得起自己这生命，才迸发得出强劲的精神力。 就像李长之先生在书的导论中所放的尼采的诗——《大树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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