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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有两座“山”，自明清以来，一直在全国赫赫有名。一座是“洞庭山”，一座是“香山”。 洞庭山，即是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这两个岛的居民组成洞庭商帮（又称为山上帮），明代从事棉布贸易，清代从事钱庄事务，到晚清于上海租界一枝独秀，成为华人金融界的领袖团体。 香山是个地名，据说吴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曾为西施在这里种植香料。不过香山作为行政地名（香山街道）还是近年，之前只是地理地名，其区域分属于吴县的胥口、光福二地管辖。香山一地最大的特色，就是产生了“香山匠帮”。 一直有人说，是香山帮缔造了紫禁城，而其代表人物蒯祥，是当之无愧的北京故宫建造者。这种传说一旦广为流传，就成为了历史结论。后来，竟然蒯祥墓园中的碑记也有如此记载。 问题在于，香山帮和蒯祥如此重要，在苏州对其研究，却少得可怜。能够为人所重视的研究者，之间或许只有施晓平一人；而如今，又有了这篇稿子，让我得以澄清许多历史误会。 我们之前对于香山帮和蒯祥的知识，现在看来，颇多耳食之语，检讨之下应该惭愧。幸亏有张秋平的这篇大作，让我们至少在真实有效的知识获得方面，极有收获。 这篇文章五千字，刊登于昨天出版的《苏州杂志》2021年第四期。 最后，感谢作者给予我转载的权利。 赢得靖难之役后的第四年，永乐帝朱棣还是无法适应京师应天府闷热潮湿的气候和诡谲难测的民心，他终于作了个艰难的决定：迁都，将大明帝国的首都迁至北方。 为了推脱“违背祖制”的恶名，这一决定执行起来多少有点暗度陈仓。朱棣先是将自己的燕王故地北平更名顺天府，定为“行在”。所谓“天子以四海为家，行曰乘舆，止曰行在”，也就是将此地当作了陪都。 为了使天下臣民更明了其隐衷，永乐帝索性冠这座城市以“北京”的尊号。这也是北京城得名的开始。 接下来，朱棣用了整整十二年时间，疏浚会通河，开凿清江浦，来重启那条交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在元末已经淤塞，只有将其贯穿，北方的朝廷才能源源不断获得来自江南的赋税、粮食、贡品，还有皇帝后妃的织锦冠服。 直到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才正式公布迁都的想法，并于隔年开始大规模营建新京师。自大运河北上的漕运官船里，挤满了从江浙挑选的各种能工巧匠。这几十万人将在短短四年时间内，把南京近三十年的建城规模复制到北京，几乎凭空造就一座巍峨壮丽的帝都。 这几十万工匠中，有位二十岁的青年，来自南直隶苏州府的吴县香山（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香山街道），他就是蒯祥。 关于蒯祥的传说：紫禁城和承天门 蒯祥卒于成化十七年（1481），至今五百余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对其生平描述，有个渐而神化的过程，这简直有点类似民间知识界之于姜尚、诸葛亮、徐世勣的认知。 因此他的能力和功绩逐步被夸大，甚至现在大部分人认为，北京故宫（紫禁城）的设计施工，尤其是图样部署，似乎都由蒯祥一力完成。 他大概是信史时代最著名的一位工匠了，因此去世没多久，至少在二十年后的弘治年间，他的那些真真假假的传说，已经布满坊间。对他故事感兴趣的，不仅是普通百姓，还有当世官僚和士大夫阶层。 关于蒯祥最早的书面记载，当出于《皇明纪略》。书中这样写道： “京师有蒯侍郎胡同。蒯（祥）为吴（县）香山人，斫工也。永乐间召建大内，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随手图之，无不称上意者。位至工部侍郎，子孙犹世其业，弘治间有仕为太仆寺少卿者。” （引文的括弧中文字为引者所加，下同。） 该书作者皇甫录，苏州府长洲县人，成进士时，蒯祥才去世十五年。从文本立场看，书成于正德初年，广义来说，无论作者还是作品，都算是与蒯祥处于同时代。 加之皇甫录本人又是苏州人，因此这条记载，后世研究者当作毫无疑义的史料看待。 但对于这条史料的理解出了问题。 北京有一条“蒯侍郎胡同”，这位侍郎姓蒯，生于吴县的香山地方，木匠（斫工）出身。在永乐年间应征来京营建紫禁城（大内），大到殿堂馆所，小到亭台楼阁，他即使是随手画出的图样，皇帝（上）都是称心满意的。 这是字面意思，关键在于，这位“上”究竟指的是明初的哪位皇帝？ 一般研究者不察蒯祥的生平年岁，遂以上述“永乐年间”系之，认为“上”就是永乐帝明成祖。其实蒯祥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棣驾崩时他才二十七岁。 按照其他史料记录，正统十二年（1447），蒯祥五十岁，才任工部主事。在此之前，他十余年担任工部营缮司所属营缮所的“所丞”和“所副”，为八九品小吏，应该少有机会面谒皇帝，更别说汇报工作了。 关于蒯祥的另一项记载则言之凿凿，认为他是“天安门的设计者和建造者”。这个说法很谨慎，但也未必更接近事实。 一般认为，成化元年（1465），工部尚书白圭主持，由侍郎蒯祥设计并领衔重建了之前焚毁的承天门（天安门的明代称呼）。重建后，由东西宽五间、南北进深三间扩大为宽九间、进深五间，原牌坊式改建成宫殿式。 承天门是当时京城最大、最高的一座门楼。本次重修，也奠定了今天天安门的形制。 但考诸《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和《大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天顺、成化嬗递当口，蒯祥唯一的工作，是加紧进度修建英宗的陵墓裕陵。这也是当时整个王朝最重要的营建，蒯祥无暇他顾。 作为工部侍郎，蒯祥对所有皇家工程都会提出意见，但他应该没有具体参与改建承天门。 之所以产生这种误会，可能是学界将重修三大殿和重建承天门作了混淆。 紫禁城三大殿刚建成，就于永乐十九年烧毁，到朱棣的曾孙明英宗登基时才重建。蒯祥固然参与其事，但其时他的职位可能只是营缮所随员（所丞），分工木作营建，而不可能承担整个工程的主持。 照《英宗实录》中正统六年四月的封赏记录来看，主持重修三大殿工程的是都督太监阮安和太仆寺少卿冯春、杨青。这三人都是正统初年明帝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工程师。 蒯祥要在二十多年后，才能达到他们的声望、威信和地位。 虽说“自正统以来，凡百营造，（蒯）祥无不预”，但他真正在建筑界领袖群伦，对皇家工程项目作全面负责，要到景泰年间（1450—1457），蒯祥由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升任太仆寺少卿，再升任工部右侍郎。 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将其降职，但很快开复；成化二年（1466），由工部右侍郎升任左侍郎，成为朝廷正三品大员。 在此期间，据《明实录》记载，蒯祥总揆的建筑作品主要是南内殿宇和景陵、裕陵，还有大隆福寺、大隆善寺等皇家佛寺。 据说武当山道观的营建，蒯祥也曾奉皇命去亲自指导。 地位最高的工匠 最迟至宋代，江南的建筑行业就明确区分出“木作”“水作”两大工种，前者从业人员称为木匠，后者从业人员称为泥水匠。后来，从木作分出雕花作，负责木雕；从水作分出砖雕作和石雕作。 一般来说，由木匠负责整个工程的设计、部署和分工、统合。到明初，“木作”业的杰出人物，纷纷成为建筑业的总工程师。蒯祥就是这样一位木匠。 因为蒯祥是匠作出身而曾担任工部左侍郎，因此坊间长期有一个说法，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工匠中的政治地位最高者。 固然，蒯祥禄寿全美，身名俱泰，螽斯衍庆，百代景仰，在匠人中不作第二人想，但他身登正二品官位而享从一品俸禄，说这待遇在明朝是异数，则又非事实。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因此他对于普通农民和手工业者常抱有好感，对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则多有排斥。这种朴素的情绪在很长时间内，或多或少地渗入了有明一代的政治价值观中，也很大程度影响了历代皇帝的除官好恶。 中国二千余年君主时代只有在明朝前期，才有工匠入仕乃至内阁尚书的记载，蒯祥能荣任侍郎，固然同他杰出的匠作技艺和统筹协调能力有关，也不外是时代造就。 早在永乐十一年（1413），此时北京城还是“行在”，尚未开工营建，明成祖的陵墓长陵倒已经在京西北郊落成（这也算是朱棣为迁都计而对外所作的宣示）。 据《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朱棣原庙号太宗，到嘉靖时改上庙号成祖）记载，是年五六月份，为奖赏营建长陵的功臣，将主持工程项目的营缮所正蔡信，由正七品官破例提升为正五品的营缮司郎中。 又过了七年多，因主持建造北京的“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有功，而用时仅三年半，蔡信被升任工部右侍郎。 蔡信，紫禁城的真正的设计者和缔造者。这位籍贯南直隶武进县的木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享有如此待遇的手工业者。先例一开，由工匠班头而进位朝廷大臣的殊荣接踵而来。 来自松江府金山卫的泥水匠杨青，继蔡信后任皇城建筑的总监督，也被任命为工部右侍郎。接着就是蒯祥，还有他一辈子的好搭档陆祥，这位与蒯祥同龄的无锡石匠也得以任工部左侍郎。 明代官位最高的工匠，是嘉靖末年的徐杲。明世宗对他非常信任，在任工部尚书后，甚至想加衔太子太保，虽是虚职，却是人臣至高无上的“三公”荣耀。这一任命被首辅徐阶及时阻止，而皇帝还是赐其子锦衣卫指挥使，世袭罔替。 隆庆帝继位后，一改其父旧规，惩处了大批前朝佞臣，其中包括徐杲。由于他被“追赃发遣”，其生卒籍贯遂湮灭于历史的尘埃。后据方志考证，他可能是扬州府兴化人。 明成祖辟北平为京师，白手起家，凭空而成者，有二宫三殿，五府六部，有七陵九庙，卅里城池。其规模宏大，布局匀称，质地稳厚，结构精美，至今仍是人类建筑史上的瑰宝。而城市建设速度之快，更令人不可思议。 北京城的宫阙建设和郑和下西洋一样，是一场大时代的开端，身为君主而气魄宏大，不吝封赏之下，原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匠，竟有二三品政治待遇。明朝，注定会在中国古代史上绽放一抹奇异的亮色。 香山帮的起源 大明立国，即对国民有着严格的约束。如迁徙江南富户，以实南京、扬州、凤阳；如对苏州、松江二府加征八倍之多的田赋；如设立黄册制度，将全国人户分为军、民、匠、灶四大类；如人口不能自由流动，长途旅行须持有官方颁发的路引；等等。 有趣的是，这一切看似苛刻的行政管制，却在事实上催生了一个至今盛名不坠的建筑匠帮——香山帮。 宣德五年（1430），周忱以工部右侍郎衔巡抚江南。他的辖区广大，大略为今天江苏安徽的长江之南，以及上海，因主干是苏松二府，所以周又被称作苏松巡抚。在履职近三年后，他写了一通《与行在户部诸公书》，即致北京户部的工作汇报。 信中，他冷静地罗列了许多现象，主要是说，苏松二府的“逃民”极多，开始是“因艰窘不得已而逋逃”，等到了外乡谋生，发现“流寓者之胜于土著”，因此“相扇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 而苏松为何会有如此多农民离乡“逋逃”，是因为此地税负繁重，百姓的劳碌胜于天下，而贫困也剧于天下。 周忱了解到，“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他们所依附的势力，主要有七块，如大户、军籍、僧道，而“豪匠”也是重要一支。 明初确定“匠籍”，在籍建筑工匠终身从业并代代相传，不得转行。这固然是人身桎梏，但这些工匠并不辛劳。 他们分“轮班匠”和“住坐匠”两类，前者每五年或三年服役一轮，为期三个月；后者每月上工十天，休息二十天。无论轮班还是住坐，匠人都能在公休期外出揽活儿，且免于赋税。 建筑是个需要大规模集体协作的行业，必须要有稳定、专业、沟通无碍的团队来执行为首“木作”工匠的设计和指挥。因此，在这些首领木匠身边，逐渐形成了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的水木匠作小团体。 自洪武到永乐，明朝先是营建南京（和中都凤阳），后是开辟北京和西郊皇陵，需要几十万能工巧匠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劳作。于是，如上所述，许多优秀的匠人崭露头角，登上高位，如蔡信、杨青、陆祥、蒯祥等成为侍郎，而工部营缮所成员，如所正、所副、所丞，更是不计其数。 这些工匠的为官品级虽然只有八九品，但对于地方管理者而言，已经属于“豪匠”。据周忱所知，“苏松人匠丛聚两京，乡里之逃避粮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 他们作为“黑户”依附于“豪匠”，无需纳税服役，“兵马司不敢问，左右邻不复疑”，以豪匠为首，以籍贯为轴的建筑帮会，也就形成了。 班头首领是某地人，即称某地帮。因此明初两京，既有香山帮、无锡帮，也有武进帮、东阳帮。 只有最初奉蒯祥为首领匠作的香山帮，不仅耀眼于明初，且赓续绵长，五百年间一直是江南建筑业唯一翘楚。 其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从嘉靖朝开始苏松经济开始繁盛，棉布生丝的生产销售为东亚之冠，因此民间对于构筑屋宇楼台的要求旺盛，这是香山帮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 但为何是香山帮，而不是什么其他匠帮能汇聚如此英才，使得团队业务素质总能维持相当水平，这可能还是同蒯祥的家族事业顺利承续有关。 明初匠作，一般都是家传手艺，子承父业。蒯祥年少时就跟着父亲蒯福在南京从事木工，二十岁又随之北上，营建北京。其父年老回乡，将自己木工作头的地位传给蒯祥。 我们知道，蒯祥所任最高职位是工部左侍郎，以工匠而成二三品朝廷大员，这在明初并不罕见，但其家族事业之旺盛，给了同乡同道很大的示范效应。 天顺二年（1458）闰二月，时任工部右侍郎的蒯祥得赐诰命，追封三代，其祖父获赠工部右侍郎，祖母、父母、妻子也各有封赠。这种政治待遇即使在科班出身的士大夫身上，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光荣。 蒯祥还得享封妻荫子，二子受惠，一个是军职，锦衣卫千户，一个是文职，国子监生。 但是他最著名的儿子是三子蒯刚。此人克绍箕裘，凭着精湛的业务能力，和其父一样，一步步从营缮所丞开始，经太仆寺少卿，后任工部右侍郎。 宪宗之子弘治帝继位后，汰黜其父宠臣，蒯刚被降职为郎中，但仍主理营造。弘治八年，蒯刚已经七十有余，理应致仕，而皇帝依然慰留。其信任如此。 其他身莅高位的工匠，虽然自身贵显，却求封诰而不得。如蔡信之子督理皇城匠造，但没有官职，蔡信屡屡请封，都被皇帝拒绝。 蒯祥的好友陆祥也贵为左侍郎，其子倒是领父荫为国子监生，后成为夷字番语的通译，至光禄寺署正。官位从六品，同建筑业也毫无关系。 从这点来看，蒯祥确实一枝独秀。他以木工班头起家，在营建北京城的庞杂工作中，非但自己贵为侍郎，还能封诰家人，荫及后代，而子孙继承其高超技艺，继续为国家效力，从而也获得了自身的地位和荣誉。 这所有一切，都激励蒯氏家族的同乡们以营造建筑为毕生志业，以精湛手艺而身登庙堂，赢得生前身后的不朽令名。 自蒯祥以后，香山帮正式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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