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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苏先生忆《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香港文坛剪影》，三联书店一九九三年版)，提及“他一生的著作有五分之四是在香港完成的”。最近面世的《论杜诗及其它》(上海教育出版社版)，据整理者曹夫人邓珂云女士《后记》云：“这些文稿写成于六十至七十年代，发表于香港及海外一些报刊。”因处境不同，曹先生对内陆所发议论，内陆读者看来，难免有“隔”之感。 如，《论杜诗及其它·<人境庐诗草·笺注>》，曹先生认为，“五四以后，把黄公度在文学地位上提得最高的，还是胡适”，但钱仲联氏《笺注》葺集的诗话，“收入胡先评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的文字，而不收胡氏的原文，在学术研究上是不公平的”。曹聚仁先生应知内陆经历了一场“批胡”运动，铺天盖地，势难以挡；对循规蹈矩走正统朴学家之路的钱氏，似不宜苛责“不公平”。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整理出版胡适之先生古典文学、哲学研究论著，是近三、五年之举；十多年前印行《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版)，上、中、下册封底“内部发行”四字，是决不可少的。 又，一九八四年，距“四害”覆灭已过去七、八个春秋，钱仲联氏集释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古版)得以新版。较比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钱氏所辑“诸家姓氏书目”，删却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黄《花随人圣庵摭忆》等。翼翼小心，余悸在胸。 朱健先生《精神界人非骄子》(《读书》)谓“打开天窗说亮话，难哪！”曹聚仁先生的“公平”论，其说虽已多年，揆诸现实，亦大不易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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