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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在所录《怀沙》全文之后说：“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则《怀沙》是屈原的绝笔可知。文中又说：汉文帝疏远了贾谊以后，不用其议，乃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贾生即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下录贾谊《吊屈原赋》。汨罗为湘水支流，故临湘水而吊屈原。后人也有因此而言屈原是投湘江而死。 关于篇题“怀沙”之意，朱熹解作“怀抱沙石以自沉也”。后代学者大体皆据此为说。但“沙”和“石”完全不同，沙是散的，无法抱，此说实难以成立。明代李陈玉《楚辞笺注》云：“当是寓怀于长沙。”然而楚人开发长江以南较迟，那里既无楚先王遗迹，也非屈氏世居之地，诗人不会凭空怀念长沙。故此说也难以成立。 联系屈原生平与《涉江》《怀沙》所反映屈原两次沿沅水南行的经历，可以肯定“怀沙”是一种比较隐晦的说法，是诗人惦记垂沙之战后被逼起事，离开郢都后沿沅水南行的庄蹻军队。楚怀王二十八年（前301）秋冬之际楚齐在垂沙一带对峙，次年初齐军渡水夜袭，大败楚军，杀楚令尹唐眜（史书中或作“唐蔑”。“眜”“蔑”古音同），于是楚朝廷合纵派与亲秦的腐朽贵族强烈对立，亲秦派自然要把一切责任往主张联齐的合纵派身上推，以推卸由于亲秦而与齐、赵、魏、韩断交导致的惨重失败，楚朝廷遂分为四五派，相持不下。《商君书·弱民》中说：“唐蔑死于垂沙，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荀子·议兵》篇说：“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兵利甲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由于势力强大的亲秦派的威逼，引发了“庄蹻暴郢”事件。庄蹻是楚庄王的后代（见《史记·西南夷列传》），本为楚将军，从各方面分析，属合纵派。楚怀王一时失去主张，为了平息事件，召回了被放于汉北的屈原。庄蹻军队遂退出郢都至黔中，后以楚王朝军队的名义经夜郎入滇称王。屈原一直惦记着被迫南行的庄蹻，在被放后江南之野的当年秋冬之间他已从洞庭湖西侧南下至枉渚，又经辰阳至溆浦。《怀沙》所写这次是他第二次沿着庄蹻的路线南行，说明了他对这一支军队活动经过之地及相关事情的深切关心。 本篇开头说： 滔滔孟夏兮，（漫长的初夏四月天气，） 草木莽莽。（各处草木茂盛树荫浓密。） 伤怀永哀兮，（我内心伤悲无尽的哀痛，） 汩徂南土。（迅疾地行走在南方之地。） 由此看，作者当四月之时由沅水入江处向南（战国时沅水应是直接流入长江，所以《九歌·湘君》中湘夫人在江上唱道：“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汩徂南土”，直至沅水上游。然后跨过资水东行至湘水上游再折而北行，故下文说：“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乱辞”中回顾行程又说： 浩浩沅湘，（浩浩汤汤的沅水和湘水，） 分流汩兮。（分别在洞庭两侧迅急北流。） 修路幽蔽，（一路上树木遮蔽十分幽暗，） 道远忽兮。（回想全程真是远路悠悠。） 可以看出，这同《涉江》中所反映的顷襄王元年秋冬之际南行路线是一致的。此次诗人应是在夏历四月底或五月初到汨罗，在那里闻得顷襄王同秦昭王会于有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的楚故都鄢郢（在今湖北宜城稍南），知楚国国运将不久长，遂在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本篇应作于顷襄王十六年（前283）夏历五月初。 屈原从顷襄王元年（前298）被放于江南之野，十五年中，虽惦记着朝廷，但朝廷早忘记了他。而且顷襄王三年（前296）被挟持至秦的楚怀王亦死于秦，朝廷中他最后的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此后，他同一般老百姓一样，对朝廷的情况了解十分有限，只是感到国家在走向衰亡之中。他唯一寄予希望的，是垂沙之战以后因受到亲秦的旧贵族打击愤而起事的庄蹻。屈原从怀王十年起任左徒之职，即主张楚国先统一南方。楚国在楚怀王十年“城广陵”（在广陵筑城。见《史记·六国年表》。广陵即今江苏扬州），十一年五国伐秦，十八年起昭滑经营五年而灭越（见《史记·楚世家》），都体现了屈原的这一战略思想。以南方广阔国土、民众和资源为基础，再统一全国，便轻而易举。为此，他主张联齐抗秦，抑制秦国东向吞并山东六国。但楚朝廷一些旧贵族为反对屈原在国内的政治改革，因而在对外战略上也站在屈原的对立面，力主亲秦以排斥屈原。秦国也掌握了楚朝廷内部斗争的这一特征，对楚国上层贵族中目光短浅只知贪腐敛财的旧贵族及后妃、王子加以贿赂拉笼，以打击合纵派。亲秦派使楚齐开战，结果垂沙一战大败，他们便诬陷联齐抗秦者，引起楚上层的四分五裂。庄蹻将军队开向楚南疆，看来同淖滑（古文献中也作“昭滑”，楚悼王之后）一样，是赞同屈原的主张的。也因此楚怀王在此情况下召回屈原以平定局势。庄蹻军队由黔中向南入滇。尽管当时楚国已走向衰亡，屈原还是希望这支部队能开拓南土，为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做出贡献。诗人两次沿沅水南行是希望了解到庄蹻的情况，表现出对庄蹻与其部队的惦念。诗题“怀沙”，即怀想着垂沙之战后南迁的庄蹻及其军队（参拙文：《庄蹻事迹与屈原晚期的经历》，《文史》2002年第1辑，收入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庄蹻起事肯定会导致郢都社会秩序的混乱，也会对那不顾国家利益、颠倒黑白的腐朽贵族进行打击伤害以泄愤，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此后庄蹻被看作杀人放火的强盗，诗人不能明说惦念着庄蹻这一点。 玄文处幽兮，（黑红色的花纹放在幽暗之处，） 矇瞍谓之不章。（瞎眼人会说它上面没有纹彩。） 离娄微睇兮，（离娄略加顾盼就能看清，） 瞽以为无明。（盲人反会说是的眼力太坏。） 但诗人心中总在想着：垂沙之战惨败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谁能公平地看待这一段历史中的是是非非？ 变白以为黑兮，（把本來白的说成了黑的，） 倒上以为下。（把该在上面的压在下面。） 凤皇在笯兮，（凤凰被关在了鸡笼里面，） 鸡鹜翔舞。（却让那鸡鸭飞舞乱窜。） 那些亲秦的旧贵族颠倒黑白，朝廷中任用非人，反是忠正之士受到处罚，而任奸邪之士为所欲为。屈原希望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但存在重大的阻力而难以进行。他忍受着深深的冤屈，坚持前代圣贤的仁政思想。他仰慕古帝舜，仰慕建立了华夏统一王朝的夏禹、商汤。他之所以遭遇种种的忧患而不改其志，便是心中永远存有舜、禹、汤这样安抚万邦、光被天下的圣君，愿意像他们手下的臣子那样为推行仁政、安定天下献力。 怀王三十年（前299）秦骗楚怀王至武关，可能是借口庄蹻据黔中之事，要楚怀王割黔中之地于秦。怀王不答应，遂挟之至咸阳。楚黔中之地西南与且兰（牂牁）接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言庄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既克夜郎，因留王滇池”。言此后即在滇地称王而留下来。屈原之两次沿沅水远至楚最南部，显然是想了解庄蹻的状况。 本诗从思想内容上说，一方面希望楚国经营南方，为统一华夏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又深感朝廷的混乱状况只能导致楚国一步步走向灭亡，理想与现实无法连接起来，而且也很少有人能理解诗人经营南方的主张，更不可能对由于无奈离开郢都的庄蹻入滇称王行为有所理解。诗中就反映了这种思想悲剧。 全诗并“乱辞”可分五段。 第一段开头说，诗人于夏四月之时“汩徂南土”，在洞庭湖西侧沿沅水南行。“草木莽莽”言其为深山老林，“孔静幽默”言其人迹罕至。诗人行至此荒野之地，实际上就是含蓄地表现出另有心事，诗人是怀念垂沙之战后南行的同志才重走这一条路。 第二段写自己坚持正道、坚持原来在政治决策方面的一些看法。其中“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章”指章程，“画”指规划，“志墨”言记之于笔墨，“前图”即此前的规划，也即上面所说“章画”的具体内容。这也是表现了诗人坚持原来内政外交方面的看法未变。本来诗人认为根据七国形势由楚国统一天下是最有可能的。他相信庄蹻是按照当年所定先统一南方的战略，经营楚南土之地的。 内厚质正兮，（内心敦厚品质端正的人，） 大人所盛。（为德高望重的圣贤所赞许。） 巧倕不斫兮，（巧匠倕如果不砍削雕刻，） 孰察其拨正。（谁能看出他技能的高低。） 但当时楚国的状况是有再好的计划、设想，也难以实行，没有人细思何为对，何为错。庄蹻一路南行入且兰、取夜郎，都是打着楚国的旗号。屈原两次沿其行军路线南行，至少对这一点应该是有所闻的，所以他坚信庄蹻向南经营，是为了实现当年诗人先统一南方的主张。实际上，庄蹻在公元前3世纪初将荆楚文化带到西南，并张扬了楚怀王父亲威王的政绩和声名（因为怀王伤透了他的心，故他不愿意多提怀王），也将中华文明最早带至西南一带。诗人只能很含蓄地表现他在这方面的想法和情感。 第三段是由庄蹻之事和自己的遭遇想到楚朝廷中腐朽、顽固的旧贵族为非作歹，而真正为国家效命的人遭受打击的状况。 同糅玉石兮，（把宝玉和石头混杂在一起，） 一概而相量。（用同一个斗概来衡量其价值。） 夫惟党人之鄙固兮，（想来那些结党营私者浅陋固执，） 羌不知余之所臧。（竟不明白我所怀的意义。） 这就是诗人被放逐的根源。“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是言当初所设想内政外交方面的规划很多，但因强大的阻力而未能施行。 邑犬之群吠兮，（乡邑的狗对着人群起狂吠，） 吠所怪也;（是吠它们没有见过的生人;） 非俊疑杰兮，（诽谤俊秀之才和猜忌英杰之士，） 固庸态也。（本来就是平庸之辈的行径。） 除了那些腐朽守旧的贵族之外，还有很多人也不明就里或不能理解屈原所提出方略的长远意义，因而跟上攻击他或对他有所非议。这也是诗人感到孤独和内心凄凉的一个原因。孤独，缺乏理解，知音很少，这是诗人从怀王二十四年被放汉北之时就感到十分难受的一点，在《离骚》中已有充分的表现，只是被放江南之野十多年之后回顾自己的一生，更感到灰心和凄凉。 第四段承上抒发了生不遇时的悲哀。 重仁袭义兮，（我积累宽仁之德多行义事，） 谨厚以为丰。（以谨慎敦厚的品德充实自身。） 重华不可遌兮，（重华那样的圣君不可能遇到，） 孰知余之从容？（有谁能理解我的行为举动？） 古固有不并兮，（自古来明君贤臣难得同时，） 岂知其何故。（怎么能知道这当中的缘故。） 汤禹久远兮，（商汤和夏禹距现在太远了，） 邈而不可慕。（对我来说是遥遥不可倾慕。） 由此可以看出，屈原也具有儒家“仁”“义”的思想观念。诗中表现对重华（舜）、禹、汤的仰慕，对明君的崇敬，是委婉地表现出对怀王不能理解自己而听信谗言，对忠正之士进行打击压制的伤痛。另外，作为一位南方楚国的诗人、政治家，他对舜、禹、汤的思慕也反映出他中华一统的观念。这同他一直憧憬中原与东西南北统一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一部分的最后说“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这应是指作赋之时，即由湘水上游折而北行之初。 “乱辞”是总结全诗之意。 浩浩沅湘，（浩浩荡荡的沅水和湘水，） 分流汩兮。（在洞庭湖两侧迅急北流。） 修路幽蔽，（一路上树木遮蔽十分幽暗，） 道远忽兮。（回想全程真是远路悠悠。） 屈原是先沿沅水南行，然后东至湘水，又折而沿湘水北上。这里有回顾此行全程之意。沅水发源于贵州中部，在湖南西部北流。湘水发源于湖南省南部，在湖南东部北流（战国时是在洞庭湖东侧经临湘流入长江）。这里是回顾全部行程。此下四节表现了诗人在当时形势下舍生就死的决心。诗人知道顷襄王完全抛弃了他，腐朽的贵族官僚要致他于死地，其他很多人也不理解他。他北归中已做好最坏的打算，无论遇到什么意想不到之事，也无所畏惧。诗人自己也没有想到，当他到了汨罗江边的时候，听到顷襄王竟与秦昭王会于有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的楚故都鄢郢。他似乎预感到了国家即将覆亡的结局，因而选择了楚民族历来十分重视的五月五日这个布香草、除虫瘴、讲求清洁之日，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在江南之野的作品，除被放之初所作《涉江》和九年后回忆当秦军逼近郢都时被流放后行程所作《哀郢》外，便是依沅湘一带老百姓祭祀歌舞词所创作的《湘君》《湘夫人》（被后人编入《九歌》）。《怀沙》是屈原的绝笔。 《怀沙》在艺术上同屈原的其他几篇骚体之作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形式上的不同。与早期作品《橘颂》的差异可以不谈，同《离骚》与《抽思》《思美人》《惜诵》这些作于被放汉北时作品的差别也很明显。骚体诗（或曰骚体赋）不计“兮”字，一般是六言，每句第四个字为虚字（即所谓“虚字腰”）。但《怀沙》大部分是四言，没有虚字腰;少数五言，第三字为虚字腰;个别六言，一句七言。它在形式上接近于《湘君》《湘夫人》和民歌。我以为这是屈原晚期创作又向民间回归的一种表现，这应同他在洞庭湖边十多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当然，屈原所创造的骚体本身就是在楚国歌舞辞的基础上创造的;他晚期生活于沅湘一带，又表现出了再次向民歌的靠近。 其次，失去如《离骚》《抽思》《惜诵》《思美人》空灵浪漫的想象与细腻的心理特征。 再次，语言简明朴实，较少修饰部分，其比喻句子也多成语格言之类，如“刓方以为圜”“巧倕不斫”“玄文处幽”“离娄微睇”“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鸡骛翔舞”“邑犬之群吠”，等等，带有生活习语的语言特色，显得直白而侧重理性。不像此前所用骚体那样节奏舒缓，而是给人一种直接倾诉的感觉。这应该也是屈原当时心理的一种反映。 《怀沙》在诗体形式和风格上同《涉江》《哀郢》比也有些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诗人在民间生活久，年齡亦大，失去当年灵动的笔触气蕴;同时，对楚朝廷、对楚国的前途几乎完全失去希望，对自己的人生也不再寄予什么理想。这首诗是诗人带着以上两方面的悲伤与憾恨而作的临终告白。这种句子较短的诗歌体式和较直白的语言也更易于表现当时的胸怀。 认真研读本篇不仅可以弄清一些在屈原研究中含混不清的史实，弄清屈原同楚国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关系，揭示屈原政治思想的深刻内涵，对了解屈原创作心理及创作风格的变化，对认识屈原所创造骚体的前后发展变化情况，也有一定的意义。我们弄清屈原作品的创作时代以后可以看出，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的状况，也反映出了诗人的年龄、经历的变化。 清林云铭《楚辞灯》评此诗：“此灵均绝笔之文，最为郁勃，亦最为哀惨……其章法句法，承接照应，无不井然。”陈本礼《屈骚精义》说：“以怀石为舒忧，以投渊为娱哀，命尽于此，天实限之，夫何怨哉！悽音惨惨，至今犹闻纸上。帋上已上又似一篇自祭文。'乱曰以下，则自题墓志铭也。”均为有所体会之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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