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 | 在“学术方法”背后——以《论小说十家》为例

赵园《论小说十家》（修订本），三联书店2011年版

编者按

陈平原教授在“小说史学面面观”系列讲稿中，曾以《阅读感受与述学文体——关于〈论小说十家〉及其他》为题，专文讨论赵园的文学研究的风格和旨趣。赵园读后撰写此文以为回应，以恳切的文笔表述学术生涯中的甘苦与得失，尤其看重“方法”背后的个人心境与体验。本文初刊《文艺争鸣》2021年第6期，感谢赵园老师授权发表。

在“学术方法”背后——以《论小说十家》为例

赵园 

我所做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对明清之际思想、文化的考察，自己所重在后，关于后一段研究，谈论较多。这里“以《论小说十家》为例”，主要因了陈平原近期发表于《文艺争鸣》的《阅读感受与述学文体——关于〈论小说十家〉及其他》。有这篇文章作为凭借，有可能抽出可供讨论的议题。我明白陈平原有关分析的针对性：当下的文学教育、文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文学专业专业训练中的普遍缺失。在这些方面，我与他有同感，只是因退休已久，又远离高校，感受不那么直接、痛切而已。

写作该文的过程中，陈平原曾与我通话，唤起了我的部分回忆。即如我的研究路径与夏志清的文学史的关系。年深月久，我不能保证记忆可靠。有些方面尚有把握，如以对鲁迅的认同为底色，如取向方面的左翼文学背景。我与同一世代的几位朋友共享了上述“底色”与“背景”，例如王富仁，钱理群。

所以是这十家，与文学史写作惯常的“排座次”无关。也就是说，十家以及这十家，非基于设计。对象自然有分量之别。只是我不那么关心“分量”，关心更在是否“有感”；较之作品有没有分析的价值，更在意有没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发掘自己的可能性——这无疑也是发现对象的过程。对象的确是在阅读中生成的。

具体论述，的确基于陈平原所说的“阅读感受”，尤其对文字、文学语言的感受。即如老舍笔下经了提炼的北京话。[1]另如萧红看似“稚拙”却经得住品味、咀嚼的语言，再如傅山文字那种较少帖括气的奇崛。

在我看来，文字之于作品，犹如肌肤，是诉诸感官以至可“触摸”的层面。触到了这个层面，而后深入“肌理”，是文学研究必经的途径。这种经验或许不被一些年轻同行认可。在他们看来，可论述，展开一个较大、较为重要的议题，是更重要的。他们也据此选择分析对象（作品）。我不评价优劣，只是将此视为路径不同。不同世代固然不妨有路径的不同，同一世代又何尝有同一路径！最终还是要由“成果”说活。我对此没有平原的焦虑，对年轻学人也缺少关注，只是现身说法，将自己作为个例而已。注意，只是个例，而非将自己作为方法。

较之于陈平原的焦虑于文学专业研究生的不读或少读文学文本，论文写作的“技术化”（台湾学者的说法是“制式化”），我关心的，更是文学专业者的不能进入文学，不能由文字进入文学，不能将文学文本作为文学。至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或已被作为陈言。关于文学，早已有种种界定，不在此讨论。[2]

读文学是一种能力，辨识文学的优劣尤其是一种能力。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大学、研究生“制式化”的论文写作（有人拟之于流水线上的生产），足以使人失去以至无从培养这种能力。不读作品，不会读作品，不能进入文学，是“文学专业”训练普遍的失败，也是文学专业从业者普遍的缺陷。不知这样说是否伤众。

“沉浸”是一种阅读状态。太过功利的阅读有妨“沉浸”。我不认为“沉浸”是研究文学的必要条件。我自己也不能保持那种状态。无论“沉浸”与否，对文字有感，真正进入文学，对于文学研究却是必须的。文学研究者进入文学没有特殊途径。文学兴趣赖有培养，审美能力只能在阅读中提升。你可以借助于理论、分析工具，“感觉”却只能看各人的造化。

1980年代各种理论资源涌入，文学研究有范式的变化，“感觉式”“印象式”的批评被认为过时。有人比较当时的几位“女性批评家”，将我归为“老派”。我对此不以为意，仍然用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文章。我相信不会“过时”的，有“感觉”之为能力，捕捉、形成“印象”之为能力。这种能力应当为文学专业者拥有。所幸当年的学术空间较为宽阔，容得下不同方式、路径并存。我的不左顾右盼的自信，也为环境所鼓励，并不能仅仅归结为性情。陈平原的文章说到了这一点：如若有时下的论文规格且“双向评审”，那些文章能否顺利发表尚未可知。因此我只是提示我所以为的一种缺失，并不敢将自己的文字作为样板。

尽管如此，“沉浸”并非从事文学研究的应然状态。我自己也不能长期保有这种状态。在我，那种“沉浸式”的、“投入了生命”的阅读，持续到了写作《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1990年代。写《地之子》中关于张承志的一篇（陈福民写过关于此篇的评论），仍然沉溺到难以自拔。[3]这在我，是一种美好的经历，也被作为从事文学研究的补偿。至于与具体作者、作品结缘，也如人海中与某个人的遇合，并非总能说明缘由，却肯定有深因在焉。

赵园《地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伍尔夫著有《普通读者》。与“普通读者”相对待的，或许就有专业读者以至职业读者。情况往往是，一旦成为“专业读者”，想返回“普通读者”而不可得——或许可以归入为学术的牺牲。一种更能进入文学的阅读状态（无论是否“沉浸”）一旦失去，即难以找回。作为专业读者而不全丧失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具有专业精神却不放弃“业余”的位置，是否可能？不妨由此检讨过度专业化的代价，尤其专业的文学研究者。

我提到过一个人的“世缘”。文学研究者经由学术工作与此世结缘，作家作品也可能成为中介。我一再说起当年偶然地选择老舍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并不曾料到之后会有《北京：城与人》。[4]写沈从文，也不曾想到几十年后与沈再度相遇，读《沈从文家书》而反省自己与左/右有关的成见。写作“十家”无疑各有故事。上面所说，是后续的故事。你有限的生命中，有一些瞬间，由这些有趣的故事构成。做学术并不只是付出。其补偿，除了享受阅读，更包括扩展了你的世界，丰富了你的人生。这种“世缘”不止于作家作品，而且与一个时段，一个历史时代，如中国现代史，如明末清初的一段历史，如中国当代史的一段“非常年代”。这种“世缘”参与了对你的塑造，最终成为你之为你的一部分。这种经验、经历难道不足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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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陈平原的那篇文章。

由文本/文集入手，一以贯之，被证明了是适于我的方法。对于学术工作者，入手处至关重要。最初的路径选择，或许决定了——当然，也有可能限定了——此后学术研究的格局。由《艰难的选择》到《北京：城与人》、《地之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每一本都有作家论或作品、人物论；综论与作家、人物论并进，相互助成。[5]综论也由作家、人物、作品论的片段组合而成。[6]

陈平原着意引用了初版《论小说十家》中的《论余杂谈》。后来的版本未收此篇，大约因觉得太过絮叨。我的确往往絮絮不休。他没有提到的，还有写在成书后的《关于〈艰难的选择〉的再思考》（刊《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边做学术，边审视所做；即使一个题目完成后，仍一再回首，有点一步三回头的样子——也非经了设计的姿态，是真实的学术过程。回顾，反省，补充，校正，是过程的组成部分。当着学术工作结束之后，则“回望所来径”，以此“告别”。发表出来的部分，分别刊《书城》杂志与《上海书评》（网刊）。此时的我，既没有所谓的“成就感”，也没有怎样的遗憾，心情平静如水，也无风雨也无晴。

其他与学术工作有关的“经验谈”，较为集中的，即收入《想象与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的《论学杂谈》两篇。刘铮评《想象与叙述》，曾据《论学杂谈》之一作为题目的“思想、材料、文体”，提到我的所谓“雄心”（因对应于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词章）。事实是，在我看来，学术工作对能力的要求，不出此三项。在我，思想、义理或许是弱项，文体、词章则被认为强项。我强调上述顺序，多少也出于对自身缺陷的认知。强弱系于禀赋也基于训练，未必与性别有关。个人的学术方法形成在漫长的时间中，赖有主客诸种条件。有选择，有无可选择；你或许有“方法自觉”，也肯定有不自觉或不尽自觉。

我自己从事学术工作前，缺乏较为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在资源匮乏、缺乏依凭的条件下，靠的更是自己摸索。这样的好处，是不易陷于“套路”，坏处则是先天的缺陷难以弥补。向诸位推荐洪子诚先生的《读作品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因洪先生的作家作品论，为我所不能及，属于另一境界。尤其文学史的视野。所论往往关系当代文学的重大问题，又绝不失文字敏感。更难得的，是反省几乎可以作为他的标识。我尤为看重的，毋宁说是上述极其宝贵的学人品质。

洪子诚《读作品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由学术研究的需要看，义理（理论修养）、考据（对文学事件的考辨）、词章（对文学文本的欣赏以及文体的考究），洪先生各项能力发展较我均衡。在我看来，写诗以及解读诗的训练，更有助于把握语言/文字的精髓。这种能力只能属于极少数人，所谓天赋异稟。[7]我则不但比之于洪先生、而且较之近些年优秀的年轻学人，有基本训练的缺失。不必说音韵、训诂、考据，版本、目录学也几近于无知。关于版本的意识，是由北大图书馆的“库本”启发的。由读库本（即民国年间的旧版本；未必初版本）进入现代作家，无疑少走了一点弯路。

既讨论《论小说十家》，你不难注意到，我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仅以小说为对象，没有涉及同一时期的“新体诗”以及旧体诗；关于“知青文学”，未涉及“白洋淀”诗派及同代诗人的现代诗；考察文革，对当时地下、半地下的旧体诗，借重的是日本著名学者木山英雄的研究；关于明清之际的考察，也不敢以当时重要的文学体裁诗词为分析对象，缺口不可谓不大。

至于鲁迅、左翼之为“底色”，的确如此。这也是我的“学术起点”的一部分。由后来治学的角度看，文革中读鲁迅，是最重要的阅读经历。十家中被归入左翼的有七家。对张爱玲、沈从文持论均不免于苛。但我所谓“左翼”，是广义的，更指“倾向”，不一定有组织（如左联）上的归属。“左翼作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身分”。且“左翼作家”所作，非即“左翼文学”，亦如“知青作者”所写非即“知青文学”。在我看来，郁达夫、萧红、骆宾基等等，均非典型的左翼作家。郁达夫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更是一个有“士大夫风”的现代知识人，不宜在左/右的视野中看取。

关于《论小说十家》，陈平原的发现，有一些在我的认知之外。我那本书写在最后的几篇，成文在1985年，距今已有三十六年之久。那是一段年代久远的往事。若不是陈平原重新将其置于学术史的视野中，我自己几乎没有机会反顾。我对于收入该书的十几篇，较有把握的，仅关于萧红的一篇。编自己的学术作品选，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只选了这一篇。我知道有朋友对此不以为然。该书的编者也认为我的自我评估不应如此畸轻畸重。或许在另一种眼光下，前一段学术工作的意义被我自己低估了。这证明的也是我对自己转向明清之际的事后的认可。

我知道有年轻学人对我的两部早期作品，更属意《艰难的选择》而非《论小说十家》。两本书分别成书于1986、1987年，写在同一时期。写《艰难的选择》，有所谓的“问题导向”。经历了1950—60年代，尤其文革，以“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为方向“打开历史”，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打开历史”是个大企图，进入学术工作，仍然要落实到一个个议题，尤其一篇篇作品及其中人物。作品、人物论不同于作家论，处理的问题不同。作家论有可能内含有“知识分子问题”，关心却更在作家创造的审美价值。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点点滴滴地积累，下的始终是笨功夫。没有雄心，没有对职业生涯的规划。除了《艰难的选择》、《地之子》以及“明清之际”这个时段，更是“相遇”、“遭遇”，“不期而遇”。一篇篇、一函函读过去，因积累而渐渐成形。一遍遍梳理，一次次拼贴，结构、框架由是生成。好处是避免了过早的“预设”。有一些题目，虽经了漫长的积累终于放弃，并不觉得可惜，更无所谓浪费：你以题目凝聚了精神，拓展了认知，是否完成由己，又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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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差异在疫情中被放大，所谓后浪/前浪。有严肃的讨论，也有蓄意炒作。我宁将此当作“话题”。在我的视野里，前辈学人，不止陈寅恪、陈垣，我们至今尚不能望其项背。而我所属的世代不难“超越”，我也乐见被后来者超越。

我们已成为或终将成为过去。属于一个“世代”的元素早已在随风而逝。我期待于现代文学后来的学人的，是走出自己的路，包括扩展专业的知识基础：即使不能“兼通”也略知中/外，尤其古/今。以眼下这样的状况，相当一些“民国知识分子”已难以纳入考察的视野。你甚至欣赏不了郁达夫的散文，更无论旧体诗。现代文学时长仅仅三十年，尚且如此，如何与时间跨度远大于此的古代文学研究比分量？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前年应当是个“大年”，却未必有可与之匹配的学术成果。我很清楚当下的环境对这个专业造成的困扰，却也知道另有空间。即如有专业人士活跃在B站，重新解读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现代文学作品；另有人的影视作品评论，机敏犀利，堪称中国当下顶级的“脱口秀”。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依旧有效，你却也不妨“另辟蹊径”。问题是，是否有自己的路径，是否能走出自己的路径。

应当承认，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即使不能说“生逢其时”，从事学术，却恰当其时：以自身的空疏面对一个劫后荒芜的学术领域，内外压力都没有大到难以承受；力竭之际又能“全身而退”，以此保有了学术经历的完整性。

我不读自己的旧作，也不大有精力读年轻学人的论著，与专业界的联系已难以维系。也如一贯的那样，不拒绝却也不热衷于交流。以目下的状态，有限的精力更愿意读社会新闻，吸纳与学术工作无关的陌生信息。人生有季节。我的生命已进入深秋，不会勉力找回春天的感觉，顺乎自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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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的题目拟得较为随意，有可能误导，以为有独家“秘籍”。其实。“背后”的东西很平常，上面都已经涉及：你的阅读经验、经历，包括你从事学术前的阅读经验、经历；你的自我认知、评估——对于你的可能性，潜能；学术过程中的不断检视，反省，调整。此外，你的人生经历，你的关怀，永远是你从事学术的背景。即使在告别学术之后，你也可以是永远的人文知识分子。至于具体方法，上面也已经说过，有可训练有不可训练，“心得”有可传授有不可传授。方法、路径，更要靠自己摸索。如若对“方法”但求“实用”，其“背后”，即生成“方法”的那些，也就被忽略了。

我注意到陈平原的那篇关于《论小说十家》的文章，被刊物放在了新设的栏目“随笔体”里，暗自想，平原被我“带节奏”了，将一篇可能的学术史论写成了不便归类的“杂说”，不禁失笑。

2021年5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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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里“提炼”至关重要。使用方言不应当是炫技。文学艺术滥用生僻的未经提炼的方言，除了为阅读设置门槛，没有别的意义。

[2]曾有一种说法，古代文学外，国外往往将中国的当代文学仅仅作为社会文献、资讯，而无视其文学价值。在莫言获诺奖之后，或许稍稍抚平了这种愤懑。受限于翻译，中国当代文学被由文学的方面肯定，仍然是一个难题。

[3]告别《金牧场》，竟恋恋不舍，却不再能欣赏同一作者的《心灵史》——或许与能否“沉浸”无关。

[4]写作《北京：城与人》更赖有当时的若干篇“京味小说”，也不曾到料到此后更有京味话剧、影视作品，以至蔚为大观。

[5]学术写作与随笔写作也相互助成而非相妨。证明了不同的方法，不同形式的写作可能兼容，而不要求你有所去取。你无需压抑自己学术工作之外的写作冲动。

[6] 《家人父子》一书中有关于冒襄的家族、婚姻故事，成书后又以随笔方式写了“冒董情缘”——不是余兴，是一个论文的文体难以展开的故事。

[7]我尤其欣赏洪先生的诗论，如关于苏联时期政治诗的《〈娘子谷〉及其它：政治诗的命运》，关于王家新的《〈塔可夫斯基的树〉：“逆时代”诗人》。相信洪先生对现代诗的欣赏，与他对西方古典音乐的鉴赏能力有关。我羡慕洪先生的音乐修养，尤其可用于娱老，安顿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