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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上，佛道生于魏晋，盛于隋唐，儒学因此没落。文学上，自魏晋隋唐兴起的文采华丽的骈体文和脱离社会的玄虚清谈，使文本失去实质内容。经济上，佛教寺院经济兴盛，国家社会经济被严重影响。由此，以韩愈为代表的新兴士人，在文学上，掀起了“古文运动”，提倡秦汉朴实的古文体；而这一运动，在学术上，被称为“儒学复兴运动”，此运动重新肯定了儒学的必然价值，并为宋明理学奠定了基础，因此，韩愈也被称为“宋明理学的先驱”。 韩愈首先针对佛教严重影响国家经济这一现象做了批判，认为佛教占有了众多不事生产的人口和许多不用交税的田地，影响了国家税收和社会运转。并从经济上推升到对佛教学说的否定，认为佛教学说使人不事生产，没有君臣父子、社会国家。所以要想恢复国家社会秩序，就得重新肯定儒家社会学说。而儒家中关于社会的学说，韩愈看中了《孟子》和《大学》，这是他对儒家有所发明的地方，也由此，《孟子》和《大学》成为了宋明理学及后世儒家极其重要的文本。而韩愈肯定儒学的的手段，首先是“华夷之辨”，即认为佛教是蛮夷学说，而儒学才是华夏本土的正统文明学说。接着为了肯定儒家的传承和脉络，也为了回应佛教“法统说”，韩愈自己整理出了儒家的“道统”，认为儒家自尧舜禹汤，再文武周公，后传孔子，最后传孟子，孟子逝去就断了传承，而自己则接续了儒家道统。由此，韩愈在批判佛教的基础上，完成了自身对儒家的重新解释。另外，韩愈在性情上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上品生来性善，天生具有仁义礼智信，中品可善可恶，下品性恶；而情也有三品，上品能合于中道，下品情发总过或不及。最后，从学术史角度，韩愈的地位主要是开儒家风气，而其自身的学术思想并不是十分的深刻，儒学的重构，要到宋明理学才完全展开。所以韩愈只称“儒学复兴”，而宋明理学则被称为“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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