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故事】张载精通医术和占卜吗

​熙宁十年(1077年),张载二次辞官准备返回故乡。此时,张载的好友、理学另一宗师、被称为“康节先生”的邵雍在汴梁病入膏肓。据《宋史·邵雍》卷四二七载:“雍疾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将终,共议丧葬事外庭,雍皆能闻众人所言。”又据《邵氏闻见录》卷一五载:“熙宁十年,康节已病,子厚知医,亦喜谈命,诊康节脉曰:'先生之疾无虑。’又曰'颇信命否?’康节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谓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否,尚何言。”两段文字记述了邵雍重病之际,张载询问其病情并提出了占卜意见。学界由此认为张载精通医术和占卜,甚至有人说他掌握“职业异术”。事实真是这样吗?

不妨先解读一下张载早年的著作《横渠易说》,便可知一二。《易》是《周易》《易经》《易传》等学问典籍的统称,后人便将沿袭此类思想的著作俗称为《易》。《易》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中言:“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意思是:古圣先贤是通过生活中具体的事来启迪人民百姓的,这就是所谓的“因事寓教”。可见,最平凡的生活中就有着最深刻的道。《诗》是歌谣录、《礼》是日常伦理规范指南,《尚书》《春秋》则是横亘尧舜时代到夏、商、周乃至春秋战国的先秦史书。那么,《易》的作用是什么——卜筮,占卜是也!秦始皇焚书坑儒,把《诗》《书》等各类典籍都毁了,唯独《易》留存于世,便足以证明古人对占卜的看重。此外,在先秦典籍如《左传》《国语》中也记载着大量有关占卜的内容。如此也不难理解,无论是出兵打仗、幼主登基,抑或娶妻嫁女、生儿育女,甚至出走叛逃、被贬远疆,古人都要卜上一卦,以断吉凶祸福。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字,其主体内容就是卜辞,即占卜活动结束后,记录活动进行情况与结果的刻辞。可见,在先秦时期占卜行为已十分普遍。

张载以“天”“地”“人”三者通贯为一的宏大视域,重建了易学的话语体系,创立了“横渠易学”。在张载看来,天与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天无心无为,人却有思虑行为。”他说:“神则不屈,无复回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此直谓天也。天则无心,神可以不屈,圣人则岂忘思虑优患?虽圣人亦人耳,焉得遂欲如天之神，庸不害于其事?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经世,则何用圣人?天治自足矣。圣人所以有忧者,圣人之仁也;不可以忧言者,天也。盖圣人成能,所以异于天也。”我们不要忘记,作为理学开创人之一的张载,其研究的命题主要是哲学宇宙观、自然科学观以及礼德教育，但因为科技的落后和古人认知上的滞后性,中国古代宇宙观和自然学说大都是建立在隶属于易学的玄学和命理学之上,很多哲学命题和有关自然现象的解释既要从玄学角度来判断,又要结合客观朴素的唯物发展观来分析。比如古时连续大雨造成江河泛溢,或是连年干旱庄稼歉收,这些现象从主观上都会让人产生“天命不可违”的神异心理,认为必须依靠祈求或顺应的心理以感化神灵,从而施恩于人,达到“天地人和”的状态。然而,张载并非神学论的吹鼓手,而且他对佛道两家“知天不知人”的提法甚为反对,亦对孔孟儒学所持“知人不知天”的说法表示疑虑。于是,他提出独到的思想观——“天人合一”。他问诊邵雍,其实是结合了病人肉体的病理变化,并根据当时的自然环境(天气、温度等)综合分析病情。这在今天也是中医大夫最为常见的问诊方式,只不过受时代局限,张载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科学方法,仍将其视为占卜行为。于是,时人也就认同了张载能占善卜。

如此,“张载精通医术”一说也就很好理解了。这里又不能不说到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周易》对《黄帝内经》的影响巨大,尤其是有关阴阳的思想。《黄帝内经》有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唐人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明代医家张景岳亦云:“易者,易也,具有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一言概之,医学与易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阴阳的问题。因此自古即有“医易同源”之说。既然医学是解决阴阳的问题,那么,张载提出的“太虚即气”“乾父坤母”等观点不正是在解决平衡阴阳的问题吗?只要阴阳平衡,人体病灶自然会向好的方面发展。这便是张载所理解的:“气聚则凝聚为物,气散则回归太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张载本身就患有慢性肺疾,他自己曾给邵雍和二程写过一首《诗上尧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诗云:“病肺支离恰十春,病深樽俎久埃尘。”这说明张载不仅知道自己患有肺疾,也知道病因是“久埃尘”。在长达十年的患病期,张载自然会对自己的病体产生一些见解。在他另一首诗作《贝母》中就言:“贝母阶前蔓百寻,双桐盘绕叶森森。”贝母是什么?即治疗肺病的一味中药材。这两首诗作有意无意间给后世提供了张载“久病成医”的佐证。因而说张载“知医”也就是很好理解的事了。

张载问邵雍:“颇信命否?”邵雍答:“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谓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此话不正道出了命运在于自身,而不在天。不仅邵雍知道,“喜谈命”的张载更是心知肚明。谙熟《易》的张载既能洞察他人,亦能感知自身。据《张子全书》载,熙宁九年(1076年),张载因“感异梦”,自觉或遭不测,于是“忽以书属门人,乃集所立言”:“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张载交代门人整理自己毕生的学术思想形成典籍以传后世,是叮咛，也是遗嘱。张载毕竟不是神医,没有妙手回春之力,但说他有悬壶济世之功,则并不为过。他要医治的并非肉身之虞,而是“天地之病”“社稷之疾”。这是他的宏伟愿望,也是他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