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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作者 |贾龙杰 原创 | 乡土中原（ID：gh_06d145e3125e）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收完秋种罢麦，就是一冬一春的农闲季节。走近许南公路放眼望去，公路两侧，南来北往拉煤的架子车，一辆接一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像蚂蚁搬家一样，绵延数十里，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一道特殊景观。一是用于一日三餐的生活。当时的农村，不光是口粮欠缺，烧柴也很紧张。农民用的都是传统柴火灶，烧的都是庄稼秸秆。麦秸是要留下喂牲口的，不能烧锅，其它庄稼的秸秆如包谷杆、芝麻杆、花柴、豆杆等是远远不够烧的。小孩子放学和过星期日，背着箩头拾柴火是其主要工作。有时候家中的男劳力还要到拐河、四里店等深山区去买栎梢拉回来当柴烧。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矿区生产队的小煤窑多了起来，农村也渐渐改用烧煤做饭了。先是用风箱烧烟煤做饭，后又改用无烟煤（我们这里通称为“密煤”），打成蜂窝煤生炉子做饭。用烟煤要到平顶山去拉，用无烟煤要到禹县神垕、梁洼一带去拉。当时县里设有煤建公司，但只供应县里的工业用煤和城镇居民的生活用煤。农村社员的生活用煤，不在国家计划，除了个别有门路的能开后门弄来一些平价煤外，大部分人还得拉着架子车远征几百里，到平顶山、禹县去拉煤。二是农村盖房子要用煤来烧砖瓦。农村在1958年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时期，毁坏了许多民房，农民居住条件很差。1962年后，经国家政策调整，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生活渐渐有了改善。很多社员也都想把原来的草房换成砖瓦房。再者，当时农村结婚娶媳妇，女方提出的条件都是“三间瓦房过风脊，车子、手表、缝纫机”。盖三间瓦房需“万砖万瓦”。当时大家经济都很困难，为了省钱，有的社员就在工余时间自己做砖坯、做瓦坯，自己请窑匠烧制。没人手的干脆去平顶山拉煤，到窑上换砖瓦。当时县煤建公司烟煤的牌价是每斤2分2厘5（约合今之2.5元）。每块砖的价格是4分，每块瓦的价格是1分。若用煤换砖瓦，1斤2两煤可换一块砖，1斤煤可换4块瓦。仔细算起来，用煤换砖瓦还是很合算的。用架子车拉煤，每车至多只能装一千二三百斤。盖三间瓦房的砖瓦，若用煤换，估计得用万斤以上，没有十趟八趟是完不成任务的。这便是一冬一春拉煤的架子车在许南公路形成规模景观的根本原因。平顶山距我们这里200多里，禹县和神垕、梁洼都有300多里，来回得折腾十来天。当时的路况很不好，到矿山上装车也不顺利，每一趟都经过千辛万苦，他们所受的磨难，是今天的年轻人所难以想象得到的。 为了能反映当年拉煤人的原生态，我让我侄子贾岐山亲口叙述一下当年到禹县神垕拉煤的一段经历。 那是一九七零年冬天，记得是在11月初，我们这几家柴火都不够烧，商量着上神垕拉车煤。我们一块去的共有4个人，增新、保堂、玉星和我。我们家距禹县神垕有300多里，来回得十来天，得做好充分准备。先蒸了几锅红薯面掺包谷面的窝窝头。怕时间长了出醭，把一部分馍切成片晒成馍干。再擀十来斤面条晒干。红薯、包谷糁都带一些，再拿一些咸菜和油盐什么的。做饭用的铁皮火圈、小铁锅，睡觉用的被子、二尺宽的麦草小苫子，以及修车用的全套工具，都得带上，一件都不能少。那时家里十分困难，拉一车煤得十块钱，但我的父母七凑八凑只弄了五块钱。增新和我一样，也只带了五块钱。保堂和玉星拿的钱也不够，但人家都带了一些布票，能在矿山的黑市上变成钱。听说独树街北小顶山前有个庄叫暖泉，出产一种英石，是做陶瓷泥坯的原料。我和增新的打算是，神垕有陶瓷厂，顺便捎去一车，可卖五六块钱，这样勉强可以凑够一车煤钱。但算处不打算处来。我们四个人一起从独树下路往北去暖泉，走了十来里，迎面过来两辆架子车，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说去暖泉拉英石。那位老哥说：“你们也别去了！我们也是去拉英石的，那里的英石早没了。”我们一听这话，浑身稀软，象霜打的蛤蟆，路也走不动了。掉转车头，在路上歇了一会儿，等又回到独树天已经黑了。我们就在独树许南路南边，一个小村庄的高台牛铺上，停下来生火做饭。吃了饭，就在架子车下铺床睡觉。钱的问题解决不了，到了煤窑的地方怎么办？我们四个人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没有想出办法来。最后我说，天无绝人之路，有的是力气，明天再碰运气吧。第二天天不明我们就上了路，走到郏县听一个老乡说，禹县、神垕矿上收购支巷道的坑木，最好是柳木的，论斤称，一般情况一个柳木树干能卖一二十块钱。我和增新一商量，这又是一个办法，就决定下路到村庄上去找柳树。保堂和玉星向梁洼方向走，我和增新向着神垕方向的农村寻找柳树轱辘（即柳树干）。跑了五六里，终于看到一个村子水坑边放倒了一棵柳树，两三把头，七八尺长，要十五块钱，但我们两个每人只有五元钱，好说歹说，人家看我俩真是没钱了，就算十块钱卖给了我们。买下了柳树，心里踏实多了，我们就加快步伐往神垕赶。距矿山不远处，听一个老乡说，若抄近道从这个陡坡上去，可省五六里路。但这个坡实在太陡了，就是两人拉一辆车也上不去，我们只好把车子拆开，两人抬了上棚儿（车身），回头抬下盘儿（车轮和轴杠），再抬柳树桩，一直抬了五趟才抬完，虽然省些路，却不少费事，也没少费时间。到达矿上，已七八点了，估计是一家生产队办的小煤窑，我们只好住下。第二天上班时分，我们就去交树干，但人家已不论秤称了，每根树桩只给10元钱，我们费了这么大周折，白费了这么大力气，到头来却仍是圆扯圆。我们两个共有这10元钱，只能买一车煤，这可怎么办？听工友们说，矿上有些临时活可以挣些钱。我俩就到矿上的办公室去问，人家说现下没什么活可干。我俩就蹲在门口不走，死缠活缠，一个负责人终于说：“门前这堆坑木有些碍路，您俩给它挪过去。挪完给你们一车煤。”我俩一听，十分高兴。放眼一看，这垛坑木有三间房子那么长，两米那么高，这得多长时间才能挪完！但仔细一看，碍路的只有两三米宽，其余的并不碍事，我俩就赶紧动手，把东头碍路的这一截搬到两头码好，不到半晌就完成了任务，到财务上交了差，开了票，就赶快排队装车。等排到跟前，不等人家装，我俩就用做饭的铁锅往车上挖。等装满了车，急忙拉去过磅，过磅不排队，但每人得往十米外的沟里搬运五车煤矸石才能过磅。等运完五车煤矸石，天已黑了。从山上往下拉，坡很陡，据说一车煤得四五个人帮忙才能拉到山下的路上，我们只有两个人，肯定不行，只好先住下。幸亏遇到上蔡县的三个人，我们一商量，今晚先住下，明早5个人互相帮忙，好平安下山。但第二天一觉醒来，上蔡的三个人早已走了。我们两个只得马马虎虎吃了早饭，就准备下山。坡真是太陡了，路又坑坑洼洼，满是石头和沙子，如果脚把不住滑，出溜下去，就有车毁人亡的危险。但找不到人帮忙，我们两个也只好硬着头皮冒险下去了。头一车是增新掌把，我坠着车，他将车把扬起来，后车落（lao）跐着地，我两手狠狠地抓着左边的外把，屁股向后坠，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挪，足足下了四五十分钟，才算下到山坡下的土路上。第二车是我掌把，增新坠着车。虽然比头一车有了些经验，但也差不多半个小时才下得山来。虽是三九寒冬，我俩连累带吓，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歇了不久，山风从衣领里钻了进来，顿觉脊背有些发凉，事不宜迟，得抓紧赶路了。来时基本是空载车，虽受了一些周折，但还能顶得住。回来是一千多斤的重载车，山路崎岖坎坷，反复上坡下坡，得步步小心。上陡坡时，得两个人轮换着，一个人拉，一个人推。如果坡度不太大，就一个人伸着脖子拽着绊绳，握住车把，一步一步往上挪。每攀登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忍耐力。下坡虽然轻松些，但车子催人，两手必须用力提着车把，后落跐着地，身子竭力向后倾；屁股往下蹲，同样不省力。只有漫坡，才可放快脚步走，算是最大的享受。经过几十里的山路，总算到了许南路上。许南路是东北西南方向，冬天又多东北风。我们就用预先带来的两根竹竿，分别竖着绑在车把的中间，把床单四个角绑在两根竹竿上，象船上的帆，借助风力，拉起来就轻松得多了。到了独树的七里岗，听名字就蛮吓人的。凭我们两人之力，无论如何是拉不上去的。正好坡下就有帮车的。人家每人手拿一条带钩的绳子，帮你拉上坡，每人一毛钱。我们只好破费两毛钱，每人雇了两个帮车的，这算顺利地过了一道难关。上了坡，停下歇歇，翻开衣口袋看了看，还有最后两毛钱，正好路边有卖牛肉汤的，每人买了一碗，泡着干透了的黑窝窝，吃饱了肚子，好往家赶路。过了七里岗和庙岗，再也没有难过的关口了，望着回家的路，心情格外激动。鼓足勇气，打了两三个钟头的黄昏，终于熬到了家。搬着指头算了算，拉这趟煤，来回行程700多里，历时九天半。吃尽了千辛万苦，累得精疲力尽，但看到这满满的一车密煤，一冬一春的烧锅、烤火用煤全都解决了，心里暗想：这趟辛苦还是值得的！年轻的朋友们，这是当年千千万万个拉煤人的共同经历和感受，听了他拉煤的经历，你一定有恍若隔世之感吧！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的“厨房革命”中，农民扒掉了烧柴灶，毁弃了煤火炉，换上了电磁炉和燃气灶等清洁能源，农民再也不用愁吃愁烧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上矿山拉煤的那段经历，就作为一段艰苦奋斗史，永载史册吧！贾龙杰，1940年3月生，方城县赵河镇人。1957年方城二中初中毕业后，曾任民办教师24年。改革开放后，于1981年考入南阳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方城县第一高中工作，曾任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副校长；方城县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十一届副主任。退休后于2004年被任命为方城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至今。曾发表教研论文30余篇。编印《关爱之路》、《启迪心灵的金钥匙》、《岁月沧桑》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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