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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定解放 1949年12月12日凌晨，西康省政府电台收到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的电文，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拿着电报稿笺到唐英（原国民党二十四军一三师师长）公馆进行密谈。然后两人回到省政府召开高级人员紧急会议，省参议会代议长高上佑（后去台湾，天全人）、参议会秘书长周馥昌、省党部书记长戚彬如等决定宣布起义。戚彬如当场表示“我是国民党西康省负责人，但确没有危害过共产党，没有危害过民主人士”，要求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12日10时，在西康省政府右侧，原来唐英的师部，也是川康边防军副总指挥部（解放后的州招待所），召集省政府职工和军学商各界人士三百余人，张为炯以西康省政府代主席身份主持开会。他首先宣读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将军12月12日的联合通电电文。张为炯很严肃的说，现大局已定，刘主席（指刘文辉）为了川康的和平安定，已经联合邓锡侯、潘文华两将军发出通电起义，我信（现）率在康定的西康省政府人员于今日宣布起义，并经刘主席决定，即日成立第二十四军康定行营，唐英为行营主任、杨翼之（西康省会警察局长）为参谋长，希望与会各位切勿惊惶，务须恪尊职守，等待接收。接着唐英作了简单讲话，表示一定按照刘主席的指示办事，尽力保护地方安宁。 师部大门口挂起了新制的白底黑字大木牌，写着“陸军第二十四军康定行营”一行大字。“康定行营”和省政府的旗杆上升起了赶制仿造的五星红旗，所有的士兵通通把国民党旗的青天白日的瓷面铁片帽徽摘掉，贴上了用红纸或红布剪成的小红五角星。大家都期待着解放军前来进驻接收。 当时确实也没有什么公可办，大家坐在办公室围着火炉闲谈。有些人把朋友从香港邮寄来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共产党对城市的工商业政策等一类的新书刊拿出来互相传阅。 起义后，唐英公馆马上就热闹起来。唐英打起精神接待客人，还担提起了鸦片烟灯让抽烟的吸。如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戚彬如、二十四军驻巴安团团长付德铨、康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李谦等就在唐英公馆里吞云吐雾（吸鸦片烟）起来。 唐英就任行营主任后的军事部署：一、以付德铨兼任西康省会城防司令指挥付从巴安带来的一个连和省会警察局、消防队等武装力量，以及原直属唐英的师部的马兵连，担任省会的城防治安。二、抽出王玉岗的省府警卫团，由副团长肖谦率领一营、二营开赴泸定，自飞越岭下的宜东、富庄、清溪警戒布防。肖谦到泸定后畏缩不前。 康定宣布起义后，在西康省政府秘书处工作的李良瑜（共产党地下党员）和民政厅工作的陈宗严（共产党地下党员），宣传人民解放军的“约法三章”和共产党对城市工商业的政策，以及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 国民党特务也好像“销声匿迹”，实际上还在进行罪恶活动，破坏和平起义。军统特务康定站情报组长李志、林茂携带电台与各方联络。 康定起义后，代主席张为炯最为头痛苦恼的事是五六百省府公务人员及其家属的生活问题，加之物价暴涨，纸币大大贬值，依靠工资生活的人员确实处于“杯水车薪”的万分困难之中，“两行”（中央银行康定分行、西康省银行）清点库存，照人头每人发给银元两枚，镍币、藏洋各一元。暂度难关。 刘、邓、潘通电宣布起义后，彻底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在“川西决战”的痴梦。但蒋介石仍然想把胡宗南残部撤入西康。妄图以贺国光为司令的西昌警备司令部为指挥中心，凭借西昌地区负隅顽抗。刘文辉起义后，蒋介石任命贺国光兼任西康省主席，积极组成更为反动的西康省政府，大肆拉拢地方土匪和反动彝族头人武装力量，如杨仁安、邓德亮（彝族头人邓秀廷之子）、岭光电（彝族头人）、诸葛世槐（彝族头人）等。胡完南残部败退西昌后，蒋经国（蒋介石之子）、顾祝同（时任国民党部队总参谋长）等从台湾乘飞机到西昌，布置西昌这游击根据地……还有，不知是谁（应该是西南第二游击总指挥唐式遵）给王玉岗许了个所谓“金沙江纵队司令”…… 1950年2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的一个科长，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的政治委员的桠（？）鸿逵从雅安到康定，在康定主要接见了一些前来访问的人，收集和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他总是向大家交待和解释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勉励大家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千万不能做有害于人民的事。西康起义是好事，但才刚刚开始，大家要很好保护国家财产和各机关档案，以等到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接收。三天后他们三人离开康定，仍由那一班保安队士兵护经雅安到成都。 1950年3月5日早晨，张为炯率领省政府一班人马到了营官寨。 1950年3月25日，侦察科长解子安按照师的命令，带一个骑兵侦察连翻 越海拔四千三百米的折多山，到达距康定城百余里的营官寨，接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及其省政府人员和警卫部队回到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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