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在孔子的学生当中，子夏以擅长“文学”著称（《论语·先进》）。所谓“文学”，就是古典文献。子夏对文献资料很熟悉，算得上是“活字典”，如果在今天混饭吃，应该是很抢手的秘书。如今不少秘书满肚子酒水，没有半滴墨水，经常闹些“商朝出了个褒姒小姐”之类的笑话，碰到子夏这样的“活字典”，恐怕很快就失业了。不过也难说，没准领导就是喜欢喝酒的秘书，不喜欢喝墨水的秘书。 李泽厚把这句话翻译为“官做好了去求学，学问好了去做官”（《论语今读》），“优”作“好”“优秀”解。朱熹《四书集注》说：“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以及其余。”杨伯峻与钱穆沿袭了朱熹的注解。杨伯峻的译文是：“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论语译注》）钱穆的译文是：“仕者有余力宜从学。学者有余力宜从仕。”（《论语新解》）“仕”与“学”之间，是或然关系，而非必然关系，“仕而优”不一定“学”，“学而优”不一定“仕”。如果要比较杨伯峻、钱穆和李泽厚三者译文的优劣，窃以为钱译似乎略高一筹。 就一般的人生经历而言，“学”的次序先于“仕”。蔡元培先生执掌北京大学时，曾发表演讲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又说：“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蔡先生的本意是强调“学”：学校是研究学问、探寻真理的殿堂，不是求官求财的衙门；学养是人生之树的根基，没有根基，就谈不上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他并不反对“仕”，不过那是出了校门之后的事情，是“学而优”之后的事情。从常理来推断，文人做官，总比文盲做官好；读书人都不想做官，官场自然就成了草包们的天堂。 南朝梁人顾野王在《玉篇》中引用子夏的话时，把前半句和后半句对调，由此引发了子夏原话中“仕”与“学”的次序问题（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李中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论仕学次第，学在先，仕在后，而子夏先言仕，后言学者，良以学人一入仕多不复学，故先言仕，以见既仕比之未仕所关尤重，尤不可以不学。”（《四书反身录》）假设李中孚言之成理，那就表明子夏已经形成了一个观念，亦即：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前边说过，“学而优”不一定“仕”，那没关系，这是次要问题；“仕而优”不一定“学”，那就不太好了，在子夏看来，“仕而优”是一定要“学”的，不学，执政水平就不高，雷人说雷话，昏官做蠢事，糊涂官乱判糊涂案，祸国殃民。所以，他先说“仕而优则学”，再说“学而优则仕”，以此强调“仕而优则学”的重要性。自古以来，“仕”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士”，读书人搜索枯肠写十本书办不成一件事，做官的轻描淡写说一句话就可以办成十件，子夏强调官员的教育问题，确是洞悉“国情”之见。 “仕而优”之后，学不学是一个问题；学什么，又是一个问题。读书人把学习当成做官的跳板，等到官帽一戴，书包换成公文包，包里装的不再是书本，而是钞票、存折、春药、避孕套、周游列国的飞机票、开发商送的房产证、情人家门的钥匙、宾馆酒楼的代金券，等等，这叫“仕而优则不学”；另一种情形是，书包换成公文包，继续装书本，比如《拍马术》《贿赂经》《升迁秘籍》《政坛厚黑学》《官场三十六计》《宇宙无敌超级霹雳钩心斗角你死我活谋略大全》，等等，这叫“仕而优则乱学”。子夏先生倘若有幸躬逢其盛，凡此种种，无疑都是足以令他吐血身亡的“败象”。 孔门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作为“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意识到了官员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却没有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答案。不过，如果有人把两千多年前的儒家语录奉为“神启”，想从中找到根治当今弊病的良方，那也未免太不厚道了。今天的“仕”“学”问题，还得今人来解决，老祖宗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