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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近代史研究专家胡国枢先生（1928—2014）在他的专著《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中谈到作为光复会母地的绍兴对辛亥革命所作的六大贡献时，专门把创办大通学堂列为其中的一大贡献。并指出：这是特殊的人物办起来的，有特殊功能的一所特殊学校，既是一所师范学校，又是一所职业学校；既是一所普通中学、小学，又是一所岗位培训补习学校，更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它的教材、课程、课外活动都是一般学校所没有的，具有创造性，“反对清朝、建立共和”是大通学堂的总课程。这样的学校，在当时除了徐锡麟、陶成章谁办得出来？体制创新来自他们思想的解放。到了秋瑾接手大通，更使它进一步成为革命的大本营、光复会的总机关。有了大通学堂，才孕育出光复军。可以说，大通学堂是光复会及其领导的皖浙起义之母本。 ——这是对大通学堂所作的最精确的历史定位。 大通学堂从成立到结束，仅仅二年，尽管时间不长，宛若一道划破天空的闪电，但却长存于天地间，永铸在史册上。在纪念大通学堂成立110周年之际，追溯这座丰碑的形成过程，缅怀辛亥三杰的丰功伟绩，探讨皖浙起义的成败得失，归纳大通精神的深刻内涵，对于继承和弘扬绍兴先贤的革命传统，激励后人发愤图强，推进家乡的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中国梦”的宏伟蓝图，都将是大有益处的。 一、催生大通学堂的时代背景 大通学堂的创办决不是徐陶等光复会骨干一时冲动，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晚清末年，国势日危。甲午战败之后所形成的亡国灭种的局势，使得不少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时事多艰，需才孔亟”（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呼吁推广学校，设立新式学堂。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则认为：“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页），从而向清廷提出了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主张，兴学以救国，成为革新人士的共识。 1897年3月，浙江武备学堂在省城开办。与此同时，会稽乡绅徐树兰捐资创办了“绍郡中西学堂”。 形势比人强。1901年，清政府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意识到变革封建体制的重要性，于是年1月下诏变法，谕令各地均将书院改设学堂。1902年和1903年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在全国一片要求下，下令废除施行了10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把清末的兴学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地处中国东南，经济和文化基础浓厚的浙江各主要城市更是捷足先登，开一代风气之先。 绍兴文化积淀深厚，历史上办学成风。除秋瑾外，徐、陶、蔡（元培）等光复会精英人物都走过科举之路，国学功底深厚，且都有过办学经验，蔡元培当过绍郡中西学堂监督，出任过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生的总教习，陶成章1904年在云和创办过先知学校，徐锡麟早年在故乡办过“团练”，创办过热诚学堂，又在绍兴府学堂担任过副监督。1903年，留学日本的徐锡麟在东京结识了陶成章，两人一见如故。回国后，徐锡麟立志要创办像日本那样重视体育的学堂，为革命培养人才。1904年初，他在城内万安桥“大觉林寺”创办了“明道女校”。秋瑾从日本回国后，一边大力推广 新学，尤其重视发展女学，一边发展革命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经陶成章介绍，结识了嘉兴的革命党人敖嘉熊和禇辅成，应浔溪女校之聘，担任日文、理科和卫生等科的义务教员。1905年5月，留学日本的秋瑾，经陶成章介绍，利用学校放假时间，回到绍兴，会见了徐锡麟。当时明道女校虽只有10多名女生，但缺少体操教习，徐请她担任，秋瑾在日本学过西洋柔软体操，以此训练女生，改变了以往以拳术为内容的教法。于是，秋瑾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西式女体操教师。暑期开始，绍兴各校学生放假，徐锡麟为了让更多的青年锻炼身体，与秋瑾商量，共同在龙山南麓的绍兴府中学堂举办了近代中国的第二个体育会——绍兴体育会（第一个为嘉兴的“竞争体育会”）吸收各校数百名学生参加。 暑期结束，体育会解散，为长远计，徐锡麟又与秋瑾商量，策划办一所革命体操学堂。徐还就此事写信给在上海的陶成章，托秋瑾面交，陶成章接信后，即返回绍兴。徐、秋、陶三人在办学问题上认识一致，认为“要救国，非办学堂不可”，大家一拍结合，大通学堂应运而。 二、大通学堂创办始末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2月，光复会成员徐锡麟鉴于“会党知识浅暗，莫若稍事教训，以兵法相勒，”在他家乡绍兴东浦附近的大通桥旁的一座寺庙普济寺（按：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错写为大通寺）筹办大通武备学堂，训练会党（光复会）成员，后因徐锡麟父亲反对，迁至绍兴城内豫仓办学。时清政府规定，私人不能创办武备学堂，于是改名大通师范学堂。（今有学者写文章解释取名大通学堂，出自《庄子》中的“同於大通”一词，实为牵强附会）由陶成章向浙江省学务处递禀立案。学堂以替政府办“团练”为名，设立体操专修科，并取得官府公文护照。当年9月23日开学，由徐锡麟、陶成章负责。翌年4月，开办第2期，由竺绍康等主持。每学期学习时间为六个月。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3月，秋瑾主持校政。招收第3期新生，23日举行开学典礼，“郡守及山（阴）会（稽）两邑令皆莅堂致颂词”同年7月8日，徐锡麟在安庆仓促起义失败被害，波及绍兴。7月13日，清政府派兵包围学堂，秋瑾等师生19人被捕，学堂遭摧毁。 大通师范学堂以办学为掩护，吸收各地会党志士入学，成为培养青年，联络会党和扩大光复会革命力量的基地，并在全国开创设立师范体育专修科和女子长校的先例。学校课程设置以体育为中心，特别注重军事体育，包括兵式体操，夜行军、爬山、泗水等。并设国文、英文、日本、算术、测绘、舆地、历史、理化、博物、伦理、教育、琴歌、图画等课。 学生分特别班与普通班两种。特别班全部是会党成员，只练操习武，不修其他学科。普通班学生文武兼学，除学习文化基础课外，同样侧重体操与军事。如数学由学堂自编教材，包括三角及测量，内容大都与军事有关。 学堂订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生活完全全军事化，起居上课都用号角，学风严肃、操练正规，野外训练风雨 无阻。并采用真枪实弹进行军事演习。学生来源有两种。一是光复会各地会党骨干，主要来自金华、处州（丽水）、绍兴三府。二是向社会公开招收18岁以上，30岁以下的青壮年。学堂明确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堂办事人之节制；本学堂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学生毕业后发给文凭，由山、会两县署和绍兴府署验收盖印后发给。 教师来源，一是光复会成员兼任。如徐锡麟、秋瑾、王金发等；二是学堂聘请的文化教员，军事教练；三是由优秀学生兼任。因学堂为“同人勉力支持之校”，教师薪俸微薄。光复会员兼任者皆尽义务，聘请的教员半尽义务，每月以20元为限。师生同吃同住，生活艰苦。办学经费由绍兴富商许克丞独立捐助。第二期起，由学堂同人筹集。日常经费由孙德卿全力维持，孙德卿由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徐锡麟请他在大通学堂任总理（相当于总务主任兼教务主任）。孙曾请徐锡麟在“孙氏宗祠”办“竟成学堂”，以后又请秋瑾在孙端开办“大端女学堂”。这两所学堂的办学宗旨和大通学堂可谓一脉相承。学校设有督办、襄办、总理、学监等职位，实际事务由督办负责。 大通学堂先后办了4期，第一期学生仅30人，以后各期上百人。加上1907年办体育专修科，有男生八九十人，共培育革命火种数百人。 徐、秋壮烈牺牲后，大通学堂被封门，学生四散。辛亥革命胜利后，原大通学堂体育教员、光复军分统王金发（1882—1915）从杭州来绍兴担任“绍兴府都督”，其都督衙门，开始就设在大通学堂，又在此设立过女子工艺学校。北伐战争胜利后，在大通学堂原址办了“徐锡麟小学”。后又几经变迁，但都作为绍兴城的主要办学场所之一。2006年，大通学堂与徐锡麟故居一起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徐、秋、陶等人对大通学堂的贡献 大通学堂是光复会创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的学校，陶成章、徐锡麟和龚宝铨是该校的创始人之一。大通师范学校的名称就是陶成章建议改称的。陶成章制止了通过抢劫钱庄筹集办学经费的冒险行动，参加了校址的选定，并赴杭州取得办学的合法地位。陶成章还制定了校规校纪，明确以军事训练作为办学的中心，并赴浙江各地召集会党骨干参加培训。 徐锡麟不顾其父的反对，坚持办学，移址城内，并承担了修缮房屋，辟建操场，购置教具，聘请教习和登报招生工作。为了解决经费不足问题，徐锡麟出面向同志与挚友许仲卿借银5000两，至上海购得大批武器弹药，并以学校体操训练所需为名，巧妙地领取了绍兴知府的公文，明目张胆地雇挑夫运到学校，并亲自担任军事教官训练学生。 大通学堂在陶成章和徐锡麟主持期间，纪律严明，学风端正，社会各方反应良好。待陶、徐等人赴日离校后，继任的几任领导软弱无力，治校无方，纪律松驰，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引发了学潮，社会各界对此多有批评。 1905年初，秋瑾回国后，在徐锡麟的亲自介绍下，参加了光复会，正式成为革命党人，同年7月，秋瑾再赴日本，在船上得知日俄大战在东北辽东爆发，懦弱的清政府居然宣布中立，秋瑾愤怒之极，一首慷慨激昂的律诗在东海万顷波涛回荡：“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当大通学堂因缺乏得力的主持人造成混乱引起社会不满之后，徐锡麟立即想到因反对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而回国的秋瑾，正是大通学堂最理想的掌门人，即派王金发专程赴上海邀请秋瑾，相约到杭州白云庵 见面。秋瑾无比兴奋地接受了邀请。 1907年春，秋瑾接替徐锡麟出任大通学堂督办以后，决定将工作重点由文字宣传转移到武装起义上来，为了麻痹地方当局，她特别重视做好与绍兴衙门上层的联络工作，缓和了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在校中一边宣讲革命，一边研习军事，并四处奔波联络各地会党，组织光复军，准 备武装起义。 清王朝行将就木，但依然高悬屠刀，原定7月19日起义的计划由于武义、金华光复军在6月下旬先后失败，而未能实施，在安庆的徐锡麟被迫提前刺杀巡抚恩铭，被捕后牺牲。7月13日，清兵以徐案牵连为名，突然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等人未加抵抗而被捕。 需要指出的是：秋瑾在就义前写下的绝笔词不是“秋风秋雨愁煞人”，而是“秋雨秋风愁煞人”，这句女侠留给后人的名言，在传抄过程中一再以讹传讹，绝大多数出版物都引用了错误的那句，以至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还当面就此句话的正误咨询过笔者。 四、大通学堂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与启示 绍兴作为发动辛亥革命的三大革命团体之一的光复会的大本营，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建于1905年的大通师范学堂是当时浙江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的活动中心，也是辛亥革命前皖浙武装起义的重要据点，是我国近代最早专门培养、训练革命人士的军事学校。大通学堂为联络各地同志，隐蔽革命力量，培养军事干部，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仅担任过浙江都督（省长）的就有3人，为辛亥革命的爆发积势蓄力，加速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 孙中山说：绍兴乃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地，报仇雪耻之邦。继承勾践奋发图强精神，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绍兴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于光复事业，功莫大焉（1916年8月在绍兴的演说）。 以徐、秋、陶为代表的大通英烈，深受越中人文精神的启迪与感化，在民族危亡之秋，拍案而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创办学校，培养人才，乃至投笔从戎，以身殉国。从今人的目光看，大通精神其实是越中人文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及时代需要相结合的产物。 所谓大通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千百年来爱国者所具有的共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但表现在对外患的忧患上，而且强烈地表现在对当时社会的死气沉沉，许多人醉生梦死，过一天算一天，对腐败现象麻木不仁的愤慨上。大通革命党人认为要振兴中华，首先必须振作民心，而要振作民心必须从办教育入手，注重培养人才。在当时群雄纷起，百废待举之际，有谁想到办学堂以培养革命干部，集中训练以提高队伍素质呢？在中国革命史上，国民党重视这一点要到在多次惨痛教训之后，才有军校、军官教导团之类，而这要等到辛亥革命以后，在大通学堂结束将近20年以后。所以大通学堂培养干部，提高素质为目的办学理念确是先人一着，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创举，是深具战略眼光的远见卓识，它留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其精神乃是永存的真理。 二是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尽管他（她）们对当时社会上那种百弊丛生，积重难返的现状十分不满 ，但他（她）们对祖国和民族，对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始终怀有一种执有的热爱，在徐、秋、陶等人留下的大量诗、文和书信中，处处可见这种浓烈的爱国情深，忧国情烈的感慨。 三是自觉肩负救国重任的使命感。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认定目标和道路后就矢志不渝，不屈不挠地前进，甚至不及牺牲个人的生命。当年大通学堂的大厅上曾高悬一副楹联，上联为：“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年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下联为“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麟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因语涉忌讳，过度敏感，旋即撤去。但报仇雪耻之心已表露无遗。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自已的头颅敲响封建制度丧钟的女性。这对于一个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大家闺秀来说，尤为不易。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大通学堂办学的时代相比，已有很大不同。我们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内容与那时也有很大的改进。但大通精神的核心内容，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立志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何一个华夏子孙来说，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是十分迫切地需要提倡和弘扬的正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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