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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论清初学术，以“大”字概之：“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成以来之学新。”而清初三大儒之一、昆山顾炎武(1613～1682)正是此“大”字之最佳学术代表。 顾炎武少时即有奇才异象，江藩在《汉学师承记》里说：“炎武生而双瞳子中白边黑，见者异之……性耿介，绝不与世人交。”不过顾炎武只是不与俗人交，他与同乡归庄的交情就很好，同游张天如主持的复社，时有“归奇顾怪，一时之选”的评价。 顾炎武少而丧父，是其母王氏一手将他养大，因此极孝顺。1645年，顾炎武与归庄等兴兵抗清，事败，其母绝食而死，并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她的话一定如利刃般刻在顾炎武的心上，终其一生，他与清政府没有任何形式的合作，不但拒绝明史馆的邀请，而且力辞博学鸿词科的钦点。 在《与人书十九》中，顾炎武这么解释自己的不合作：“弹琵琶、陪酒是娼妓所干的事情，若请良家妇女做，她们肯定要冒火。我的不合作，跟这也差不多。” 顾炎武为人相当骄傲，曾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谢国桢为其撰写《传略》，也说他“性兀傲，不谐于世”，而他一生两次被捕也都是因为其兀傲的性格。 顾炎武第一次入狱，是因为家奴诬告，外加叶姓强豪的陷害。当时一朋友找钱谦益援手，钱谦益说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就行。朋友知道顾炎武看不起钱谦益，不可能答应，于是就私自代书，拜于门下。顾炎武知道后，立即书写揭帖，找人张布于通衢大路，表示自己不可能是钱谦益的门生。钱谦益知道后，哭笑不得地说：“顾炎武真是个二愣子啊!” 但顾炎武也有世俗的一面。全祖望为其作《神道表》，揭发他求田问合的事迹：“垦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随寓即饶足。”看来顾炎武经营地产的本领颇不小，经济状况至少在中产以上。后人为之开脱，说他赚钱是为了将来起义，但很牵强。母亡以后，顾炎武没有任何反清的具体动作，而且他虽常缅怀南明之唐王、桂王，但数十年遨游四方，且从未去过西南。 进一步说，顾炎武虽刚严方正，但仍与清朝官员来往，甚至同降臣定交。他老吆喝要坚守气节，自己却剪发易服，写书也用康熙年号。近人王冀民说他“似集夷清、惠和于一身”，允为公论。 也许正因为雅俗并存的性格，顾炎武才能独开清初的“实学”一派。所谓“实学”，既包括对学问的求真、求是，还表现在希望以学问经世，救民于水火。而顾炎武的三部代表作，均蕴涵“实学”精神。 一是历史地理学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此书不只取材于故纸，更重视实地调查。顾炎武曾周游天下二十余年，以两马两骡载书自随。每至绝塞，则呼老兵退卒，详询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就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二是不朽的学术笔记《日知录》，此书多有创见，立论极严，分经术、治道、博闻三编凡三十余卷。顾炎武曾有名言：“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但写作此书的抱负绝不限于简单的“事实”堆砌。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写《日知录》是为了等待“王者”，“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事于治古之隆”。 三是《音学五书》，欲通过音韵金石学，求得经史之原貌，其中考证求实的精神，也开了有清一代校雠、考订、训诂的学风。 关于顾炎武的学问，其弟子潘次耕叙《日知录》的一段话最为精准：“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原原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 只可惜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通儒太少，俗儒太多；愧对炎武，无可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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