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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一为是杨老师 淡金色的阳光从教室门上方的玻璃窗照进来，一片一片打在讲台上的中年人脸上、身上。那是一张生动的脸，细长的眼睛眯缝着，高高的颧骨下瘦削清癯的脸焕发着奇异的神采，宽厚的嘴唇念念有词：“糙米五块，谷三块。”声音有气无力。
“什么！”眯着的眼睛猛然睁开，露出吃惊的目光。“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语气变得气愤而急切。“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眼睛重又眯住，头向后重重地仰过去，仰过去，有气无力的声音里满是不屑。“哪里有跌得这样利害的！”睁开的眼睛射出愤怒而无奈的光。“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米像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仿佛在欣赏一出精彩的话剧表演，座位上的孩子们呆呆地盯着讲台上这个瘦弱的中年人——他们老师的一举一动，一语一言，个个嘴巴张得大大的，眼睛睁得圆圆的，好象进入了上世纪30年代的江南，自己就是那一个个忍痛亏本粜米的农民，丰收了却卖不上好价钱的农民，一种悲凄气愤又无奈的情绪笼罩着大家。这时候，全班四五十个孩子都沉浸在故事情节中，连最调皮的学生也乖乖地看着、听着，生怕漏过一点剧情。大家忘了玩闹，忘了上午第四节课的饥肠辘辘，甚至忘了放学铃已打过很久了。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中学时代的一幕。那时我在离家二三里远的一所村办初中读书，语文老师正是讲台上那个仿佛有魔力的中年人——杨启元老师。彼时他四十刚出头，中等身材，常年穿件天蓝色的涤卡中山装，长而瘦的脸，头发茂密，白发仿佛离离原上草，在黑发间争先恐后地冒出来。因为痩，颧骨就显得很高。像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农村教师一样，他操着浓重的家乡口音，只有在讲课的时候，他会努力模仿着电影电视里人物的普通话读课文。他的普通话很生涩，但因为讲得生动有趣，我们并无暇顾及他的发音。我很快迷上了他的语文课。《多收了三五斗》堪称他课堂教学的代表作。为了让我们体会叶圣陶先生精妙的文笔，独特的时代背景，他一人分饰数角——一会儿是语带不屑的米店掌柜，一会儿是一个个无奈愤怒的农民，他以惟妙惟肖的表演让我们体会到不同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之后，又逐句分析课文，总结文章主题，一堂课直如剖瓜切豆，一气呵成。就连枯燥的说明文，在他这里也变得又乖又听话。有一次，他进了教室一言不发，先在黑板上画了一朵娇艳欲滴的大红花，然后问同学们：“这朵花为什么是红色的？”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看到我们眼中的疑惑，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原来是要讲一篇题目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说明文。带着疑问，一节课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想不到说明文也这么有趣！
退休后的杨老师 没听说过他毕业于什么学校，好像也没什么大学之类的文凭，只是隐隐听闻父母早亡，先是跟着哥嫂度日，后来结婚成家，是真正的一砖一瓦自己垒起屋子，夫妻俩带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相当不容易。然而这一切丝毫不影响他扎扎实实的知识积累——下了晚自习，我们也常常看到他办公室昏黄的灯光。他讲课妙趣横生，对学生们仁慈多于严厉，有许多顽皮的孩子并不怕他，但没有一个人不从心底里尊敬他。一言以蔽之——他是那个时代极为难得的一名好老师。
学现代汉语，语法他讲得清清楚楚，我现在写新闻稿件，规范使用“的地得”，句子结构成分分析皆有赖于他当年的教诲。现有的那点古文功底，每个字词的含义用法亦全拜他所教。读高中时，有一次我发现老师上课某一处文言文讲得有误，下课遂给老师诚恳指出，老师雅量，不仅不批评我，还鼓励我有问题再指出。我在心里默默地感谢杨老师，初中三年他已于不觉中为我们的高中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底子。如果说至今文学都是我精神的皈依和生命的寄托，时至今日依然在文学的路上蜗行摸索，像蜜蜂酿蜜一样一点点采集酝酿着自己文学的蜜，那么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从来没有忘记，在懵懂无知的少年时代，杨老师曾那样深刻地影响过我，如同黑暗隧道里的火把，他点燃我对于文学的热情，无论岁月更迭，世易时移，这份热情从未熄灭。乡村闭塞，课外读物是稀罕物。杨老师订着《语文报》，常常把上面的好文章读给我们听。那些笔调优美、充满哲理、洋溢着开放思想的文章像一缕缕清新的风，把美的熏陶和艺术的启迪带给我们。他给我们讲《林海雪原》，智勇双全浑身是胆的杨子荣，长着一张马脸的蝴蝶迷，老奸巨猾的座山雕……他那融入感情又活灵活现的讲述，让我们听得如醉如痴，也在不知不觉中点燃了内心深处文学的小火花。那些涌动在心中的婉转深情，对于生活的稚拙感受，日渐缤纷的内心世界，被我写进作文中，寄托着一个乡村少年不甘平庸的梦想。我的作文得到杨老师的肯定，他在那一行行稚嫩的文字下划上鲜红的波浪线，就像红色的排浪涌动着；他用特有的清丽圆润的字体在文末写下激赏的批语，在每周四的作文课上作为范文一字一句读给全班同学听。有时，他在我们班读过后，又会在下一节另一班的作文课上朗读。当我在座位上，低着头，听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浓重的家乡话朗读着我的作文，心脏像小鹿一样四处狂跳着，全身沐浴在幸福又狂喜的阳光中。我知道，此刻这个平凡的姑娘借着文字的光辉终于摆脱掉平淡无奇，并有了自己的光彩。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一仁慈的激励一直沉潜在我心深处，激励我不仅热爱文学，也永远做自己。
杨老师和老伴合影 他甚至还鼓励我们写自传。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有多少人生的阅历？简简单单的生活中又有多少值得记忆和书写的故事？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一件有些可笑的事情。然而，他是不是在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让我们梳理自己的成长历程呢——虽然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如此短暂；是不是让我们学会用自己的眼光找寻平淡生活的闪光点呢？是不是让我们也像那些大家一样体验一下文学创作的快乐呢？已经记不清他当时怎么动议的，但记忆的屏幕上浮现出他认真的脸庞，他郑重地提议我们试着写写。而我们，真就认真地开始写作——回去缠着母亲讲述儿时的故事，在专门准备的笔记本上拟出提纲，用青涩的笔触写下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长的经历……这个本子至今躺在我老家的书柜里，多年不见，想必纸张早已泛黄，尘埃满身，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提醒着我出发的路。
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青春的心事和个头一起蓬勃生长，朦胧浪漫的情愫暗暗萌发，于是同学们之间像风一样悄悄传递着谁和谁好的流言。杨老师一定也听闻了这些有的没的传说，他从不曾粗暴地干涉过，甚至从没把这些同学叫到办公室问话。只记得某堂作文课上，他看似随意地给我们读了一篇《语文报》上刊载的文章——是龙新华的《柳眉儿落了》。讲述两个互有好感的中学生，某一日，男孩给女孩写了张纸条，约她在校园池塘边的柳树林里见面。在一个雾气弥漫的早晨，男孩拿出两只早已叠好的小纸船，说让它们一起启航吧。女孩说，这两只小船虽然彼此喜欢，但它们太小了，根本掌握不了自己的航向，所以还是让它们自由漂流吧，也许某一天会再相遇呢。他们一起把纸船放进校园的池塘，然后转身离去。这是一个唯美的青春故事，但却如一块不小的石头投入少年的心中，激荡起巨大的浪花。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作者龙新华当时是复旦附中的一名女学生，这篇1985年发表于《青年报》的文章竟是中国校园文学中早恋题材的开山之作！文章被包括《语文报》在内的多家文学刊物转载，在当时的中国校园文学中轰动一时,早恋现象和早恋文学的探讨由此拉开序幕,并进而形成了中国浩浩荡荡的早恋文学大潮。当时的我们浑然不觉，只是于恍然中如遇知音，混沌的头脑中获得了某种幽冥的启示，从丝丝缕缕纠缠不明的情愫中明白了理智指导下未来的路应该如何去走。为此，至今我都感激着杨老师，他用不经意的智慧轻易地解决了一个孩子的困惑。一九八九年初中毕业，我去市里上学。同那个年代所有学生一样，怀着依依难舍的深情与老师同学合影留念。那时刚有了彩照不久，我们站在校园碧绿挺拔的小白杨下，头顶是湛蓝如洗的辽远天空，一群孩子簇拥着身穿蓝色中山装的杨老师，郑重地定格了这别离的时刻。那时我像一只急于振翅飞翔的小鸟，又热情又迷茫，看不到前路，只是清楚地知道，我的未来在远方。我从未想过，与杨老师这一别，竟然就是31年。我们的村庄只有二三里的距离，我如何也想不到，这二三里路竟然要用半生来走。这么多年来，无数的人在我的世界里来了又走，许多老师教过我，从师专毕业后，我也曾短暂地做过三年教师，后来去了报社又采访报道过许多优秀教师，然而，杨老师穿着蓝色中山装的身影始终静静地站在我的记忆里。尤其是他讲授《多收了三五斗》这篇课文的情景，如同播放了无数遍的电影镜头，早已成为内心深处温暖的一部分。春雨冬雪，时代像摩天轮一样旋转腾飞，他却始终是我快速变化的世界里不变的风景。我一直在想，等手头的事不忙了，一定要郑重地去看望他。我要坐在他面前，像门前叽叽喳喳的小鸟一样，细细唠叨别后的情景。我要告诉他，这么多年，我一直怀揣着他的教诲，努力地工作，而文学如影随形，从未远离。我要给他看看自己写下的那些仍不成熟的文字，期待他再像当年那样在下面划上红色的波浪线。我还想和他好好地聊聊文学，聊聊《林海雪原》以及许多许多的书籍……我固执地相信，彼时的我们，一定能把酒言欢，快意畅谈。不知道上天闻此，是不是会嘲笑我的一厢情愿，或者责怪我的拖延和怠慢。总之，去年教师节前几日，突然在同学群里获悉杨老师患重症做了手术的消息，犹如一盆冰凉的水兜头浇下，整个人都给冻住了。我在心里责怪自己，总以为来日方长，却不知意外随时会到来。不能再等了，立即联系同学，约好一起去看望老师。教师节后的第二天上午，终于见到了阔别31年的杨老师。他躺在客厅宽大的沙发上，盖着薄毯子，头发稀疏花白，眼睛闭着，颧骨突出，面容愈加消瘦——他已经是一个74岁的老人了。师母说他昨夜没休息好，早餐后又睡着了。我们阻止了师母推醒杨老师的手，坐在旁边轻声聊着天，聊着当年在学校的时光，就像回放一部画面漫漶不清的老电影。三十年的光阴就像这电影的光影闪烁，即使有画面作证依然像个恍惚可疑的梦境。临近中午时，杨老师醒来。琴说：“杨老师，您的学生们来看您了！”她一一报上我们的姓名，这些31年前曾经活跃在他教学生涯中的姓名，之后又像风一样消失在他的生命中。他沉默地看着我们，许久不曾发声。当年十三四岁的少年，今日已是鬓角染霜的中年人，要如何才能连起这岁月的两端？如何才能在这两张面孔间完成过渡与转换？但羸弱的老师给出了答案——他接通了忘记的画面，并轻声叫出我们父亲的名字——在那时的乡村，彼此间是张互相交错的网，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透明的。孩子们是同学，家长们也是同学，老师是孩子的老师，可能也是家长的老师。像杨老师这样在乡村教了一辈子书的老教师，周边村庄每个家庭至少两代人可能都是他的学生。这样算下来，他的学生究竟有多少，实在是个可观的数目。我们做了简短的交流。也许他心里一切都明白，只是无力表达。看他吃力说话的样子，实在不忍过多交谈。师母说，每天都有天南海北的学生来探望。“简直不知道他有那么多的学生。”仿佛藉此重新认识了身边这个人。生活像河流奔腾不息，行人来来往往，但是有那么多的人停下来，专程来看望这个当年曾给予自己知识、引领自己成长的人，表达驻扎在内心深处的一份怀想和敬意。我想，这是一个为人师者所收获的最大价值和最大幸福。我静静地坐在面对，看着这个挣扎于病痛中的人，仿佛看到他的世界春风吹拂，花开遍野，桃李芬芳。
作者简介：赵彦红，女，在山西长治从事媒体工作，主任记者。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长治市报告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治市作协理事。有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刊发于报刊杂志、网络平台。爱生活，爱文字，爱世上一切美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