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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书“流寓云浮市境人物”不具代表性！ 我市某部门编辑的某书，其目录中的“流寓云浮市境人物”内容为： （一）唐代名相张柬之寓居泷州 （二）唐代宰相桓彦范贬任泷州司马 （三）皇帝的侍从官宋之问改任泷州参军 （四）流放新州的唐代宰相郭元振 （五）反秦桧被流放新州的南宋京官胡铨 （六）驻兵三罗的明代名将陈璘 （七）流寓泷州的越南抗法将领阮福说 我市某部门编辑的某书目录中的 “流寓云浮市境人物” 目录中7位流寓云浮市境人物，流寓罗定市境的有张柬之、桓彦范、宋之问、阮福说等4人，占57%强。流寓新兴县境的有胡铨、郭元振2人，占28.5%强。“流寓”云城区的有陈璘，占14.3%弱。流寓郁南县境、云安区境的均为0。 上述7位流寓云浮市境人物中，剔除越南抗法将领阮福说不说，其余6位全部都是以“官员”身份入选。就连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必须讲到的宋之问，也不是以初唐诗人的身份入选，而是以“皇帝的侍从官”的身份入选。看来市×办的“专家”是只认“官”，不认“文化”了！在这位“专家”的眼中，宋之问在南江上写下的诗歌《过蛮洞》《入泷水》等，完全不如他的“皇帝的侍从官”身份对云浮影响大！ “无知识”山人先不说全部是官员入选“流寓云浮市境人物”，是否具有代表性，单就地域来说，没有“无知识”山人家乡郁南县的流寓人物入选，就已不具有代表性。 在古代，“无知识”山人家乡郁南县曾出现过相当具分量的流寓人物，庞嵩，成鹫就是其中的2位。 关于庞嵩，万历二十年《西宁县志·卷之六·人物志》庞嵩传载： 当罗旁剿平之时，当道延致，而卜居以鼓民志，编户绥留。而讲学以倡士风，奉命改学，生员杜英、谈仕才、朱淳、王原柄、许蟾等及新进生员伦在孝、朱昌期、黎兆麟、梁伯鸾、岑世泰、胡盛传、邹伟、朱润、关要、胡天锡、张文光、区见龙、彭应奇、邓宗善、吴尧臣、卢象熊等二十五人，日从庞公讲论，一时兴起斯文，于嵩始矣。昔韩文公为潮州守，延赵德为师，至今潮之声教彬彬，与中州上国并。盖自韩公始。今日之西宁，不为昔日之潮阳乎？其贤若此！ 西宁（后改称郁南）建县后，因为有了庞嵩的定居讲学，一时之间就兴起了斯文。因此，西宁人把定居西宁的庞嵩比作贬官潮州的韩愈！ 庞嵩像 庞嵩更是融合浙江、广东两大哲学流派的大儒。他出生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当时正是王阳明心学和岭南理学兴起的时期。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篇·卷十六·槎湖书院记》：“有明正嘉之交，阳明、甘泉之学盛行……学者不走姚江（指阳明），即向增城（指甘泉）。”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学说形成于出仕前在陈白沙处修学的时候，他认为内在的心与外在的物是不可支离的统一体。“天理”是心与天地万物的“合一”；并强调格物就是认识天理；体认天理应“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即在任何状态、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可以对客观规律进行认知。王阳明则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理不在心之外，而在心之内。“格”就是正，“格物”就是纠正不正的念头，改正错误的想法，就是去恶为善。强调“致良知”就是扩展和完善自己的良知与道德人格。在“知行合一”上，两人的观点也不同。王阳明主张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不可分割。湛甘泉则认为知行并进、并在，在体认天理中贯通。王阳明与湛甘泉虽然是很好的朋友，但在学术上互不相让，屡屡交锋。 庞嵩早游王守仁门,也深得湛甘泉的学术精髓，成为了湛甘泉的衣钵传人。庞嵩将两位老师的学说融会贯通，形成了沟通浙、广两派的“弼唐之学”，从此两大哲学流派不再争论不休。清初“岭南三大家”之首屈大均在他的：《广东新语·卷十·学语》： 弼唐谓阳明之所谓知，即朱子之所谓物，朱子之所以格物，即阳明之所以致知，与甘泉体认天理之说不相悖。良知莫非天理，天理莫非良知，原无二旨。当时，甘泉、阳明两家弟子，各执其师之说，互有异同。自弼唐为之会通，而浙、广二宗，皆于弼唐悦而诚服。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如此重大贡献的庞嵩，难道比不上一个皇帝的侍从官？比不上一个反秦桧的南宋京官？ 再说成鹫。民国二十六年《旧西宁县志·卷二十五·人物志（四）·寓贤》载： 成鹫中年出家，初避乱南海弼唐之亦庵，因与弼唐公后昆庞际可为姻友，闻泷西林壑美，尝以庚申八月，遂载耕具，拟隐于下城洞。初主翠林僧舍，及抵下城，得交长者庞卯君，主其家累月，往视畎亩，在深谷中，乱后卒为污莱，不可耕治。乃还翠林，过岁。去翠林里许，有梅坪山，山之阳石壁峭立，中通一洞，窈窕幽邃，初入疑无路，行数十步，豁然别有天地，遍界皆梅花，落英如糁雪，冷香逼人，中有高僧湛慈谅公居焉。湛公，宗门先辈也，成鹫久耳其名，一见倾盖如平生，自幸得遇良导，请求依止。湛公坚辞，曰：“子见地高远，惟习气未除耳。水边林下保养圣胎，不久当成大器，予不足师也。”三请三却之。又以西宁诸山多善知识，云窝山有中介聚公、龙华寺有无尽印公，皆日与湛公游者，人各分化一方，应求相望。成鹫数与往来，盘桓数月，乃自谓曰：“从前夙习销磨减半矣”。又谓：“西宁称为僧海”。厥后湛公出世，住持鼎湖为第三世主人云。 成鹫像 成鹫是岭南文化大家，后世的岭南史学家说，成鹫身上集中体现了清初岭南佛门的儒风，无论是诗书画方面还是学术方面，成鹫都堪称为大儒。诗歌方面，收录在《咸陟堂集》中的诗歌就有1000多首。这些诗歌不泥古法、抒发性灵,去言筌，得真意，获得了《清诗别裁集》的编辑者沈德潜的高度评价：“所著述皆古歌诗杂文,无语录偈颂等项,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拟之于古,其惟俨、秘演之俦欤?”书法方面，今人麦华三在《岭南书法丛谭》中评曰：“兴酣下笔，满纸狂草，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大有癫素遗风焉。”绘画方面，目前已知道成鹫传世的作品有2幅，一幅是《花卉卷》，另一幅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的扇面。《花卉卷》是一幅近来丈的巨幅长卷，工写结合，书画并茂，蔚成大观，堪称岭南重宝。学术方面，著有《老子直说》二卷、《庄子内篇》一卷。 难能可贵的是，成鹫离开郁南后，还长时间与西宁人保持联系，与多位知县互相酬唱，留下不少与郁南和郁南人有关的诗歌。 成鹫，一位在岭南文化、宗教史上如此赫赫有名的人物，难道也不如对地方毫无影响和贡献的被免职宰相和丞相？ “无知识”山人尚且知道流寓郁南的庞嵩、成鹫的事迹，站在我市这个领域研究高峰的“专家”，不可能不知道！庞嵩、成鹫不入选某书“流寓云浮市境人物”，其原因会不会是市×办的“专家”认为他们二人不是“官”呢？“专家”学问高深，“无知识”山人不便猜测。 但“无知识”山人始终认为，我市某部门编辑的某书，其目录上的“流寓云浮市境人物”不具代表性。 “无知识”山人坚信自己不是在“乱说”，“无知识”山人所说的，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 成鹫《花卉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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