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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随着外籍神父的逐渐离开，国籍神父在窘境中突然被推到风口浪尖…… 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由于利玛窦适宜的传教策略成果斐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徐光启与杨廷筠、李之藻一同被誉为“中国天主教会三大柱石”，他们忧国忧民为公教作证，散发出信仰的光芒。 但是在同一时期神职的培养上却少有建树，精明强干、出类拔萃的中国神父凤毛麟角。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广西中外神父合影 天主教会曾于咸丰元年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一日(1851年11月7日～12月3日)于上海董家渡主教公署举行过一次主教会议，后称董家渡主教会议。 会议讨论了有关在中国成立圣统制，选举总主教，培育中国籍神职人员，宗教礼仪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关于选举总主教问题，会议作出只有外籍司铎(即神父)有被选举权的决定；在选举主教方面，虽然中外司铎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却对中国本籍神父设置障碍，董家渡主教会议反映出中外司铎在选举总主教、主教的地位上的不平等。 1938年，在嘉应教区传教的玛利诺会士于梅县进行静思退省培训后合影。前排左三为唐汝琪神父。除了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之外，照片中还有几位当地中国籍神父 到了本世纪处以后，虽然本籍圣召如雨后春笋，在教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地位基本上还是处于边缘状态。 1949 年，梧州天主堂，唐汝琪主教与二位新的当地传教士 ( 张至恒神父和蔡秀峰神父[右] ) 合影。 直到1922年8月12日，教宗庇护十一世任命了刚恒毅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来华后才开始有了实际改变，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天主教，刚恒毅决定致力于实现天主教的中国化。 1931年，华尔实主教也访问了东北的抚顺教区，这是在抚顺与当地神父合影。前排坐者：左一为当地华人白神父，左二为华尔实主教 1924年在他的主持下，第一次全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迅速建立一个中国化的天主教会。他们把中国教区重新划分为17个大主教区。1929年他在中国创立主徒会，成为一个完全中国人的修会。 东北的外籍神父与中国本籍神父在一起 罗文藻主教病逝以后到1926年、长达235年之久，教廷没有任命过一个中国人担任主教。进入20世纪后，中国教会对本籍神职人员（尤其是主教）的需要更为迫切。 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世颁布的《夫至大》通谕，为此作了理论准备。通谕强调培养本地神职人员，让本族人有能力接收管理本地教会的任务已刻不容缓。 中国首批国籍主教虽然只有六人，但他们的祝圣却给普世教会及中国教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提升中国及中国教会的地位并且加快天主教在中国本地化的速度同时奠定中国教会圣统制的基础。 1949年，广西平南丹竹，赖福成神父（中）与另外二位玛利诺会士合影。 赖福成，广东省茂名县南丰乡长远村人，1941年从香港的华南总修院毕业并晋铎，之后曾在广东省江门市天主堂和信宜县怀乡圩天主堂服务，1947年1月被派往平南县圣家修院教书，教授拉丁文，1952年，接任丹竹天主堂本堂神父 1933年，梧州。陶质纯神父。他是第一位梧州教区的中国籍神父。 教会逐渐认识到中国神父培养的重要性，在基层也出现了更多中国本籍神父是身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麦健康神父与其他玛利诺会士与本籍神父合影。
安国教区孙国帧主教与神父们合影 安国教区是中国第一批中国主教担纲的国籍教区之一，中国神父成为主流
天主教顺德教区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有中外神父21名，修女29名，修士2名，信徒2万多人。前排中间赵志良神父。 赵志良：1892年生于沙河北掌村虔诚公教家庭， 1921年正定教区主教座堂晋铎，成为沙河教会史上第一位本地神父，传教于宁晋巨鹿邢台任县沙河等地，1948年任顺德教区代理主教，1967年7月16日在监狱为主殉道，终年76岁。
1931年，华尔实会长在抚顺与当地中外籍神父合影
雷鸣远与于斌合影 但是，许多外籍神职没有认识到中国教会本地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至于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部分外籍主教被关进集中营，很多教区成为无牧之羊，给教会带来重大损失。
到了国共内战时期，教会没有对形势做出正确判断，以至于在后来众多外籍主教被迫离开以后，留下了很多教区没有主教的困境，这也是造成后来教会内部困扰的重要因素之一。
1949 年左右，亦即梧州临解放前，唐汝琪主教和在当地的中外传教士于梧州天主堂前合影。左起：张至恒神父、唐汝琪主教、蔡秀峰神父、田义仁神父。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随着外籍神父的逐渐离开，很多教区建制残缺，教区无首的现象比比皆是，国籍神父在窘境中突然被推到风口浪尖，不得已成为中流砥柱。
50年代徐家汇教堂，前排左起:金鲁贤,朱开敏,龚品梅。 中国教会突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而驾驭这艘伤痕累累大船的是没有了船长、大副、轮机长、缺少经验仓促上任的新手，他们的航程注定艰难坎坷、命运多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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