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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装进历史的职位 ——回望我的民办教师岁月 王承英 题记：在中国教育史上，有一个延续了四十多年的特殊职位，那就是民办教师！本文记录的是我作为民办教师的亲身经历。谨以此献给当年全国的490多万民办教师——我曾经的同行们！  1977年夏，我高中毕业，15岁。从那时起到1979年冬，我在湖南省澧县双龙公社曾家学校度过了两年多民办教师岁月。 十年动乱结束，拨乱反正开始，国家百废待兴。 历尽苦难的共和国正告别寒冬，孕育和开创举世瞩目的辉煌未来。 在这历史的拐弯处，芸芸众生中的我也正以民办教师身份步入社会，开始报效国家也成就自我的人生！  1.远去的职位 如今，民办教师这一颇具中国特色、深深烙下时代印记的职位已经成为历史。 教育大辞典这样解释民办教师：“中国中小学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为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补充师资不足的主要形式。” 民办教师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中小学全部为公办学校的时候。这个特殊群体的出现源于国家财政实力薄弱、支出极其紧张与国家基础教育急需发展之间的矛盾。 民办教师上岗由学校和当地基层组织提名，行政主管部门选择推荐，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包括文化考察批准、发给任用证书）。民办教师报酬的大部分由生产大队承担，即男女民办教师分别与常年出集体工的男女社员比照计工分，年终纳入其所在家庭进行结算分配。农闲时上课，农忙时参加生产队劳动，吃“背背粮”（自带粮食，国家只为公办教师供应粮食），国家财政为每个民办教师每月发放5元补助。至1977年，全国民办教师高达491万人。 1992年8月，国家有关部委联合提出了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著名“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2000年，全国完成了合格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工作，结束了长期以来公、民办教师并存的状况，也为中国基础教育增加了强大动能。 因人生履历的关系，我有着深厚的民办教师情结。常德市民办教师“转正”稍早些，我尽了微薄之力。国家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政策刚一出台，我就利用自己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便利，向主要领导进言：常德的基础教育在全国全省都有较大影响，民办教师功不可没。现在国家有了政策，民办教师迟转不如早转。当时的市教育局局长是上海人，正准备调回上海，我说，你在辞去局长之前把民办教师的问题解决了，成千上万的人和他们的家庭都会记得你！常德当时的财政状况在全国全省只能算中等，但民办教师“转正”的事却走在了全国全省之前。 民办教师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产物”，他们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和乡村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个群体也曾经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方面人才的蓄水池。不少民办教师在土坯房的课堂上倾情培育学子的同时，也心怀梦想，不断提升自我，走出乡野农庄，努力发展成为各行业的拔尖人才、领军人物，甚至在后来我国的两院院士、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也有曾经的民办教师身影！ 历史的变迁，国家的强大，民办教师这一称谓和职位已经远去，但人们不会忘记他们！  2.我的第一份收入 我1977年8月走上民办教师岗位，按照上岗时间，这一年的生产队年终结算分配中，我有5个月比照男正劳力获取工分。于是，我家里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告别了连续11年“超支户”的历史，并且进钱11元。“超支户”这个词在字典里找不到，但我们可以这样阐释：在吃“大锅饭”的年代，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以工分为结算标准，每年底对每家每户进行年度结算分配，劳动力多而强的农户一般有钱进，而人口多、劳动力少且弱的农户不仅没钱进，反而还要倒贴，这便是“超支户”。我家7个半人，我父母亲2人，我兄弟姊妹5人，我祖母由我家和我叔叔家共同供养，在两个家庭各算半人。7个半人的家庭，只有我父母亲两个劳动力，显然会成为“超支户”。“超支户”的帽子戴了11年后终于甩掉，就是因为我当上民办教师，有了工分。 当然，在众多的“超支户”中，我家还算是幸运的，每年超支的部分东挪西借总算还清了，但有的家庭由于超得更多，偿还能力更弱，被拆掉屋顶木头、卸掉家里大门、搬走灶屋方桌（吃饭用的餐桌）偿还超支款的不在少数。 国家财政为每个民办教师每月发放5元补助，这在当年可算一笔可观的现金流！由于家里在生产队年终结算分配时进了钱，我这每个月5元的补助便可自由开支了。那一阵子，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这时候，学校一位姓胡的老师刚谈女朋友，正准备去对方家里“认亲”，计划着置一件上档次的新衣服。他邀着我，各自揣着刚领到的5元钱，周日（那时每周只休周日一天）直奔离家最近的城市——津市，联手购买了可以做两条男式裤的确良布料，又利用下一个周日，到邻近的湖北省公安县郑公渡一家最时髦的缝纫店（时髦的标志是那里有三线针绞边），于是，我们很快穿上了有三线针缝制的的确良裤。走在乡村小道上，引来不少艳羡的目光，不是因为我们人有多英俊，而是因为那条特别显眼的有三线针绞边的的确良裤。一时间，不少人找我们打听买的确良布料的地方和用三线针缝制衣服的师傅，他们也想赶赶时髦！ 5元钱剩余的部分，我在公社供销社柜台买了本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  3.等待“上岸” 或许，在千里之外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大队，那几十户农民正在为分田到户、大包干而进行着“地下活动”，也正冒着挨批斗蹲监狱的危险按下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手印，但在我的家乡——湘鄂边界的这个丘陵村落，各生产队还是循规蹈矩出着集体工。 乡村学校开学了，民办教师必须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但春插、“双抢”、水利秋冬修等农忙时节的假期，必须跟普通社员一样扎扎实实参加生产队的劳作，那时候叫“出工”。道理很简单，你报酬的大部分是按农村同性别劳动力比照工分而获取的，节假日里，学生放了假，你当然不能歇着，得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当时我年龄小，跟我同龄的大都还在家玩耍，而我因为拿着男正劳力的工分，干的是成年人的事，理所当然要与社员们一道劳动。 1978年“双抢”时节，担任生产队指导员的舅舅看我年纪小、身单力薄，便安排我打“杂工”，即耙田。这个工种虽然是男正劳力干的，但比其它工种轻松些，因此关注度高，很抢手！我干耙田的活刚进入角色，就有人提意见了，说当官（社员们认为生产队干部就是官）的舅舅不应该给外甥特殊照顾。从此以后，舅舅再也不安排我打杂工了。又到了“双抢”时节，我加入到踩打稻机、挑水谷子（刚被人工脱落后装在箩筐里还滴着水的谷子，很沉）的行列。生产队晒谷场在山顶上，我挑着150斤左右的水谷子，沿着荆棘丛生的山坡艰难地登上去，人都快虚脱了，连续几天拉血。 至今还记得，在争分夺秒的“双抢”战斗中，我最大的奢求便是在劳作的田埂边，找一块荫凉地歇上几分钟，喝上几碗大叶凉茶！ 民办教师参加生产队劳动，有一个令人十分尴尬，并且考验自尊心的环节，那就是“双抢”开始前的劳动分组。那时候“大锅饭”还未打破，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本来一季“双抢”一周时间可以拿下来，但那时却硬是要一个月左右。“双抢”开始前，由几个强壮劳动力分别担任组长，自行邀约，确定组员，来来去去，最后剩下未被邀约到的总是民办教师。这时候，自尊心很强的我只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好在生产队负责人出面做工作，他跟组长们说老师是人民园丁，承担着为国家培养接班人的任务，没有天天干农活，缺乏锻炼，体力弱一些，大家应该照顾。我们自己不得已也会陪着笑脸，于是便有组长把我们邀约进来。这有点像招生中的“补录”。 民办教师从下田地干活到返校上课，除了根据农事的进度，还要等公社教革会发出通知。我们把通知返校上课叫“上岸”，这个“上岸”是我们还没下到田地干活就已经盼望着的！  4.讨学费让我泪流满面 曾家学校开办了初中和小学。从校长到每一个教师，个个高度敬业，教学水平出色，每次公社教革会组织教学竞赛总是名列前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好像种子一样，从播撒到发芽、出苗、拔节、收获总得要一段时间。阳光雨露来到湖南北部地区这个偏远的大队之前，国家经济仍然短缺，远未实现义务教育，每个学生都要上交学费，标准为：初中生每人3元，小学高年级每人2.5元，小学低年级每人2元。 学校规定，各年级的学费由班主任为主收缴后统一上交。我是小学高年级班主任，要负责将30多名学生的学费收齐。收学费这事儿比备课上课还难的多！每个学期总有几个学生学费收不齐。那时候没有减免政策，收不起学费可难为了班主任，要么自己垫上，要么以“家访”的名义继续死皮赖脸上门讨要。班上一胡姓女生，我去他家4次了，仍然讨不到学费，校长催促后，我又硬着头皮去第5次。那是一个冬天的早上，我刚进她家门，她母亲没等我把话说完，就知道了来意，便说，王老师，请您到我家灶屋里看看。我好生感激，以为是请我吃早饭，连忙感谢说我吃过了。她说，不是吃早饭，是请您看看我灶屋的锅。我走过去，只见泥土筑就的灶台上，放着一口盛满清水的锅，再仔细一看，锅底是一层烧糊的稻米残渣。这位母亲说，我们家已经吃了一个多月的“光锅子”（即做菜没有油可放），铁锅煮起饭来特别粘，天天都是黑乎乎的，要用冷水浸泡很久才洗得净。王老师，我们家确实没钱交学费，要不，俺丫头就不去上学了！此刻，最难为情的不是这对母女，而是我！此情此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扭过脸去，忍不住泪流满面！ 多少年后，女儿问我，当时农村怎么那么穷？我不便跟她说好多深奥的理论，只告诉她，当时的政策规定有偏差，即使社员们浑身是劲，也只能出集体工，不能单干，否则就是资本主义！好比一个武艺高强的人，你把他四肢捆绑着格斗，无法自由伸展，他不输才怪！  5.那一次牙祭 从省、地区、县到公社，各级管理教育教学的组织叫教育革命委员会，简称“教革会”。当时，双龙公社教革会主任叫王万桂，40多岁，中师毕业，1米7的个头，体重不超过80斤，瘦得离奇，老师们都叫他“筋骨人”，但就是这个“筋骨人”，既懂教学，又高度敬业，老师们既尊重他又惧怕他。 1978年早春的一个晚上，校长接到电话通知，第二天上午，公社教革会主任王万桂要到曾家学校检查工作。学校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校长马上召集开会，主题是如何迎接好王主任检查，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准备好备课本，打扫教室和操场卫生。为了让上级领导留下好印象，校长还要求每个老师做好王主任到教室听课的准备。于是，好几个老师当晚就跑到教室里试讲第二天要上的课。 校长还敲定了一件与接受教育教学检查同等重要的事，那就是把接待王主任的伙食办好。学校有学农基地、菜园，各种蔬菜、油、米还算丰盛，校长和管伙食的同志商量，决定备一个分量充足的荤菜，赶场买肉。第二天早上7点，三斤新鲜猪肉就从全公社最大的集镇——顺林桥买回来了，单价7角4分，共2.22元。学校厨房主厨的智伯（雇请的一位60多岁长者）正谋划着做红烧肉、炒肉丝还是做粉蒸肉的时候，校长又从“摇把子”电话里接听到了公社教革会的通知，由于县教革会通知开紧急会议，王主任到曾家学校检查工作的计划取消，老师们十分高兴，顿时轻松了许多。可是校长犯愁了，花两块多钱买来的猪肉怎么办？那时没有冰箱，放久了会坏掉，退货吧公社食品站不会接受。大家共同决定：王主任不来了，但肉还是要吃，全校11位教师集体打牙祭！ 中午时分，学校着实有了吃团圆饭的氛围，不用吩咐，大家不约而同地拼起几张书桌，搬来11把椅子，围成一圈，无拘无束大干起来。用大钵炖起的3斤猪肉和一锅香喷喷的“农垦58”香米煮成的饭，很快被解决掉了。老师们一手揉着有点撑的肚子，一手擦着油光的嘴唇，舒爽极了！因为平时总是吃小菜，有一位老师打趣道：今天我深深感受到，肉比小菜好吃多了！ 是的，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吃过那么香、那么回味无穷的肉！  6.渴望读书改变命运 那年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似乎来得更早一些，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都抓得紧张有序起来。即使是偏远的农村，对知识的渴求，对求学的重视已经可见一斑。 如今，学生中榜后的庆贺方式常常是请客摆酒，而那个时候是以放电影的方式。1979年夏末，一个姓谢的学生从曾家学校初中毕业考上了常德农校，这还了得，一上学便“农转非”（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吃国家粮，两年毕业后便由国家包分配当干部，全家及亲戚朋友高兴得合不拢嘴，马上请来公社电影队放电影，当然，这既是请客又是做宣传，告诉大家谢家出人了！一场电影会让全大队男女老幼上千人自发赶过来，因为这是乡村最高雅也是唯一的文娱活动！这种以放电影庆贺子女中榜的方式延续了很多年。家长们以为，孩子中榜是造福家族、造福乡邻、出人头地的开始，这个客值得请！ 1979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曾家大队打米厂正排着队，大家准备着新米过节。告别了古老的单家独户的石臼打米，社员们都挑着稻谷到大队队部，一台机械化的打米机特别忙。在长长的队伍里，有个中年妇女无意中插了队，被排在她前面的一个男社员发现了，男社员大声吼着她，而且声音越来越大。中年妇女忙着解释并迅速回到先前的位置，仍然无济于事。这时，一位抽着叶子烟的长者走过来劝解了许久，对方才勉强平静下来。中年妇女感觉受到了莫大委屈，边流泪边说：再过两年就好了，再过两年看谁还会欺负我！她告诉帮她劝解的那位长者，说大儿子正在毛主席的学校读书（中年妇女说不出学校的名称，只是听说这学校与毛主席有关，但不知道儿子正上着的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即现在的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再过两年就毕业由国家包分配了。在她美好的愿景里，家里出了读书人，儿子“农转非”吃上国家粮，便不会被人欺负，也不再会有今天这样的遭遇。  7.两件趣事 1978年春的一天下午，曾家学校三年级学生的体育课正在进行。体育老师整理队列，声音洪亮，高喊向右看齐，30名学生中有29名都齐刷刷的向着右方看齐，可唯独一名学生却朝着左边目不转睛，老师提醒了几次都没反应过来。原来，映入这个学生眼帘的是一条公狗和母狗正在交配，苟合着不肯松开，拉着扯着叫着，春天里狗发情了！体育老师跑过去扭着那学生的下巴往右转，可想不到的是学生一下子口吐鲜血，还掉了一颗牙。正巧，学生的父亲挑着一担猪粪从这经过，一看这情景，火冒三丈，大喊道老师打人啦，我儿子的牙齿被打掉了！周边的农民迅速聚拢来，纷纷谴责老师体罚学生，打掉门牙。这事惊动了大队干部和校长，调查后得知，体育老师并没有体罚，而且扭下巴也并未十分用力，只是老师运气不佳，正遇上8岁的学生长身体换牙齿。学生自己也说，他牙齿前几天就松了，只是老师一扭下巴便顺势掉了下来。学校根据调查结果反复做出说明，好不容易得到了家长谅解。当年我年轻气盛，时不时也训学生，但这件事让我自律了很多！ 当然，这也是我亲历的最早的“维权”。 1979年秋的一天，曾家学校四年级学生进行语文期中考试。因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歌颂周总理的文章，试题便有一道“日理万机”的词语解释。一个男生这样解释道：一天要招呼1万台机器，形容很忙！判卷老师哭笑不得，不给分吧，他这解释还是沾上了边；给分吧，与标准答案还是有出入。我们商量，给一半分吧，这也是倡导学生不死记硬背，灵活理解！ 或许，从这里已经嗅出教育教学改革的气息！ 离开民办教师岗位已经40多年，昔日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每次回到老家，我拜访、走动最多的是当年的民办教师同事。 然而，倾注过我激情、心血，让我时刻念想的这段民办教师经历却没能计入我的工龄。有关部门的同志告诉我，从民办教师岗位上“转正”才计算工龄，而我当年没“转正”就离开了。我对自己说，就在心海里珍藏这段过往吧，回味、怀念是最幸福的！ 我感激那段充满激情和幻想的岁月，因为它让我从乡村学校这个感知世界的窗口见证了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性转折，切身感受了曙光到来前的乡里乡亲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追求与执着，从而激发我不畏困苦、发奋图强、报效国家成就自我的斗志！ 图片来源网络 （王承英，作者为国家公务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联系地址：湖南省广播电视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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