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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丽莎白和爱丽丝：毕肖普最后的爱情 作者：梅根·马歇尔 编译：听晨，林莉 1970年春，罗伯特·洛厄尔（美国著名诗人）拿到了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一个教职，在哈佛留下一个空缺，此前，从1963年秋季开始，他每年在那里教一个学期诗歌。他写信给老朋友，时年59岁的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问她想不想1970、1971年秋季来代课。尽管毕肖普教学经验很少，学院仍愿意给她提供岗位，一来洛厄尔大力推荐，二来1970年她的《诗全集》（Complete Poems）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那时，毕肖普住在巴西东南部的一个小镇欧鲁普雷图。三年前，和她相伴多年的伴侣罗塔·德·马赛多·苏亚雷斯自杀。在巴西的这二十多年，毕肖普远离她早年在波士顿生活的阴影，找到了安慰——在她八个月的时候，父亲去世，四年后，母亲被收入精神病院。她在几个亲戚家辗转度过童年，有的亲戚还虐待过她。洛厄尔的邀请到达的时候，她正需要从对苏亚雷斯的思念里走出来。不久前，毕肖普刚给《纽约客》（The New Yorker）寄去两首长诗《在候诊室》（In the Waiting Room）和《克鲁索在英格兰》（Crusoe in England）。在前一首里，她隐晦的谈到了威胁她年轻时代的“一股黑浪”，后一首则在最后几行表达了对苏亚雷斯的告别。她们在一起将近十七年。 Complete Poems 毕肖普接受了洛厄尔的邀请。哈佛大学刚刚经历了反战运动的洗礼，学生们都渴望学习，热切期待着她的到来。她是第一位在哈佛讲授高级英语这门最高阶写作课的女老师，也是第一位在课程目录上留下名字的女诗人。此时哈佛的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女学生们已经可以修学所有课程，她们为女性教授的出现而激动万分，但哈佛英语系的教授们那时并不那么乐于接受女性同事。 毕肖普并不想以第一位在哈佛讲授创意写作的“女诗人”著称，或者说，她根本不想以“女”诗人身份著称。她坚持，女人和男人并没有写得不一样。梅·斯温森写信给她，希望能将她的一首诗收入《英语女诗人》（The Women Poets in English）选集，她拒绝了。“文学就是文学，不管是谁创造的。” 几年后，年轻的女诗人艾德里安·里奇请毕肖普为另一本美国女诗人选集供稿。里奇的第一本诗集1951年出版。她和一位哈佛经济学教授结婚并接连生下三个儿子。直到1960年代搬到纽约以后，她才在有关反战和女性运动的话语中找到了更加自由的表达，开始大量创作。1970年，她离开了丈夫，1976年以女同性恋者身份出柜。毕肖普拒绝了这份稿约，但告诉里奇，她希望自己能效仿她，更加公开地去写“女性的处境”。哈佛的这份教职给毕肖普带来一些烦恼，比如应对学生们脆弱的自尊，为哈佛每月奖挑选获奖学生，但她尤其不喜欢的，是被视为女性的榜样。 在教室里，毕肖普以姓来称呼学生，像是阿戈斯小姐、索伦森先生，她希望表现得体，“老师越礼貌，学生就越礼貌”。“写作教学”——她给这个词加了引号，她觉得这仍然像是个让人半信半疑的事情：“集体阅读，集体讨论，一轮接一轮，总让我觉得是在白白消磨时间或者是一种白花力气的治疗，”她曾在一份写给麻省理工学院创意写作课程教师的评估里抱怨。但是，她也承认，“一些学生的确在写作课上学到了很多，的确提高了写作。”她不禁感慨，她曾经在应该对男生疯狂的年龄里“对他们怕得要死”，不敢和他们说话。现在，“迟来了四十年”，她发现完全能放松了。 作为访问学者，毕肖普住在柯克兰楼的一个两居室，那是校队运动员喜欢的宿舍楼。在那儿，她碰到了苗条、敏感的楼秘书，27岁的爱丽丝·梅特费塞尔，她的眼睛“很蓝很蓝”，性情开朗。梅特费塞尔帮毕肖普搬到她在二楼的房间，告诉她怎么用地下室的洗衣机。很快，她开始帮毕肖普处理邮件，在毕肖普从纽约晚归后去机场接她。一天晚上，她在参加了柯克兰楼男生们的一个啤酒派对之后，顺路到毕肖普的房间看望她。从此她们开始在一起过夜。
十月，梅特费塞尔第一次带毕肖普到她在昌西街上的工作室，就在哈佛广场外。梅特费塞尔的住处是毕肖普见过的“最电气化的地方”：“高保真音响、收音机、彩色电视机、吹风机、电热毯、电子钟、电动牙刷、电烤箱和电冰箱”，这一切“都不过是寻常之物罢了”，和巴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晨，毕肖普看着梅特费塞尔穿衣服，她喜欢“你穿上长筒袜的样子，非常美式，漫不经心又奢华贵气”，还有她给毕肖普端来咖啡，说“早上好，我爱你”，她的声音“时而轻柔时而响亮，而且欢快”，这句话很快成为她们晨起时的惯例问候语。那年秋冬，她们的早餐开始更加丰盛，她们从 C’est Si Bon面包店买来可颂面包，毕肖普教梅特费塞尔怎么做卡布基诺。 能认识年龄大很多的毕肖普，梅特费塞尔很感恩——不然，“我真的就会被代沟所困”。梅特费塞尔的父母和毕肖普年龄相仿，但这老两口是非常传统的宾州共和党人，梅特费塞尔觉得除了一个共同的过去，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毕肖普和梅特费塞尔共享幽默感，热爱旅行，珍惜感情。她们“有着相同的看问题角度”。 1971年2月，毕肖普回到欧鲁普雷图之前，和梅特费塞尔在纽约的高档酒店爱丽舍度过了一个周末。两人泪水涟涟，都不确定对方的爱能不能持续到七个月后毕肖普返回哈佛教书的那天。尽管梅特费塞尔习惯了跟哈佛的教授寒暄，也习惯了柯克兰楼里来来去去的各种大人物，但她仍然“对于你爱这小小的我感到惊讶”。毕肖普个子小一些，但她年长很多，还是位著名诗人。1971年3月，在她60岁生日之后一个月，也是梅特费塞尔28岁生日之后两周，她写信给梅特费塞尔，“我这可怜的心似乎并没有变老”。 梅特费塞尔该如何应对毕肖普预言的最坏的情况——有一天，可能很快，当“我不得不看着你和一个更合适的人走到一起，而我只能变成一个'好朋友’？诸如此类。”毕肖普厌恶这种想法：“因为一个老太太喜欢你，你必须对她好——如果你想走，想去滑冰，去游泳，或者是和小伙子恋爱，以至于恨不得去死——我真的希望，我先死”。毕肖普发觉，她可以告诉梅特费塞尔任何事，梅特费塞尔并不像她认识的人那样神经质，而是会一直心宽，继续“毫无保留”的爱她。和“病态地杞人忧天、往最坏的方面去想”的毕肖普不一样，梅特费塞尔把她的焦虑控制在“我能积极地做些什么”的范围内。 然而，毕肖普还是焦虑。她梦到她们在一个外国机场偶遇，但在各自赶航班之前，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毕肖普开始服用安眠药。她伙食很好，但一个人享用却让她食之无味。3月末，毕肖普“两次倒下，一次比一次厉害”——她接连酗酒，两个多星期没能够给梅特费塞尔写信。 毕肖普最终告诉梅特费塞尔，她两次崩溃，是因为她在“过去几年这么多悲伤的死亡事件，这么剧烈的精神失常，这么多可怕的经历和这么多逝去的时光”之后，再一次沉浸在“彻底的痛苦”之中。她提醒道，当“恐怖袭来”，可能还会反弹，会再次崩溃。她打印了一大段心理学家梅兰妮·克莱因的文章《爱，内疚与补偿心理》（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寄给梅特费塞尔，将自己时而感到害怕的这种爱情关系作为一个案例，认为这是“不合适的灾难性的”关系，并把这一切归因于年龄的差异。毕肖普认为克莱因是弗洛伊德的“最佳继承者”，根据克莱因的理论，兼具母亲心态和女儿心态似乎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得以使人成为一个情感丰富的女性个体以及具有付出友谊的能力。这种论点使得那些“女性解放”和“所谓的要真正喜欢自己的性别”显得“非常肤浅”。 这位年轻女性的回复正如毕肖普所期望的，她会在8月到厄瓜多尔的基多和毕肖普相见，一起去加拉帕戈斯群岛。在那里，她们在“有着美丽海滩和火烈鸟”的查尔斯岛一起游泳，那里还有蓝脚的鲣鸟、海狮和信天翁。9月，毕肖普回到坎布里奇，梅特费塞尔已准备了一个一居室，还雇了几个哈佛的男生刷了墙。 洛厄尔将他的外聘期限延长到1972年秋天，毕肖普在哈佛留了下来。接下来四年，她每学期教两门课，直到66岁退休。在新居，她装了一个乒乓球桌球，可以打球，偶尔开派对时还可以兼作餐桌。梅特费塞尔陪她度过许多个夜晚。1972年春季，毕肖普没有回巴西，而是留在坎布里奇，创作《麋鹿》（The Moose）这首“悬在空中”二十多年的诗。她将在6月毕业典礼上的美国优等生联谊会入会仪式上朗诵这首诗，这对一位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声望的邀约（在她之前，有卡尔·桑德堡，T.S.艾略特，罗伯特·弗罗斯特和奥登）。那个春天，是她自1952年来，在北方度过的第一个春天。毕肖普惊叹于卧室外的“丁香花海”，几个月来写的诗超过了过去十年。“真希望能永远如此”，5月，在寄出第三首诗之后，她写信给《纽约客》的编辑霍华德·莫斯说。 洛厄尔与毕肖普 在哈佛，毕肖普和艾德里安·里奇之间的友谊也加深了。里奇不知道，在1950年代，当她在婚姻中挣扎的时候，这位她深深尊敬的女诗人毕肖普在巴西有一位同性恋人。1970年，在离开丈夫去探索她的性取向之后，里奇的丈夫自杀了。在黑暗中疾驰的车里，“我们开始谈论最近发生在我们生命里的自杀事件”，里奇后来回忆道，“用一种你知道会被理解的方式讲述着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1973年春末，毕肖普写信给里奇感谢她寄去的最新发表的诗集《潜入沉船》（Diving into the Wreck），同时也回应了里奇1972年发表在哈佛文学刊物《哈佛呼声》（Harvard Advocate）特刊上的一篇文章《当我们死者醒来：重新审视后的写作》（When We Dead Awaken: Writing as Re-Vision）。在这篇文章里，里奇呼吁女性联合起来“拒绝在男权社会中自我毁灭”，要“观看——然后因此而活——然后重生”，“今天，女性的许多诗和散文，都充满了愤怒”，她说。她赞美这一发展，“我认为我们需要经历那种愤怒”。努力达到“客观性”或者“疏离性”——“像简奥斯丁一样冷静或者像莎士比亚一样超脱”——是没有意义的，只会“背叛我们的现实”。她呼吁女性是时候不要再被“成为自我并表达自我的内在恐惧”所束缚。 毕肖普写信给里奇表示她完全赞同她的主张，“我一点都不介意你是如何说我的——或许那完全是真实的，”至于愤怒，“我确信你完全是正确的，”“我一定是在多年以前就有和你一样的感受——但我面对它的唯一方式就是拒绝承认它”。 然而里奇的诗歌并不像她的激进主张那样地坦白，她和毕肖普都不情愿地属于毕肖普自己命名的“苦闷派”，她们都坚定地隐藏着自己私密生活的具体细节。毕肖普把她自己沉默寡言的天性归结于“苏格兰裔加拿大新教清教徒”气质，正是这种天性，让她在向里奇袒露心声后表示道歉，即使这种袒露发生在封闭的汽车前座。她在欧鲁普鲁图两次崩溃以后写信给梅特费塞尔说，她有时候希望自己能够更像她所知道的其他写作者那样，像那些“比我酗酒酗得更厉害的，至少是喝得特别凶或一天到晚都在喝的那些人，他们似乎从来不懊悔也不羞愧——他们只是写进了诗里。”而她说的这些人都是男人。毕肖普是否能够像她对里奇暗示的那样，更加“坦率”地描写女性的处境呢？ 从某种角度来说，她确实这样做到了。《在候诊室》这首诗里，毕肖普采用了自白诗的写作原则，在多年前接受《时代》(Time)访问的时候她曾经阐释过这个原则，“问题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怖的可怕的世界里，那些恐怖可怕的生活里最糟的时刻都是这个世界的寓言。”毕肖普记得自己看到《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登载的下垂的乳房照片，看到候诊室里的女人们，听到“愚昧的”姨妈痛苦的喊叫声，她记得这些感觉给她的震惊在于她将成为“她们中的一员”，这就是一个寓言，每个女孩都震惊地意识到长大成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毕肖普在威严的疏离感和客观性，和饱含激情的直觉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平衡，在那个愤怒的时代，在她的年轻同道那里，这是不可能的或者不真实的。《在候诊室》是从女孩的视角写的，但它的主题——成长、经历自我意识——是普遍的。尽管里奇还没法知道，毕肖普已经写了赞美“人类性关系”的诗。她给梅特费塞尔写了一首《早餐之歌》（Breakfast Song），表达她的爱和无法摆脱的恐惧。 爱丽丝拍摄的毕肖普 1974年，毕肖普搬到位于波士顿刘易斯码头的一栋楼里，她住在顶层，那是她理想的住处，能俯瞰波士顿港和米斯蒂克河。旧居由梅特费塞尔接手了。天气暖和的时候，她们会在毕肖普新居的阳台上吃早餐。 “没有你，我简直没法过。”毕肖普告诉梅特费塞尔。好像还真是这样。当梅特费塞尔外出或者毕肖普独自在欧鲁普雷图呆几周或者几个月的时候，崩溃几乎不可避免。酒精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在巴西得上的哮喘和痢疾不时发作，让她体质下降，容易感冒或者被流感击中；牙不好，需要拔除、根管治疗和桥接；风湿发作，走路或者打字都会很疼。她忍受了每周打可的松，持续一个疗程来治疗过敏，却发现加重了贫血。她越来越依赖安眠药来睡觉、靠Dexamyl来提振精神。毕肖普不想告诉梅特费塞尔，怕她厌烦——“我的年龄和身体的衰老”已经够坏的了。 尽管梅特费塞尔年轻许多，却更实际，在毕肖普看来，她“勇敢，感性”。即使异地，梅特费塞尔也会尽全力安排毕肖普的日常生活，管理她的健康问题：督促她有规律的服用戒酒硫，少抽烟，少用安眠药；帮她付账单；哄她完成写作任务——实际上，毕肖普在1970年露易丝·博根（注：美国著名诗人）去世以后，主动提出为《纽约客》做诗歌批评，但她从没提交过任何评论文章。毕肖普也没有完成她拖了很久的有关巴西的散文集，一本西尔维娅·普拉斯给妈妈书信集的前言也没有写成。关于后面这件事，毕肖普很惊讶地发现，一位这么有才华的诗人居然会写这么“枯燥”和“肤浅”的信；毕肖普不像普拉斯，可以和妈妈写信寻开心、聊家常。 但毕肖普也需要引导梅特费塞尔。相比“如何度过一生”，梅特费塞尔此时更在意的是“自我认同危机”的问题。她向往家庭生活，而这也是她父母的期望。她很喜欢孩子，热衷于和那些有孩子的朋友来往，还带着自己年幼的教子在波斯顿各处游玩。她也在考虑一个问题，到底自己是不是应该去进修一个商业或者法律方面的学位。毕肖普告诉梅特费塞尔，尽管她目前的工作表现非常优秀，但是以她的能力应该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毕肖普认为她无法想象梅特费塞尔想要的仅仅只是结个婚，养一两个吵吵闹闹的孩子。1974年，梅特费塞尔辞去了哈佛的工作，同年秋天进入波斯顿大学管理学院学习。这也是女权运动兴起的时代，女性被鼓舞着，希望能有同样的机会进入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学习。而这个决定也能令梅特费塞尔的父母感到满意。 与此同时，毕肖普将梅特费塞尔列为唯一的遗产受益人，其中包括她的作品版税，马里亚纳的房产和刘易斯码头的公寓，以及毕肖普信托基金，多年来给毕肖普提供一笔虽然小额但是稳定的收入。但不包括她的藏书，她将自己的藏书留给弗兰克·比达尔，这位年轻的诗人在哈佛读研究生期间与毕肖普和洛厄尔结下友谊，还为他们提供过诗歌修订建议。毕肖普的遗嘱令梅特费塞尔很惊讶，这种有法律效力的馈赠比起“无论贫富贵贱相爱永远”这样的誓词来得更有分量，也使梅特费塞尔意识到毕肖普势必早于她离开人世，留给她的也将是一种新的责任。她还年轻，还来不及去考虑关于养老的问题，她给毕肖普的信中说：“认识你就是你给我的最大财富，“我永远在乎你，永远会去做你想要我做的一切，”“我爱你，敬佩你，喜欢你，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而这就已足够。” 1974年初，毕肖普通过报纸广告和比达尔在缅因州的北海芬岛上租了一处房产，起名叫“萨宾农场”。比达尔此时已在卫斯理学院任教。那是一幢两层的灰瓦房屋，视野开阔，风景壮丽，可以望见佩诺布斯科特湾和卡姆登山，“美得不像真的”。7月他们和梅特费塞尔一起到了那里。毕肖普写信给霍华德·莫斯说，房子里满是“高品位的初版书，”一出门就是岩滩，有一艘小船和一艘小艇，岛上“除了一间杂货店，余下就是田野和树林，飞鸟和野花，就像新斯科舍（注：加拿大的一个省，毕肖普母亲的家乡）。”北海芬岛是富人的天堂，而岛上的夏季居民更接近新英格兰人做派，“我们不知不觉融入其间。” 他们搬入新居以后，比达尔整日沉迷于电视上关于尼克松总统弹劾案的新闻，而毕肖普和梅特费塞尔则忙着勘察岛上那些无人海滩。毕肖普咒骂那台成天聒噪不休的“该死的电视”上那些律师和政客“巧言令色，夸大其词，自以为是，千篇一律”。她在日记里写道，“如果这就叫见证历史，我宁愿不要。”她在傍晚时分洗澡，愉快地“泡在热水浴缸里——风吹动窗帘——灯火闪耀——此时喝上一杯血腥玛丽——哦！” 爱丽丝（左）与毕肖普在北海芬岛上的海滩 这时，比达尔在哈佛读研究生时的同班同学，诗人劳埃德·施瓦茨也来到了岛上，他用字谜游戏分散了比达尔的注意力。施瓦茨得到了毕肖普的首肯撰写关于她的诗歌的博士论文。毕肖普的写作生涯尚未达到她自己的期望，然而此时的她已经颇有盛名。她接受了布朗大学和罗格斯大学的荣誉学位，一个学者在列有关她的专题书目。著名摄影师托马斯·维克多为毕肖普拍了张照片，登在一本茶桌读物上，这本书由理查德·霍华德编辑，收录了“51位美国诗人自选及推荐诗作”。毕肖普收到书以后把就照片撕了，据说是因为注射可的松导致照片上的她看起来又老又浮肿。 毕肖普在岛上钻研《彼得森田野指南》（the Peterson Field Guides）里的鸟类和野花，还随身携带了一本介绍鹅卵石的书。她写道，“太迟了——我想叫出万物的名字——如今才开始学习已经太迟了”。1974年夏天，她对于自己能够认出自家门廊外几码远的草坪上所有野花的名字而感到十分满意。 她仍然深受失眠之苦。她总在黎明醒来，而她的年轻爱人，还有另外那两位朋友却仍在黑甜乡里。比达尔甚至一觉睡到午后。为此她曾写过一首诗《晚睡者》（Late Sleepers）。这一年圣诞节，毕肖普和梅特费塞尔一起到佛罗里达探望自己学生时代在瓦萨学院时的恋人露易丝·克莱恩。严重发福了的露易丝·克莱恩使毕肖普大为震惊，然而这仍然是一次愉快的聚会。年轻时的爱恨情仇已经远去，就像和所有曾经的情人一样，毕肖普和克莱恩仍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她们带着梅特费塞尔共进晚餐，游览自然保护区，进行了三天两夜的航行去观看白鹈鹕。她们计划次年再来，但后来只有毕肖普孤身前来。 毕肖普与曾经的恋人 1975年春天，梅特费塞尔32岁，已经和毕肖普在一起五年了，她仍然“深爱着，而且永远爱着”毕肖普。然而毕肖普还是经常喝得烂醉，甚至在梅特费塞尔身边也是如此。她总是道歉并信誓旦旦要改，但她的誓言都成了空话，甚至她越是道歉就越是糟糕，她说：“爱丽丝，请原谅我有时候这样一塌糊涂，”“我希望我能像你一样地自律，”“我要试着自重一点，真的，”“对不起——非常非常对不起。” 梅特费塞尔遇到了一个叫彼得的男人，10月初，她和毕肖普分开。毕肖普写了两页长信给“最亲爱的爱丽丝”，“别害怕，”她写道：“今天，乃至明天，我还不想死——此刻我计划着，生命中不要有什么巨变。”这封信必定在梅特费塞尔想要分手的时候极大地打动了她，而她也迫使毕肖普变得不再那么执着。“原谅我，”毕肖普写道：“如果你还能，爱我，也请用心记住我。” 毕肖普想让梅特费塞尔知道，她将仍是她唯一的遗产受益人，她写道：“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在做什么——结婚或是单身，无论怎样，在我死去的时候，这份遗嘱仍然有效。”当年克莱恩离她而去的时候，毕肖普尝到了人生第一次被抛弃的痛苦，她后来常说从那以后她就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她曾为克莱恩写过一首诗《致纽约》（Letter to N.Y.），诗中的深意，梅特费塞尔是否曾经读懂呢？ 下一封来信里，我希望你说说 你要去往何方，正在做什么； 戏怎么样，看完戏以后 你还要寻找什么别的乐子？ （选自包慧怡译本） 毕肖普强作振奋，写信给梅特费塞尔，“我想要你幸福，安好，被爱”。她转而把梅特费塞尔当做这段日子以来唯一的亲人。她之前忘了在自己的遗嘱中写明希望死后火葬，且“务必不要费事”，把骨灰“装在最廉价的松木盒子里，” 埋在伍斯特家族希望墓地她父母的旁边。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梅特费塞尔的身上，同时还要保管她准备好的20片安眠药以备她发生意外丧失行动能力的时候，比如中风或者癌症晚期，请梅特费塞尔务必“让我——如果有必要的话——帮助我死去。”如果梅特费塞尔想要送出她的一部分遗产，毕肖普希望她能考虑捐赠给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达尔文研究中心。 十月，毕肖普在给梅特费塞尔的信中说：“近些年来我希望自己写了更多更好的诗，写了献给你的诗，可是，谁知道呢，或许会写出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毕肖普之后写出了献给梅特费塞尔的《一种艺术》（One Art）。 毕肖普《一种艺术》手稿 这首诗几经修改，直到第十五稿才最终定名。可以说，毕肖普从婴儿时期开始，终其一生都在练习“失去”，“艺术”则成为她掌握的一项技能。《一种艺术》是她长久以来想写的挽歌。 1975年霍华德·莫斯写信表示要发表《一种艺术》。对于这首诗中的“痛苦和悲哀”，毕肖普表明了一种“适当的距离”，然而诗一经写就，她的失落也就无所遁形了。她把这首诗打印出来寄给了几位朋友，“每个读了这首诗的人都哭了，所以我想肯定是一首好诗”，但这种回应还不够，她写信告诉自己的前编辑凯瑟琳·怀特。很快，更大的打击来了，12月，梅特费塞尔准备和彼得结婚。 12月21日，梅特费塞尔开车送毕肖普去机场，准备送她去佛罗里达的迈尔斯堡海滩度假。露易丝·克莱恩为她准备了一间客房供她过冬。此前，梅特费塞尔收到了毕肖普在12月18日签署的遗嘱附文，理由是要发送一份加拉帕戈斯基金的相关信息，然后又用冷冰冰的公文口吻写道：“鉴于我准备随身携带10到11片安眠药，因此无法提供之前说过的应急药量，尽管如此，我仍希望你无论如何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仁慈与体谅。”她还写道：“我有一个病态的后顾之忧——如果我不巧死在了佛罗里达——这非我所愿，”她希望梅特费塞尔到那里去处理火化事宜并把骨灰送回伍斯特家族墓地。最后她说：“请爱我并试着原谅我。我爱过你——至今仍爱你——胜过世间的一切。” 自从苏雷亚斯死后，自杀的念头就一直萦绕在毕肖普的脑海里，尽管她非常关心那些承受丧亲之痛的人。她了解那种感受，知道那些活下来的人承受着什么样的负罪感和自责。1972年，约翰·贝里曼（注：美国诗人，自白派奠基人之一）从桥上跳下，1974年，安妮·萨克斯顿（注：美国自白派诗人）在车库自尽，1974年，她向霍华德·莫斯悲叹道：“天啊，天啊——我希望人们不要再这么做了。”但她本人却周期性地产生这种冲动，她曾经向梅特费塞尔袒露心声：“时不时地就想起那个场面而大醉一场。”在巴西的两次崩溃期间，她曾经盼望像圣经里的史前故事那样下一场大暴雨淹没小镇，当时她写信给梅特费塞尔说：“我也许会被闪电击中——戏剧性的死法，你不觉得这样我的书就能大卖了吗？”梅特费塞尔一眼就看出这种幻想背后的绝望，她责骂道：“你想被闪电击中，没门儿，别胡思乱想了！” 毕肖普曾经的情人苏雷亚斯 再后来，毕肖普的自杀念头转变了，她面向逐渐到来的老年和日渐衰朽的状态。她多年的好友，诗人劳埃德·弗兰肯伯格曾经有好几年的时间因为无法控制的躁狂症而多次进出医院，最后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毕肖普写信给詹姆斯·梅里尔说：“我觉得他的决定是明智的，真的。”她曾翻译过自己的朋友，巴西诗人曼纽尔·班德拉的诗，诗中说：“我最后的诗，将充满着纯洁的火焰和纯净的钻石，”“自杀者的激情无须解释。”那么，《一种艺术》会是毕肖普最后的诗作吗？ 1976年1月13日，邻居发现毕肖普醉倒在海边住所的地板上，随即将她送入医院。在康复期间，她给梅特费塞尔写信说道：“我真的想让你自由，亲爱的——这也无法让我停止爱你，你总能让我回到你身边的，假如你还想要我的话……”1月底，毕肖普回到了波士顿，并给自己在佛罗里达的主治医生写信说她准备写一首“比较欢乐的诗”。 没人知道是什么使梅特费塞尔改变了主意。也许她从来没有真正想要结婚，只是想逃避毕肖普没完没了的酗酒，又或者是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3月初，毕肖普到纽约参加一个活动不小心扭伤了脚踝。梅特费塞尔到波斯顿机场接她，带她去看医生，拍X光片，然后带她回家。梅特费塞尔取消了婚约，从此，她俩再也没有分开过。 三月末，她们计划夏天一起去欧洲旅行。毕肖普获得了纽斯塔国际文学奖，奖金高达1万美金，她能付得起旅费。梅特费塞尔陪父母到欧洲旅行，毕肖普则去英国看望老朋友洛厄尔，她们约在里斯本碰头，租车一起在葡萄牙旅行。“在这个世上，我最喜欢和你待在一起。”梅特费塞尔在一艘挤满了老年人的挪威客船上写信给毕肖普说。 和梅特费塞尔复合、拿纽斯塔奖、去欧洲旅行、《地理学III》（Geography III）快要出版、最后一个学期教授高级散文写作课程——1976年的这几件乐事，补偿了1977年春季和哈佛合同到期带来的告别。这一年，毕肖普66岁，洛厄尔说，这是“诗人教师”的年龄，但毕肖普不属于这一类。她的诗歌天赋在她需要的时候早早到来。她滋养了她的天赋，她的天赋也滋养了她。这不是在教室中发生的，是在她无数孤独的时刻——在图书馆，在纽约的公寓，在佛罗里达，在巴西，现在，“在一个新的家，独自一人，以及，在海上”，这个家，洛厄尔指的是在刘易斯码头的公寓。 最后两年，她和梅特费塞尔几乎形影不离，大部分时间都在朋友们的乡间别墅度过。1979年5月，她们搭乘天鹅号邮轮前往希腊群岛旅行，在岛上近距离观察各种品种的罂粟花。同年夏天她们再次租下了北海芬岛上的萨宾农场。这一年毕肖普68岁，她再也无力越过家门口的草坪走到远处的冷杉林，也无法下山走到海滩上。她们经常开车到“3号沙滩”去，梅特费塞尔在那里裸泳，而毕肖普在岸上等她，她一上岸，毕肖普就递上为她准备好的毛巾。梅特费塞尔36岁了，但在毕肖普眼里她依然美丽。 整个夏天毕肖普都在整理野花年鉴，用房子周围茂密的蓝莓做果酱。7月20日恰逢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十周年，毕肖普为了让梅特费塞尔高兴，应她的要求做了一个“月亮布丁”牛奶冻。 10月6日，两人双双回到波士顿，毕肖普准备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这一天梅特费塞尔到刘易斯码头接毕肖普，准备到作家海伦·温德勒的家中参加周末晚宴。梅特费塞尔发现毕肖普躺在卧室地板上，身上穿着晚礼服。这一次她不是因为酒醉而昏倒在地。毕肖普死于脑动脉瘤。 在最后的几年里，毕肖普改变了原先关于葬在伍斯特家族墓地的想法，她要求将自己葬在北海芬岛上的乡村墓地。但梅特费塞尔很快就发现只有出生在岛上的人才有这个权利。10月25日，少数几个毕肖普的亲人好友，包括梅特费塞尔和比达尔，在伍斯特家族希望墓地为毕肖普举行了葬礼，将她的骨灰葬在了她陌生的父母的墓旁。第二年，墓碑上在格特鲁德·毕肖普和威廉·毕肖普名字下加刻了一行毕肖普的诗句：“所有参差的活动继续着，杂乱而令人愉快。”（选自马永波译本） 毕肖普的墓碑 在哈佛大学的追思会上，梅特费塞尔引用了E.B·怀特的《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此后她在公开场合引用次数最多的一句话，她说“威尔伯心中的夏洛，就像我心目中的伊丽莎白，她是'一位真正的朋友，一位天才的写作者’。”毕肖普生前曾经交待梅特费塞尔要销毁她所有的纸稿以保有隐私，然而在她去世以后，梅特费塞尔没有这样做。1981年她将毕肖普的手稿转让给了毕肖普的母校瓦萨学院，但留下了她们两人的通信，她从未透露过这些书信的存在。梅特费塞尔后来干过很多种工作，酒吧侍者、肉贩、旅行社经纪和古董商。她和自己后来的伴侣安吉拉·李普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和卡梅尔同居了很多年。2009年梅特费塞尔去世。据安吉拉·李普透露，她和梅特费塞尔分室而居，既相互保有私密空间，又彼此息息相通。直到2010年，安吉拉·李普才偶然发现了锁在一个盒子里的文稿，她险些把这些文稿扔到碎纸机里。这些文稿包括书信和毕肖普写于《一种艺术》时期的一些信件，从中可以窥见她当时的痛苦之深。这对爱侣不在了，然而她们的爱情故事却没有随之而逝。 原载于《纽约客》，2016年10月27日 ► 梅根·马歇尔 爱默生学院教授，《玛格丽特·富勒：新美国生活》（Margaret Fuller: A New American Life）一书获普利策奖。她的下一本书，《伊丽莎白·毕晓普：早餐的奇迹》（Elizabeth Bishop: A Miracle for Breakfast），将于2017年2月出版。 — AoAcademy 介绍 — AoAcademy（ID：AoAcademy）是一个用于开发诗歌与艺术教程的平台，它的线下活动是“诗公社计划”，由旅美诗人王敖和深圳“飞地传媒”的张尔于2016年创办。 — 人生有缺憾，绝句有生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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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和爱丽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