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红色古蔺】一段尘封的历史

★ 尘封的历史 ★

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与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

王海清

一直以来，我们对中央红军长征中遵义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决议的形成耳熟能详，但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具体传达贯彻则知之甚少。

在古蔺党史资料中，有关于军委纵队在白沙场召开会议的描述，但其描述的内容就一句：周恩来副主席到会作报告，会议的具体内容只字未提。

最近，笔者有幸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内展陈了一份1935年2月19日《红星》报第十期第二版刊载的头条内容：《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

这个报道，可以揭开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与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的这段尘封的历史。

一

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召开的时间

我们知道，党中央于1935年1月15—17日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结束后，并没有马上形成会议决议，而是委托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在《陈云手稿》里有清晰的记录：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陈云手稿，取材于中央党史馆）

（陈云手稿，来源于网络）

1935年2月8日，中央红军转战到了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在扎西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据中央党案馆陈小梅介绍，2月16日（驻白沙—笔者注）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中央档案馆一、二战时期的文件中珍藏着两份版式相同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油印件，其中一件略有破损，技术人员已对其进行了修复裱糊，另一件保存完好。文件上标有“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字样，但根据历史情况，此文件所注“1月8日”的通过时间应该是错误的，因为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而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是在1935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扎西会议上正式讨论通过的，因此该文通过时间应该为2月8日。

（遵义会议决议，取材于中央党史馆）

1935年2月11日，中央红军离开扎西返回古蔺，2月18—20日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从扎西到太平渡期间的1935年2月19日《红星》报第十期第二版刊载的头条内容：《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由此可见，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是在2月11日至2月19日期间召开的。这个结论在伍云甫《长征日记》中得到了印证：2月1 5 日(阴)，“由黑泥(尼)哨经白石岩、石家河、百铺、侯山洞( 经一大山)至白砂(沙)街上宿营。成立支部。”1 6 日，“驻白砂(沙)。召开机、报员会议。下午4时半听副主席报告”。17日(阴、微雨)“九时由白砂(沙)出发”…。

准确地说，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是在1935年2月16日下午4时半在古蔺县白沙场召开的。

二

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由谁作报告

伍云甫《长征日记》写到，1 6 日，“驻白砂(沙)。召开机、报员会议。下午4时半听副主席报告”，当时的中革军委副主席有两名，一是周恩来，一是王稼祥。伍云甫写到的听副主席报告，到底是听了哪位副主席的报告呢？我们查阅了很多资料，在《周恩来年谱》找到：1935年2月16日，向中央纵队二局作报告。充分说明，当时到军委纵队作报告的副主席，就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年谱》记载中的“中央纵队”即就是军委纵队，“二局”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重要的技术侦察情报部门。由此说明，参加此次会议不是军委纵队全部，仅是“二局”的同志参加了这个会议。

三

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的内容

之前，由于地方党史资料的缺失，我们对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的内容知之甚少，只是说周恩来副主席到会作报告，具体内容基本不知道。最近，在中央党史馆里，展出了1935年2月19日的《红星》报第十期第二版的版面，头条报道就是《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这张《红星》是用钢板字油墨刻印的，由于时间的久远，油墨字已浸入纸内，笔划虚化，难以辨认。

（取材于中央党史馆）

我们花了很多工夫，请了很多同志帮忙，大家一起辨认，才完成了“翻译”，也不能保证百分百准确。全文如下：

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

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认为过去在整个的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没有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军事指挥基本处于单纯的防御路线的错误，一直到整个突围的行动中，还是继续着这一错误。这一错误路线的根源，是由于对政治形势之不了解，对敌人力量的夸大，对敌人堡垒主义的投降，以及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出发的。这一错误路线的恶果，使中央主力红军遭到了相当的损失，中央苏区变成了游击区，使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这一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者是华夫（李德—笔者注）同志与口口（博古—笔者注）同志。干部会认为反对以右倾机会主义为根据的单纯防御路线，总结反对五次“围剿”的经验，正是为着求得军事上战略战术上的正确领导，以胜利的战斗来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军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完成党给我们的当前任务，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在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任务之下，全部队的党员须以最大的努力向全体战士进行充分的解释，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身作则的领导战士进行地方居民工作，发展游击战争，以猛烈扩大红军来扩大我们的力量。同时，必须反对悲观失望的右倾情绪和任何机会主义的动摇。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领导之下，一定能够最大的提高全体党员与红色战士的积极性，取得战争与创造新苏区的胜利。”

四

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的作用

《红星》报全文刊载了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周恩来到会作报告，号召全军“一切拥护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军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并代表全体党员表示：“一定以最大的努力向全体战土进行充分的解释”和“最大的提高全体党员和红色战士的积极性”，坚决夺取“战争和创造新苏区的胜利”。

具我们考证，除了周恩来同志到军委纵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外，毛泽东同志也先后到三军团、一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在白沙会议结束后，2月16日晚上，毛泽东同志专程到三军团驻地（回龙场），传达《遵义会议决议》，鼓动“二渡赤水”。吕黎平记录下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这一次，我们再不吃那种亏了，吃一堑长一智嘛！现在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再渡赤水，消灭王家烈，打回遵义去，誓为死难烈士报仇。”（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2月18日晚上，毛泽东同志又赶到一军团驻地（走马坝），在一军团直属队召开排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五次反“围剿”的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反攻”以来，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变成退却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跑”，这也是错误的。

由此可见，党中央在扎西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后，中央领导都深入到各部队传达的遵义会议精神，组织干部战土学习，统一全军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精神，一扫焦急悲观等情绪，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

作者 |王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