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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私家藏书目录”，是相对公藏机构藏书目录而言，指代中国古代最广泛藏书主体——民间的藏书目录。明清以前，私家藏书目录并不多见。即便在明代，据李丹《明代私家藏书目录》统计，存世的私家藏书目录不过20多种。这方面，清代私家藏书目录蔚为大观，侯印国在《清代稀见私家藏书目录研究》统计约1000种。而此前《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不过500多种。如此丰富的清代私家藏书目录的披露，对清代文献研究意义非凡。这些“明珠蒙尘”的稀见私家书目究竟蕴藏多少历史秘密？ 《清代稀见私家藏书目录研究》开篇即表明，清代私家目录是一个亟待开垦的学术园地。以南京图书馆所藏陆心源《宋元板书目》稿本为例，这是陆氏皕宋楼现存诸种书目中最具价值者，此书保留大量购书价格信息，还包括日本人岛田翰初次造访皕宋楼的信息，对研究这座近代蜚声东亚的藏书楼有重要意义。而目录学大家姚振宗《师石山房书目》三十卷，则为传统目录学在近代编目的实践提供极好案例。相较于公藏机构的藏书目录，清代私家书目保存诸多信息含量丰富的题跋。第二章《清代私家书目与题跋考论》注意到黄丕烈题跋中误置、分置和缀合情况，提醒研究者在利用私家书目题跋材料时应持审慎态度。本章还关注到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对《读书敏求记》等目录学书籍的批校，揭示嘉道以后目录学在家学系谱中的传衍。第三章则利用私家书目解决典籍聚散的经典问题，具体考察怡亲王府、孙宗濂、袁昶三个家族藏书聚散情况。这些藏书大家族虽在藏书史上颇有名气，但其藏书的来源和去向却并不清晰，幸赖私家书目方能一探究竟。如关于怡亲王府藏书，学界以往认为主要来自徐乾学和季振宜，利用新发现《影堂陈设书目录》，则可得出新结论：清初著名学者曹溶的藏书才可能是主要来源。至于怡亲王府书籍最后流向，则在杨氏海源阁、朱氏结一庐、翁同龢、潘氏滂喜斋、丁氏八千卷楼、孔广陶家族、袁克文、刘承幹嘉业堂等地。第四章关注到私家书目中《红楼梦》的著录情况。众所周知，《红楼梦》在清代中后期影响甚大，但书目中却难觅踪迹。侯印国在访书过程中，注意到怡亲王府《影堂陈设书目录》和曾国藩家族稿本《湘乡曾氏藏书目录》都记载《红楼梦》。这是当代“红学史”上相当有价值的发现，从文献层面印证了晚清《红楼梦》阅读之盛，从中还可窥见世家大族内部的小说阅读境况。第五章则以沈曾植的海日楼为例，说明清代学者的书籍社交和藏书目录的关系。在清代，书籍可以作为社交礼物，而私家书目作为书籍“礼单”则提供书籍来龙去脉，对研究晚清书籍社会帮助甚大。第六章则是作者为稀见十九种书目撰写的提要。其中对曾国藩家族几种书目介绍尤有价值。而著名学者李肖聃的藏书目录《星庐书总目》不从四部分类，而是据藏地排列，也相当有趣。《星庐书总目》标注图书藏在“红色小西园翰墨柜”“红色小东壁图书柜”“古香斋小木柜”等，揭开近代学者的实用藏书的面纱。第七章罗列《中国古籍总目》之外私家书目270多种，足见作者用力之勤。附录一《近三百年来私家藏书目录知见录》，标出私家书目近1000种。由此，清代私家书目这一学术富矿得以初露完整面容。  私家书目以稀见著称，常以稿抄本形态存世，且多未经披露，这就需要研究者实地走访各图书馆，亲自翻检原书。本书能取得如此丰富成果，端赖作者用功之勤。然而，作者不止步于治学之勤，还致力开拓研究方法。书中大量运用日记等私密性材料，进行文献考辨、阐释等工作，取得突出成绩。日记是近代另一种体量庞大的私人文献群，蕴藏异常丰富的书籍信息。在本书完稿的2015年，近代日记尚未大量整理出版，作者已敏锐发现日记之于目录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并熟练运用。据笔者统计，全书参考日记数量超过10部，日记主人公包括翁心存、曾国藩、李慈铭、袁克文、傅增湘等人。对日记材料的大量利用，于清代私家书目研究帮助甚多。如利用日记可考辨私家藏书目录的编撰者、成书时间等。作者利用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中的材料，佐证南京图书馆所藏稿本《永慕堂藏书目录》并非袁昶所作，乃是歙县人汪宝翰所作。《永慕堂藏书目录》一书，《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为袁昶所撰。侯印国查检原书，见正文首页有袁昶题识云“光绪丁酉夏歙州汪子维兄代编”。据袁昶日记，方知其人名宝翰，号芸石。且据袁昶日记所载袁氏编目分类办法，也可佐证此书非袁昶所编。利用袁昶《丁卯日记》考订上海图书馆所藏《毘黎耶台散人藏书目》成书当在同治丁卯（1867）以后。此外，日记还可用于考证目录学书籍的版本、递藏情况。作者通过翁心存对《读书敏求记》的题跋，联系《翁心存日记》，注意到《读书敏求记》今已失传的一个版本。利用陆陇其《三鱼堂日记》考察曹溶藏书去向，利用翁同龢日记，发现怡亲王府书籍流向翁同龢家等。除此之外，作者还利用日记考辨研究对象的目录学思想。如通过袁昶日记记载对章学诚目录学成就的评价，推断章学诚目录学思想影响袁昶编纂书目。并通过光绪乙酉（1885）春，袁昶日记编订《永慕堂编架上书目次》分六部分，义理、辞章、经济、考证，附录类书、丛编等，从丙类经济类最庞大见出彼时经世致用思潮已经蔚为大观。凡此，可见日记对清代文献研究的促进作用。在日记渐成热潮的当下，利用日记进行文献学研究应当成为研究者的基本手段。  从各方面而言，本书在来新夏、严佐之等前辈的研究基础上都有推进。然有时对前辈研究未能抱同情之了解，措辞不免过当。如开篇对《中国古籍总目》所著录的《怡府书目》《吾园书目》《清绮斋书目》《滂喜斋宋元本书目》《永慕堂书目录》《五百经幢馆书目录》《自怡悦斋藏书目》等七个条目进行考辨，立论翔实，却不免批评过度。须知《中国古籍总目》主要基于各家馆藏书目整合而成，并未对所著录数据逐条核实。对这部大书的优劣得失，当有持平之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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