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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常书鸿（1904—1994），杭州人，满族，著名油画家，被赵朴初誉为“敦煌守护神”。1927年赴法国留学，学习油画，作品屡获大奖，并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因在书摊偶遇《敦煌石窟图录》，1936年放弃在巴黎的舒适生活，回国投身敦煌石窟保护工作。1942年参与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随后担任首任所长。1949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等。他是“一个为中国千年宝藏操碎心的先生”！如果没有常书鸿，就没有今天的敦煌。她叫常沙娜，杭州人，中国著名的艺术设计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荣誉称号获得者。1931年出生于法国里昂，自幼随父亲在敦煌临摹壁画。1948年赴美国留学。1950年回国后成为林徽因的弟子，在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先后参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设计，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等经典建筑设计，主持并参加设计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区的大型礼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她叫陈芝秀（1908—1979），诸暨枫桥人，中国第一代留法女雕塑家。她与常书鸿是表亲，她叫他“二哥”。1925年与常书鸿结为夫妻，1928年赴法国留学，1931年在里昂生下女儿常沙娜。1937年带着女儿回国后，恰逢抗日战争爆发，一家在战火中逃难，辗转大半个中国。1941年在重庆生下儿子常嘉陵。1943年她拖儿带女随丈夫来到沙漠深处的敦煌。1945年4月19日，她以到兰州看病为由离开了敦煌，从此与艺术隔绝，背着“抛夫弃子”的臭名苟活余生。七八十年来，随着常书鸿声誉的与日俱增，常书鸿苦守敦煌的往事不断还原，当年离家走出的陈芝秀，作为常书鸿“家庭变故”的当事人之一，也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但遗憾的是，因陈芝秀与常书鸿地位之悬殊、成就之天壤，人们在颂扬常书鸿的同时，却将同样是“家庭变故”受害者的陈芝秀无情地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或挖苦她打了人生的一副“烂牌”，或谴责她离开敦煌是“抛夫弃子”的“私奔”，或取笑陈芝秀晚年的贫困潦倒……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主观臆测的文字泛滥于网络，掠奇的文字与事实的真相南辕北辙。网络舆论有时候会成为一种暴力。故意贬损陈芝秀，无助于拔高常书鸿的伟大。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许多事情固然是旁观者清，但男女婚姻其实是脚与鞋子的关系，所以最好还是听当事人的说法为好。2001年，《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传》（叶文玲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9月，《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录》（常沙娜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20年6月，《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叶文玲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常书鸿自传：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著，天地出版社）出版。当年陈芝秀离家走出的前因后果，其实就散落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忝列陈芝秀娘家后辈，试图通过阅读梳理，去伪存真，彻底搞清楚陈芝秀离开常书鸿的前后过程、事实真相，并补充陈芝秀的家庭背景，既还陈芝秀一个弱女子以历史的清白，同时也为常书鸿及敦煌艺术研究者提供一些史料。 “我妈妈是浙江诸暨人，她和爸爸大概是1925年结婚的。他们是表亲，妈妈是爸爸的表妹，因为爸爸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二，所以她称呼爸爸'二哥’。妈妈在国内没有学过艺术，初到法国时不懂法语，但她天资十分聪颖，在里昂浓厚的艺术氛围中，她除了拼命学习法语，还在爸爸的朋友王临乙、刘开渠、滑田友等留法艺术家的影响下开始学做雕塑。她经常为爸爸的画做模特，爸爸最初的人像创作《乡愁曲》《病妇》画面中的形象都来自妈妈。迁居巴黎后，妈妈的法语已经讲得不错，后来也考进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常沙娜《黄沙与蓝天》） 在常书鸿与常沙娜的自传中，关于陈芝秀的身世，点到“诸暨枫桥”后便无下文，其婚前的身世及家庭背景一直是个空白。前些年，也有研究者在网上寻求陈芝秀的家族史，但未果。其实陈芝秀出生在诸暨枫桥一个官宦世家和书香门第。诸暨是西施故里，枫桥是千年古镇，这里出“枫桥三贤”（王冕、杨维桢、陈洪绶），这里出“枫桥经验”。枫桥宅埠陈氏，是诸暨的望族，从南宋繁衍至今已近千年。始迁祖陈寿是进士出身的翰林经谕，他护卫皇子南渡，后因得罪秦桧，辞官后卜居枫桥，在梯山之阳、枫溪江畔著书立说，传播理学。历史上，这个家族科甲连翩，创下了一门11个进士、24个举人的辉煌业绩。一代画宗陈洪绶就出在这个家族。陈洪绶是“灏”字辈，是陈芝秀的八世族祖。 
陈芝秀出生在枫桥陈家，一个名叫“畸园”的大户人家。畸园是清末名闻遐迩的江南私家园林，主人陈遹声承父志，苦心经营畸园，贮书达数十万卷，收藏宋元椠本及名家字画汗牛充栋。陈遹声（1846—1920）是陈芝秀的祖父，字蓉曙，号骏公，早年师从俞樾，肄业于杭州诂经精舍。清同治十二年（1873）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任松江府知府、练兵处总秘书、税务处第三股总办、户部财政处提调、政务处总办、统制川东道水陆防军、重庆关监督、四川川东兵备道，诰封光禄大夫，赏头品顶戴。其墓葬在今赵家镇上京村狮子岩头山之巅，为宋时荐福寺旧址，墓地牌坊与墓庐建筑尚存。陈遹声著述颇丰，有《玉溪生诗类编》《江左三家沧桑诗》《历朝题画丛录》《鉴藏要略》《畸庐稗说》《宋元明三朝逸民诗选》《畸园手定诗文稿》《国朝三修诸暨县志》。
陈芝秀父亲陈訚（1883—1952），字季侃，小名阿迦，陈遹声第四子。陈季侃是诸暨名人。他十三岁时随父就学，“出入名门大族，侃侃而谈，有辩才，善诗赋”。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人，获徐世昌收为弟子，历任京师大学堂教习、东三省总督公署咨议厅参军、海龙府知府、奉天府知府。民国六年（1917）出任甘肃兰山道道尹，民国九年（1920）12月代理甘肃省省长。当时，代理甘肃督军陆洪涛将鸦片作为财源，便以20万元贿赂陈季侃，请其解除种植鸦片之禁令，遭到陈的拒绝。陆氏遂派兵包围省长公署，陈季侃坚不妥协，陆氏最后只好撤兵。1921年10月，陈季侃辞职后返回诸暨家乡。民国十四年（1925）10月，直系将领浙江督军孙传芳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并任总司令，陈季侃应邀出任五省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6年，浙江省省长陈仪准备起义响应北伐军，事情败露，遭孙传芳拘禁，陈季侃力保，方得获免。此后几年，陈季侃致力地方事务，先后创办中兴煤矿、劳工小学等。1937年抗战爆发，陈季侃避居乡里，与何燮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等人在枫桥魏家坞创办忠义初级中学，并担任董事长。抗战胜利后，出任浙江省参议会参议员、浙江省通志馆编纂。1950年获马一浮推荐，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2年因病逝世于杭州。
值得一提的是，陈季侃具有中国传统士人雅好书法精品之习尚，故早在国民政府成立敦煌艺术研究院之前，就为保护敦煌艺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出任甘肃兰山道道尹、甘肃代省长期间，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得到不少属下的献宝，同时又正值兰州民间散藏敦煌写卷充斥、买卖交易活动热络，他趁地利之便，不时出入书肆，多方网罗，更参与竞购，因而他收藏的敦煌写卷数量颇为丰富。2003年姚培锋撰《绍兴人与敦煌学》一文（原载《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1期），内有“陈季侃与敦煌遗书在浙江的流传”一节，提到陈季侃通过别人赠送、自己购买等方式，收藏敦煌遗书总数达300余件，除“至少有17个敦煌卷子已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另有一部分赠送给了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其余一部分写卷被当作礼物相互赠送，流传于浙江地区。浙江博物馆1954年入藏的一批敦煌写卷中便有其旧藏，另有一部分藏于浙江图书馆及杭州灵隐寺。浙藏的这些写卷复印件，今均见载于2000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浙藏敦煌文献》大型图录中。陈季侃曾说过：“余度陇时，购求唐人精写者已极难得，而著有年代及晋魏人书则非以巨价求之巨室，不可得也。”足见其对敦煌遗书的钟爱和重视。又说：“今日藏经已稀如星凤，其后可知。犹忆在陇时，朋辈与余竞购者所藏皆已散亡，余亦何能永保？但求爱护有人，千百年珍物不致损毁吾人之手，吾愿已毕。”表达了他愿尽己所能保护珍贵文物和文献的决心，读来感人至深。（陈季侃收藏的敦煌写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口》题跋局部，大图见文末）陈季侃原配朱氏，生一女；继室马氏，生三子四女。陈芝秀为马氏所出。陈季侃膝下有五个女儿，便将陈芝秀过继给了族内兄弟，过继后的母亲姓常，是从杭州下嫁到枫桥的，她不是别人，正是常书鸿的小姑（三个姑姑中排行最小）。故论辈分，陈芝秀和常书鸿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姑表兄妹。这段历史家谱没有记载，但编纂《枫桥史志》的陈炳荣先生，生前曾与定居国外的陈芝秀母亲马氏有书信往来，当时已确证过这一事实。陈芝秀所在的陈氏房族叫“元文房”，是人才辈出的一个房族。陈芝秀三叔陈诜（1881—？），字叔辛，光绪壬寅（1902）优贡生，朝考一等，以知县备用，奏补陆军部员外郎、军牧司司长兼均调科科长，记名道员，辛亥鼎革后，历任陆海军大元帅府秘书，获授二等大授嘉禾章、二等文虎章，父亲谢世后，挈家徙居杭州，1949年后其后裔迁往澳大利亚。民国时期，陈芝秀家族内还出过两位少将：一是陈时骥（1893—1933），谱名舜渊，字少和，号澡身，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九师少将师长；一是陈钦（1894—1951），谱名舜恭，籍名钦，字治南，号显生，南京金陵制造局（金陵兵工厂）少将局长。两位都是陈芝秀的堂叔。陈芝秀同辈中，堂弟陈孟炎较为著名，陈孟炎（1910—1970），陈遹声长孙、陈仲默长子，秉性敦厚，天资聪颖，为人平易无骄伪，民国二十一年（1932）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初在上海银行界，后又去广东工作，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爆发，回乡定居，因其叔季侃得与何燮侯、陈伯练、何文隆、钱之棼等进步人士相交往，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龙生龙，凤生凤，出生于如此书香门第和官宦世家，陈芝秀当然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她出生时，三代同堂，祖父陈遹声还健在，畸园书香正值顶峰。自幼置身进士门第，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她的身上便赋有江南女子独特的兰蕙气质。所以，陈芝秀不仅天资聪颖，而且还是一位知书达礼、懂艺术、爱生活、有梦想、有教养的贤妻良母。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一般都是单身，唯独常书鸿已经成了家，有了孩子。但常书鸿和陈芝秀的家庭氛围永远是吸引人的，在艺术家聚居的巴黎，他们在巴黎第14区48号的家，成了学艺术的中国留学生的聚会场所。周末和假日，大家都喜欢到常书鸿家来，谈今论古，畅谈艺术，互通祖国的信息。“陈芝秀待人热情，经常做中国菜给大家吃”。陈芝秀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她多才多艺，不仅学雕塑，还会吹笛子，常书鸿在里昂得奖的油画作品《乡愁曲》，就是以陈芝秀为模特而创作的，是一幅反映海外游子爱国思想的作品。那天，陈芝秀“换上来（法国）时穿的红色旗袍”，“将那笛子送在了嘴边，她的双眉却皱了起来，这眉尖若蹙难掩愁痕的表情，使黄昏灯影中的她，有了几分难以诉说的凄婉之美，格外楚楚动人。”浪漫之都巴黎，空气都渗透着艺术气息。在那里，常书鸿与陈芝秀度过了他们充满爱情与理想的青年时代，常沙娜度过了欢乐无忧的童年时代。常沙娜说：“在我记忆里，妈妈漂亮，打扮入时，非常爱我，而且非常能干，会织好看的毛衣，我穿的衣服都是她做的，妈妈在雕塑系学得很不错，还拿到了奖学金……”常书鸿提前回国，陈芝秀与常沙娜继续留在巴黎，但她一直在做回国的准备。陈芝秀“特别爱收拾，她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家里也拾掇得整整齐齐。那些日子她不断出去转商店，买了好多家居用品，有不少窗帘呀、床单呀、床罩呀什么的。”她告诉女儿，我们要回中国了，要到北平另立新家。陈芝秀满怀希望地憧憬着，准备回国以后布置一个更美好的家，“她的梦做得真是很美很美。”从国外回到杭州，常沙娜的祖母见到孙女高兴得不得了，听说这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小洋人是吃面包长大的，老人家从她的衣服大襟里掏出一个手帕包，又小心翼翼地打开手帕拿出一些钱，叫人去买了一个面包来给我吃。常沙娜接过面包咬了一口，怎么是甜的？法国的面包不是这样的，常沙娜觉得很奇怪，也不喜欢吃，就随手把它拿到院子里喂鸡了。陈芝秀看见，赶紧跑过来用法文对女儿说：“沙娜，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是婆婆专门给你买的面包，她没有钱，自己舍不得吃还给你买，你怎么可以拿来喂鸡呢？这个面包很贵很贵的呀！”在敦煌千佛洞，哪怕日子最艰苦，她也将家操持得十分温馨。常沙娜回忆：“在中寺（皇庆寺），我们只有一间住房……房子虽小，但妈妈爱清洁，很会收拾，什么都很有序，把里里外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还挂了一块咖啡色的布帘作分隔内外的隔断，帘子下面绣着黄色毛线的边饰。妈妈追求的就是舒适的环境，再简陋也是整整齐齐的，很温馨。”像陈芝秀这样的知性女性，放在今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出几个，难怪女儿常沙娜评价母亲说“天资十分聪颖”。所以，当年陈芝秀寻找婆家的首选之地不是枫桥，不是诸暨，而是省城杭州。也正因如此，常书鸿的小姑便经常带着继女陈芝秀回杭州娘家，一来是省亲，一来是相亲。 “妈妈坚决不同意去敦煌，又对最要好的朋友王合内、马光璇说：书鸿疯了，他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又要折腾……那些日子每天就听见她和爸爸吵：我不去，不去！两个人吵得非常厉害，天天听他们说的就是去不去，去不去，最后爸爸实在拗不过妈妈，只好说：'你不去就不去，我去！’”（常沙娜《黄沙与蓝天》） 常书鸿19岁那年，还在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成为浙江大学）读书，小姑从诸暨枫桥带来的“不速之客”，令常书鸿一见就难以忘怀。引用叶文玲的文学语言，两人初次相见，“她的身材，是那样苗条婀娜。她那双眼睛，黑如点漆，朝人一瞥时，书鸿就真的被'摄魂夺魄’……”而陈芝秀呢，她“几次来杭州，原也是为相看另一个亲戚家的小伙子。可是，一见了书鸿，她说，自己霎时像喝了迷魂药：'心里装不下任何人了！’”1925年，留校任教的常书鸿终于迎来了洞房花烛夜。“含羞带娇的新娘，像一朵带露的玫瑰，灿然绽放在新房中。幸福得发晕的常书鸿，紧张得几乎手足无措。”“新娘因娇羞而更显妩媚。雪肤花貌的她，站立时似一株水竹，坐下时就是一茎莲荷。对于这位令他朝思暮想的姑娘，书鸿心里涌上千般爱意。”常书鸿怀着满腔感动，将娇羞的新娘拉向怀里，声音颤颤地说：“我这一辈子没向任何人发过誓，但我要向你发誓：陈芝秀，不管山崩海裂，我都会好好待你！”结婚后，两人先后到法国留学。常书鸿先学工艺，后学绘画，陈芝秀学习雕塑。两人都是“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发起人和骨干分子，陈芝秀发表于《艺风》杂志的文章《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艺术空气》，阐述了组织艺术学会的缘起：“我们知道要闲游于荒山穷溪之间，必须先除荆棘、先去淤塞。我们需要一个为我们咏唱描绘的公园，我们需要一个调和的空气。”陈芝秀以她无可挑剔的聪敏和美丽，完美地扮演着沙龙女主人的角色。她漂亮而又重视化妆打扮，据她当年的老同学讲，其漂亮程度“远远超过”名闻遐迩的徐悲鸿夫人蒋碧薇。而常书鸿之才华横溢，也为他的同学和朋友所一致称道。在当时留法学生眼里，这两人是佳偶天成。1931年，女儿常沙娜在里昂出生，“沙娜”是塞纳河的谐音，这是他们的挚友吕斯百给起的名字。
1935年秋，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了由希伯和编辑的《敦煌石窟图录》，从而引发了一场艺术情感的轩然大波。从此，常书鸿“移情别恋”，敦煌成了他心中的圣殿，他决定去敦煌朝圣，他朝思暮想，他无法释怀，十年前他向妻子许下的海誓山盟，慢慢开始褪色和淡化。常沙娜回忆：“我曾经听妈妈说，在巴黎，爸爸发现敦煌的事回家就跟她讲了，妈妈是学雕塑的，他也和她谈敦煌石窟的彩塑，谈去敦煌的希望。那时敦煌石窟的艺术品可以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看到一些，但是妈妈觉得亲身去敦煌是故事般的想象，离自己非常非常遥远，至于莫高窟是什么样子，她从没有认真想过。”但常书鸿已经醒悟，他说自己的艺术之根在中国，只有回国才能实现艺术理想。1936年，常书鸿收拾起画具和到西方寻求“艺术之神”的幻灭了的美梦，一个人匆匆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妻子从事雕塑，因她不愿意离开巴黎到当时兵荒马乱的中国去，便与女儿暂时留在法国”。
（常书鸿1935年画的《沙娜像》，法国巴黎近代美术馆收藏）常书鸿回国后，在北平国立艺专当教授和西画系主任，他写信给陈芝秀，说学校设在北平西城的京畿道，北平艺专已经给安排了住房，是很有意思的四合院，王临乙和王合内（法国人）也将成为邻居。在常书鸿的劝说下，陈芝秀不得不放弃在巴黎的生活，准备回国后在北平营造一个更温馨美好的家。1937年夏，在常书鸿的千呼万唤下，陈芝秀母女从法国回来了。但是，还未走进北平的新家，相聚的欢乐还没有品尝，就卷入了漫长的战火和逃难中。他们一家随国立北平艺专的队伍，从上海、杭州，一路转移至江西、湖南、贵州。常沙娜这样总结那段日子：“我们一家从法国回来，还没看见北平的新家就赶上了战争、逃难，不停地迁移，在这个地方待一年，那个地方待两年，越走越苦。”1939年2月4日，国立艺专的队伍从湖南沅陵搬到了贵阳，暂住在市中心一家旅馆。中午吃饭，外面突然响起空袭警报，“炸弹、燃烧弹呼啸着落到我们头上，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天一下子就黑了。妈妈飞快地拽着我钻到餐桌底下，紧紧趴在我身上。四周昏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妈妈喘着气叫我：沙娜！沙娜！我也哭叫着：妈妈！妈妈！……环顾四周，一片浓烟中，已经有火焰在燃烧，可以看到身边横七竖八躺着血肉模糊的人，那些茶房伙计刚才还好好的，现在躺在那里，断胳脯断腿，流着血，惨不忍睹，地狱般的景像真把我吓坏了。”这一次轰炸，让常书鸿一家一无所有，陈芝秀准备布置新家的床单、窗帘，给常书鸿带回来的那么多画，瞬间全都被炸光了。曾经拥有的转瞬间化为乌有，美梦还没做完，就被恶梦击碎了。“我们成了货真价实的难民……好在人还活着，大难不死。”后来陈芝秀母女被送到了贵阳的天主教会。那里的法国修女对陈芝秀母女特别关照，告诉他们大难不死是因为有上帝的保佑。也正因此，陈芝秀诚心诚意地感谢上帝，从此皈依了天主教，成了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常沙娜回忆：“在教会里住了一段时间，妈妈的精神状态好多了。经历过突如其来的大轰炸，那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场面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使她遭受的精神创伤太深，以致有一阵她常常木呆呆地跪在那里，看见火就害怕。而有了信仰，获得了精神寄托以后，她渐渐恢复了。她重新置装，安排生活，新做的衣服还利用地方民间的蓝印花布。”1940年，一家又辗转到了陪都重庆，常书鸿在重庆凤凰山山顶的一幢房子里安了家，与留法时期的老同学一起，在那里过了两年多相对安定的生活。1941年，儿子常嘉陵在歌乐山医院出生。陈芝秀与王合内每逢星期天就要去天主教堂做礼拜。常沙娜回忆：“过了那么久动荡不安的日子，生活突然安定下来，我们觉得非常温馨，也非常知足了。”回国后时局动荡，去敦煌的事一直被搁置，现在日子平静下来，常书鸿去敦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1942年，在时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担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常书鸿在外面得到了许多鼓励，回家却遭到了顽强的阻力。因为不愿意离开巴黎的妻子，在经过艰苦的逃难生活后，现在更不愿意离开重庆了。当时，陈芝秀一听说常书鸿去敦煌的计划就急了，就和他吵：“你疯了？我们刚刚安顿好，怎么又要到什么甘肃、西北去啊？在巴黎你是讲过的，可那不是想想的事吗？我们好不容易挨过轰炸活着出来，千辛万苦到了这里，才安定下来，沙娜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要成长，你怎么又想走？还折腾？不同意！”陈芝秀还对女儿说：“你爸爸疯了，要去甘肃！你知道在甘肃住的是什么吗？都是住窑洞。”陈芝秀坚决不同意去敦煌，又对最要好的朋友王合内、马光璇说：“书鸿疯了，他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又要折腾……”
常沙娜回忆：“那些日子每天就听见她和爸爸吵：我不去，不去！两个人吵得非常厉害，天天听他们说的就是去不去，去不去，最后爸爸实在拗不过妈妈，只好说：'你不去就不去，我去！’”1943年2月，常书鸿带着第一批研究所工作人员动身去了敦煌。秋天，常书鸿回重庆办事，继续回家动员陈芝秀去敦煌。他反反复复地说：“我们一定要去敦煌！”还连哄带劝地说：“你是搞雕塑的，不能不到那里看看，那里的彩塑漂亮极了，你一定会惊讶的，你是搞艺术的！”但陈芝秀还是坚决不去。后来吕斯百出面劝说了：“芝秀，你就随书鸿吧，他有他的事业，你到那里也可以搞雕塑，你们在那里，将来我们也会常去的。”（事实上他们后来并没有去敦煌）陈芝秀问：“那沙娜怎么办？”常书鸿说：“沙娜可以到酒泉上中学，敦煌也有中学，比较差，酒泉有好学校。在酒泉我有朋友，都是搞工程、修路的工程师，我会安排。”临走之前，陈芝秀跟同样信天主教的王合内说：“我真的不想去。从艺术上讲，他有他的追求，从我的角度，艺术也可以是考虑的一个方面，可那是佛教石窟啊，我们信的是天主教，怎么能跑到佛教的地方去？”陈芝秀不去敦煌，也确实合情合理，因为她是站在家庭的角度考虑问题。身为女人，陈芝秀只想过平平安安的生活，只需要一个温柔体贴的丈夫，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想要。更何况，过惯了巴黎浪漫生活的陈芝秀，心里还装着满腔的委屈。当年自己不乐意从巴黎回来，你常书鸿说声走，不是也同意你了吗？一回国碰上抗战，我什么也不说，什么都丢下，又跟着你走了。到了贵阳，我们差点没了命。好不容易安定下来，我们在这里过安稳日子不是很好吗？你喜欢去敦煌也可以，我也决不拖你的后腿，但你何必非要把整个家、把孩子们都往沙漠里拖？常书鸿没有顾及妻子的情绪，他以事业为重，是做大事的人，他心心念念的是敦煌莫高窟。他执意让妻儿一起去敦煌，只图一家团聚，但求同甘共苦，毕竟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岂能忍心将孤儿寡女丢在重庆？从男人的角度来考量，常书鸿的计划似乎也无可厚非。一心想图安稳的陈芝秀，最终拗不过“杭铁头”常书鸿。为了丈夫的事业，为了丈夫的理想，她携带12岁的女儿、2岁的儿子，随丈夫走进了荒漠，却从此也走进了一条爱情的不归路。
（1942年常书鸿画的《重庆凤凰山即景》，内容包括：陈芝秀抱嘉陵看兔子、王合内养兔子、常沙娜喂鸡、公用的厨房、李家珍带着子女上山、王合内养的宠物狗。）（未完待续） 该敦煌写经现藏于浙江博物馆，原藏品号为“26089”，收入《浙江敦煌文献》时统一编号为“浙敦193”。旧藏者陈季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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