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代的府为例，按照《明史·职官志》所记载的组织架构，在正职知府之外，还设有同知、通判、推官等辅佐官职。一个府的正常运转，虽然离不开这些佐贰之官的勤勉奉公，但有了成绩的话，通常都会笼统记载正职知府名下。因此，不管是国史还是府志、县志，大多不会提及“同知们”的事迹。除非，他们立下了特殊的功劳。在明初，地处胶东半岛的莱州，由州升级为府。此后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共有五六十人曾担任过莱州府同知的职务，但能青史留名者，寥寥无几。大体来说，在明代历任莱州府同知当中，最有名的，当属明洪武三年任上的赵秩。他之所以有名，主要是因为曾奉明太祖之命出使日本。此事在《明太祖实录》和《明史·日本传》中都有记载，前者的描述较简，后者则绘声绘色。是月（洪武三年三月），遣莱州府同知赵秩持诏谕日本国王良怀。 所谓的“日本国王良怀”，后世学者多认为是日本南朝方面的怀良亲王。明朝建立之初，日本尚处在南北朝分治时期。当时，南朝方面的怀良亲王驻军九州岛，处在对明交涉的最前线。而明朝方面对日本国情不够了解，误以为他就是“日本国王”，因此使者一般都派到了那里。在赵秩之前，洪武二年三月，明太祖曾派遣行人杨载出使日本。虽然诏书中有“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这样的狠话，但怀良那边并不买账，反而继续侵扰明朝沿海州县。恼怒归恼怒，但明太祖终究还是吸取了元朝东征失败的教训，仍坚持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赵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派出去的。府同知虽是副职，但品级并不低（正五品），再加上身膺出使外邦之任，按说史籍中应该会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不过，《明史》中的内容侧重于赵秩出使的过程，对他本人的履历却并未提及，而其他史料中也找不到相应的记载，以至于他的籍贯在哪里，都不得而知。严格来说，对外交涉属于中枢的职权，使者理应由部属官员（通常是礼部）担任。而当时明太祖为何选中赵秩出使？这也是一个谜题。而结合《掖县志》对府同知职责的记载，赵秩的脱颖而出，可能与他曾有防倭经验有关。县志称：“府设海防同知，分领海汛。”也就是说，莱州府的同知，本身就有海防之责。而赵秩在此任上，多少会有些相关经验，有利于在谈判时据理力争。明廷因为这一点，才选中他作为使者。按照《明世宗实录》的记载（属于回忆性质），当时与赵秩一同出使的，还有礼部员外郎吕渊。那么，到底是赵秩从莱州到南京与使团汇合，还是使团从南京到莱州与赵秩汇合？这又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了。总体而言，赵秩这趟出使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他来到日本九州之后，几经波折还是当面见到了怀良。由于元朝在东征之前，也曾派了一位姓赵的使者前往交涉。此次看到赵秩，怀良一开始充满了不信任感。赵秩据理力争（声明自己与明朝赵姓使者并无关系等），终于使得对方以礼相待。一番交涉下来，怀良答应“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也正因为这一点，赵秩的出使也被视为“有功之举”。然而，在出使之后，赵秩的事迹就不见记载。明朝对于这位功臣有何赏赐？他后来又担任过什么官职？皆无从知晓。总之，他在史料中神龙见首不见尾，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根据《掖县志》的记载 ，赵秩的莱州府同知任期仅限于洪武三年。而在他之后，当年还有一位叫做刘原俊的同知上任。任期如此短暂（似乎有挂名的可能，但这样与熟悉海防的推理相矛盾），他在当地没有留下太多痕迹，也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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