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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如何面对传统经典 《四书》作为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无疑是儒家思想的精要所在。然而，无论从《论语》到《孟子》，还是再从《大学》到《中庸》，这些篇章所使用的文字都与我们这个时代相隔久远，我们很难独自确定那些文字的具体含义——如果我们只是想不求甚解地匆匆一览，那么也就无关紧要了。然而，我们如果想明白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思想，我们就必须依靠前人的注释，以达到伽达默尔所说的“视界融合”的效果不可。
几百年来，试图理解《四书》的人大多依靠的是朱熹的注本。换句话说，朱熹的注具有一定权威性。但这种权威性的基础是政令，而不是口碑。曹聚仁先生曾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谈到了他的父亲“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的同时颇受困扰的情况。而且当年，只有十一二岁的曹先生在读了王阳明驳斥朱熹的相关文章后，“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由此，可见对朱熹的注解的不认可，是早已有之的。也就是说，朱熹注文价值的被高估了。
朱熹利用注解《四书》的行为构建自己的体系，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他所构建的体系是否有价值，这一点其实和本书的内容无关。因为这本书并不是在评价朱熹所建立的理学体系，而只关乎如何做到“理解”。
谈到理解《三字经》中有言“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这说明即便是儿童学书，也要进行一番仔细的训诂活动。正所谓”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可见正确理解的重要性。傅佩荣先生正是本着还这些经典以本来面目的初衷，写下的这本关于“朱注四书”的点评集。
那么这种纠正有没有价值呢？从我个人的观角度来看，傅先生的爬梳剔决，阐幽发微是非常有意义的。
首先，可以让《朱注四书》这样的”权威“重回普通的视角。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很多人因承袭朱注而禁锢了自己的思维而不自知，这种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情况，无疑不利于对儒家典籍的掌握。把朱熹从高高的圣坛上搬到一个与普通人平等的位置上来，无疑可以是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典籍的本来面目。
其次，质疑辩难，讲究方法。在本书中，傅先生同过文本自证，文意推导，逻辑考辨等方法，对朱熹的注文进行仔细的辨析，有理有据有证，这无疑向后学之人提供很好的实例。
第三，纠偏补正，扬弃兼用。对于朱熹的错误，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时代久远，文乖义舛，在所难免，强自为说，难免比附。然而，有些错误无关紧要，而有些错误则是对经典的误读。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3.8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第三》）
在这一则中的“绘事后素”朱熹注为：“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绘事必以粉素为先”这种解释看上去十分通顺，符合我们的日常对中国水墨画的认识。因此杨伯峻《论语译注》，南怀瑾《论语别裁》，李泽厚《论语今读》都采取此说，丰子恺也曾撰文说：“绘事后素”，就是说先有了白地子然后可以描画，而李零在《丧家狗》中更由此发挥到了对“一穷二白”的猜测：“'穷’是物质落后，'白’是文化落后，可能就是脱胎于孔子的说法。”
然而，蒋伯潜《四书读本》在附和朱熹的同时，又加入“《集解》引郑云：'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适与朱说相反。”的字样。（这里的《集解》是《论语集解》“郑云”指的是郑玄的注释）
钱穆的《论语新解》则在两说（绘事后素：古人绘画，先布五采，再以粉白线条加以钩勒。或说：绘事以粉素为先，后施五采）并存的前提下采取了郑玄的说法，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选择的理由。
对于上述情况，傅先生指出，朱熹在这里犯了添字解经的错误，在“后素”之间添了一个“于”使得绘画的先后顺序颠倒了。然后，傅先生以汉墓帛书为证，说明“在孔子的时代，绘画并无白纸可用，而是画在绢帛至上，绢帛本身有咖啡色”“因此，绘画时，先上各种色彩，最后再以白色分布期间，使众色鲜明突出而成其画”。这种解释无疑澄清了围绕这句话的误读。由此，可以理解，子夏和孔子对话，并不是就人论人、就画论画、就礼论礼，而是由人及画，再由画及礼，从而揭示儒家主张的仁和礼之间的关系，所以孔子才发出“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的赞赏。也就是说，傅先生又指出了朱熹所犯的另一个错误——以今律古。当然，这些指瑕和证伪未必是傅先生的独得之妙，但相对于众多沿袭朱说的而未加解释验证的人来说，傅先生的提法无疑是更为合情合理的。
当今社会，重拾儒家传统的必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由此，“如何正确地理解传统典籍”这个问题也日渐重要，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可能有着不同的答案，但无论如何，傅先生在本书中所展示的治学路径无疑值得所有人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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