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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相似之处
傅斯年生于1896年，胡适生于1891年，二者相差不了几岁，二人在学术上有互相影响的关系，在私人关系上其实还可能含有相似身世上的互相认同，这种认同也可能影响到了二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学术经历。
在身世上，二人均是幼年丧父（傅斯年9岁丧父，胡适则是4岁左右），由母亲抚养长大。在当时，孤儿寡母，几乎完全要靠亲属的接济才能维持生活。在这期间由于缺少父亲这一形象的引导作用，缺乏了对象征着传统道德父亲的仿效行为，也就无法体会到道德的约束力的正向价值，而只会有一种被束缚感觉。胡适在回忆自己的母亲时曾讲道自己因顶撞母亲而使母亲极为伤心，在这个回忆中，征服胡适的是情感的力量而非理性的规范，这无疑可能会滋生另一种情况，即当顶撞对象和自己无情感关联时，“顶撞”这种无礼行为也不会得到修正。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在傅斯年的身上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从生活的艰辛的角度来讲，他的周围肯定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不然他在对自己家庭的追述时，就不会非常简略，这背后除了王汎森先生所列的“耻辱说”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可能——在傅父去世之后，他们母子所遭遇的世态炎凉极有可能在傅斯年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为不快的印迹，故而在追述家世时，他于有意无意之间不愿过多提及这段往事。如果上述的推测能够成立，我们也就可以给后来傅斯年否定传统道德中家庭伦理文化等行为找到一点心理上的依据。而且这也极可能是傅斯年弃黄侃而转投胡适门下的原因。
而且在否定了传统的道德之后的留学生涯中，傅斯年极有可能试图找到一种既能否定道德，又能有所建树的理论，在这面上，他极有可能不完全地接纳了英国的功利主义的思想，因为功利思想最初的建立也是建立在反道德和建立政治秩序的基础上的，虽然两种道德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相对而言，胡适则是从美国引进了自由主义。
二、与王国维之间的异同
在中国古史起源多元论上，傅斯年和王国维的学术有着相似之处，但很少人注意到，傅斯年在确定史语所的研究方法上，其实也可能和王国维的观点有一些内在的联系。王国维在进入清华大学任国学院导师之后，他的讲义（后来出版时名为《古史新证》）中就提到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其中“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就强调了地下的新材料对建立史学的作用。而傅斯年无疑是变王国维的“幸于……”为主动去寻找证据，进而重建历史。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尝试。
之所以，傅斯年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恐怕是在经历了与胡适、顾颉刚、陈寅恪的接触后，他发现在这些领域中，自己与其步他人后尘，不如以更大的气魄以科学的方法开创一种新的局面。但以史语所这样的机构来说，田野工作、考古发掘、外出采集等行为无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因为这个缘故，傅斯年不得不依附于相应的政府机构，这也就束缚住了傅斯年的学术发展的独立性。
三、来自陈寅恪的影响
傅斯年在出国留学之前曾打算攻读硕士学位，但后改变了初衷，不再致力于取得学位的行为以至于让胡适非常失望。这里的缘由，恐怕是受陈寅恪的影响。陈寅恪在欧洲求学多年，最后也没有取得一个学位，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这似乎是比较奇怪的事情，但如果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看陈先生的做法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其行为背后对“君子不器”的追求！西方的学位大多属于专门之学，而非博通之学，所以与其拿的一个学位受到一定师承的限制，不如博览各家取其精华，以便融汇贯通自称一派。陈先生的这种思想，无疑对傅斯年与青年时代即为学生领袖的广阔视野相契合。也就是说，傅斯年在与陈寅恪的交往中，无形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精髓，这也为后来傅斯年重新接受传统文化的价值埋下了种子。
他晚年否定自己年轻时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一方面得益于他离开了封闭的学术领域而进入实际社会活动的经历，另一方面恐怕也得益于他旧学功底。而后者为他提供了对传统文化重新理解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他比胡适更有优势。
纵观傅斯年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到，那一代学人对振兴国家的热诚，然而因为在热诚的背后缺乏了一些必要的冷静和清醒，枉走了许多的道路，而这个过程也在稍后的殷海光的经历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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