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有商人；春秋时并无商人，当时虽有弦高，不过是国家所派遣，并非贸易，而是送礼。子贡是外交家，被派到各国时带了黄鱼等山东土产到江苏出售，因此发财，称为货殖，即以物易物而有剩余之得。子贡是走私，由一国至另一国，是国际性的走私。
商人中如陶朱公（范蠡）、白圭、吕不韦等均为大商人。范蠡佐越破吴后，于是改姓名游江湖，到齐国时，改名鸱夷子皮；到陶后，改为朱公，居19年，三致千金。他是在齐、鲁等国东西交通要道地区经商而发财。其子孙经营得法，遂成巨富。
魏国的白圭，善观周遭环境，能够适应时势。曾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吾治生犹伊、吕之治国，孙、吴之用兵。”因此生财有道。后世经商者皆祖之。
战国时代亦开始出现商业大都市。此种大都市与春秋时代的不同，亦与西洋贵族在堡垒中的不同。中国的是城圈，规模大，内有宗庙社稷。战国时此种城圈即具有商业性，如齐国京都临淄在战国时即成为大商业城市。
《史记》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
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
，举袂成幕
，挥汗成雨。”足见当时人民生活之繁荣。此为井田制度时代所没有的。
临淄是旧的都市，邯郸则为新的都市，后者更为热闹繁荣，犹如三四十年代之上海一般；孟尝君时之薛城亦为一大都市，人口有6万家，近20万众。此时人民一面冲破格子线（疏散），一面却往大城市跑（集中）。所以苏秦说：“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意即所有的土地，都成了商业区，连放牧牛羊的草地都没有了。犹如今之江浙地区一般，于是人口、职业、制度，都起了变化。故战国时期成为工商业最旺盛的时期，但此时亦产生了新的问题。以上便是战国时代的经济形态。
由于战国时代工商业之发达，以前以物易物之商业交换方式已不足应付，货币之使用与流通遂成为战国之另一新形态。
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时代列国之间，或君臣之间互相馈赠、赂遗，甚至赎罪、纳欢，都不是用金钱，而是用礼物，包括车、马、锦、璧、钟、鼎、宝玩以至美女、乐师为止，绝无用黄金货币相赠送者。如有的话，要自战国开始。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二年才开始发行钱币。此时距离春秋末年已有155年。
不过，当时东方的一些国家，如齐国、燕国的刀币，韩、赵、魏三国的布币，以及楚国的鬼脸钱已早于秦国在市场上流通矣，直至今日，出土的仍极多。而秦国是继东方诸国之后发行钱币而已。
综上所言，从春秋到战国是中国史上变动最激烈之时期，无论政治、社会、经济、学术，都起了大变化。经济方面主要的是从贵族御用工商及贵族私有的井田制而转变为后代的农工商兵的自由业，遂使战国时代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