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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 [xián] 。

 泰阳汉子 2021-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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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誰最中國」

圖片 |「誰最中國」


中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悠闲者”,林语堂先生曾在《中国的悠闲理论》文章开头抛下这样掷地有声的一句话。

论“闲”,中国人是极有心得的。从秋收冬藏,顺应四时,不急不缓与自然相契生长开始,到为衣食住行制定风度雅仪,用诗酒琴画调以生活趣味,用蔬果花草点染方寸之间......关于闲的学问,中国人已经做了几千年。

闲之雅致,是一份侍弄生活的清心,闲之志趣,是一处留给审美的空间。细微之处如桂花闲落,曲水流觞,旷阔之处如青崖白鹿,悠然南山——中国人亦是自古就会从生活的空闲中寻到美感,颐养心灵的。

如此,闲,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落脚点。那些风雅之事、清素之味、悠然之情,皆是从“闲”处出发,细腻深邃,直渗心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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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是灵魂正在呼吸的样子。在中国人的想象中,闲的感觉,就像这个字写出来的那个样子——“閒”。秋虫唧唧,晚风清凉,满院子的月光流淌,有个人倚在门上,静静地望着月亮。
中国人喜欢什么,向往什么,就把什么请到“门”里来。想要有诗意的夜晚,便邀明月入家门,这一夜,便是“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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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词人舒白香说“闲暇之时间如室中之空隙”,于是“间”,就写作了“間”,在中国人眼里,间与闲,皆是呼吸,皆是流动,皆是自在。
当门里有了日月,生活便有了余地,有了空间,生了闲心,养了闲情。

相比较一个汲汲营营卓有功成的人,中国人往往会更倾慕一个懂得闲情,悠然渡日的人,这种审美,就是中国文化浪漫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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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闲情,原本是不设“门槛”的。
就像苏东坡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并不需要家财万贯才可抵达。陶渊明的诗里,不过也是描述了些夕露沾衣、鸡鸣狗吠的日常,正如《瓦尔登湖》里梭罗所说的,要享受悠闲的生活,所费并不多。
虽不设“门槛”,却并非人人都能有闲情。
因为那扇能够看见月亮的门,不是人人都知道在何处,也不是人人都懂得如何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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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人都会用那句“偷得浮生半日闲”,用来形容某个不必加班工作,可以随性游玩的时光。仿佛闲是一种天降的馈赠,突然掉到怀里,于是就有了这“半日闲”。这种用法,怕是原诗人李涉不太会认同。
李涉当年被流放镇江,官场失意,终日闷闷不乐,醉酒渡日。某一天突然意识到春日将尽,春光不待,于是出门登了南山,在寺庙里与偶遇的僧人聊天,心情渐渐疏朗,便在鹤林寺墙壁上写下“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
李涉所说的“闲”,是在不变的境遇中,转换自己的心情,是主动地,让自己从郁郁寡欢过渡到悠然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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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不是来自他人的慷慨赠予,也不是委屈自己付出何等昂贵代价,更不是天公作美,让人生柳暗花明,而是我们自己愿意把门打开,看看月亮。
所谓有闲心,便是无论生活怎样,心里总还是惦记着,惦记着窗外夜色正凉,惦记着雨水打了整晚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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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说,“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不管是啜茗酌酒,还是营园造境,是吹笛奏琴,还是养鸟放鹰,中国人的闲情,几乎可称得上是“文化的生产力”了。
是以,与“闲”划上等号的,并不是单纯的娱乐与游戏,不是为了填补空虚,更加不是为了满足虚荣。“闲”是一种自我意志,它暗含着我们对自我的认知,代表我们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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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先生曾“任性”地说:“假如国民政府新定一条法律:'闲居必须整天禁锢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也不愿出去干事。”因为他很喜欢在房间里自在取乐的时光,全然不认为这是种禁锢。
他会随心情搬动家具,想象自己是整个屋子的王,统御“整个天下”。会用颜料在自鸣钟上作画,还剪两只飞燕粘在指针的尖头上,让整个钟面变成一幅会动的油画,最后还颇有心得地总结:“凡在三点二十几分,八点三十几分等时候,画的构图就非常妥帖,因为两只飞燕适在全幅中稍偏的位置”。
这些闲处得来的小小乐趣,是丰子恺最舒畅之所在,他偏爱这种自在妥帖,绝不肯用什么富贵金钱来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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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桥诗人徐志摩曾在美国留学两年,复又去英国伦敦两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龈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
在康桥,徐志摩拥有了足够的空闲,散步划船、抽烟吃茶,种种闲事,一件不落。可就是在这里,徐志摩写出了《再别康桥》,甚至他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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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我出发,抵达的“闲”,是真正可以丰盈内心之所。若只是周旋于人际的玩闹,只是被时代裹挟的狂欢,只是百无聊赖地让时间一点点逝去,那“闲”,也根本从未出现过,那些看似快乐的时光,都只是“闲”的替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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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如今放眼望去,似乎处处都是“闲”的替身。时间倏忽而过,眼前一地鸡毛。我们对“闲”的误解也因此越来越深,我们怕“闲”,不敢“闲”,“闲”时会有罪恶感,在时代巨轮飞速向前滚动的现在,“闲”已经是一种十足的奢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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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期《锵锵三人行》里,窦文涛也对梁文道提出了类似的困惑,他觉得“咱们生活忒挤了,闲情逸致对中国人来说越来越奢侈”,“我就是个例子,真的,就老觉得这个钱挣不够,老觉得对未来充满危机感。于是老想逃避,老想挣够了钱,就逃。”
这种想法在生活中,会演变成一种无力的恶性循环。我们忙得乌烟瘴气,忙得濒临崩溃,然后安慰自己,鼓励自己撑过去,以后就有得闲自乐的好日子了。这样的想法把人生被分成了两半,前半段是疯狂的忙碌,所有的闲情逸致都留给后半生,为了让后半生“闲得够好”,现在的我们,就必须“一刻不得闲”。
而这样忙碌着,奔波着,到最后会如何呢?梁文道说“我见过很多的,没能等到闲来,就抑郁了,或者终于等到退休,却发现不知道怎么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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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和情感,原本就是无法被这样简单粗暴地划分开来的。不敢闲,不会闲的背后,其实是我们正在逐渐失去用心对待生活的能力。
蒋勋将“忙”这个字拆分成“心亡”,而好好对待生活,其实只是帮自己把门打开,让新鲜空气进来,给自己的心一些喘息的空间。看一点点消失的落日,看恰好飞过的喜鹊,看石缝里长出的四叶草,在这些与自然的对话中,显露出的便是生活至淳至朴的美学。
蒋勋说,所谓生活的美学,从来不是要每天赶去音乐会,赶画廊的展览,赶艺术表演,“你甚至不一定要离开家,我很大胆地说一句,'艺术并不等于美’,美应该是生命中的一种悠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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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万物生灵,只有人能感受到浪漫,只有人会渴望过有闲情逸致的生活。日复一日的赶路,会让人渐渐忘了为什么出发。闲下来,给自己的心放个假吧。

编辑 | 湃耳

攝影 | 華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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