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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谪到永州，在永州，他有感于世人不知“推己之本”，写下了《三戒》这一组著名的小品寓言，其中第二篇即是《黔之驴》，其文如下： 张舜徽先生《周秦道论发微》一书中指出，先秦诸子百家，他们为了迎合人君以巩固统治，各自的学说中，都蕴藏着教人君如何统治的法术，即统治术。张先生提到，古代人君的统治术，最原则的东西有二，一是“主运”，一是“主道”。所谓主运，是傅会五行——金木水火土——相互克制的道理，以成为统治者“受天命而为天子”的理论根据。如果说“主运”的实质可用一个“骗”字来概括，那末，“主道”的实质，便不外一个“装”字。我们必须懂得，古代专替统治者着想的学者们，考虑到人主才力智慧有限，敌不住臣下和群众的才力智慧，如果亲自动手做事或者多发议论，不但不能藏拙，且容易显露破绽，招致臣下和群众的轻视，甚至引起权位莫保的危险。（见《周秦道论发微·叙录》） 的确，就拿在诸子百家之中，被汉儒认为“于道为最高”的道家，其代表作《老子》中，也经常教人要虚虚实实，讳莫若深。比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比如“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比如“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等等。大智固然可以若愚，那么大愚当然也可以若智，总之一个字，就是：装。人君如此，人臣身居一定的职位，特殊时候也需要靠装来保护自己，比如：《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在乱世之际，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装疯卖傻以躲避祸患，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明哲保身”。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或许可以进一步阐释何谓“愚不可及”：明初袁凯因故得罪了朱元璋，怕遭杀害，称病躲在家里不上朝。朱元璋不信他真病，便派使者去他家察看，还拿木钻钻袁凯的胳膊。袁凯咬牙忍住，愣是不发一声。使者回去禀报，朱元璋仍然不信，又继续派使者去窥探。袁凯预先得知风声，在家里用面食做成一条一条的“狗屎”，撒在沟圈里，等使者一来，便躺在狗圈里，抓着狗屎往嘴里塞，还吃得津津有味。这次朱元璋彻底相信了，不再为难袁凯，袁凯靠着自己高级的“装”的演技，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考虑到柳宗元本身深厚的先秦学术功底——他辨过《论语》、《列子》、《文子》，非过《国语》，再加上他浓厚的法家色彩（著过《封建论》，参加过永贞革新），柳宗元对于此类“君人南面之术”，或者人臣自保之术，必定深有心得，因此，他在《黔之驴》中讽刺这头驴不懂得伪装来保护自己，最终惨遭毒手，也就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此外，关于《黔之驴》的故事来源，据季羡林先生考证，乃是出于印度寓言。季先生在《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一文中，举了印度寓言集《五卷书》中的一个故事： 在某一座城市里，有一个洗衣匠，名字叫做叔陀钵吒。他有一头驴，因为缺少食物，瘦弱得不成样子。当洗衣匠在树林子里游荡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只死老虎。他想道：“哎呀！这太好了！我要把老虎皮蒙在驴身上，夜里的时候，把它放到大麦田里去。看地的人会把它当做一只老虎，而不敢把它赶走。”他这样做了，驴就尽兴地吃起大麦来。到了早晨，洗衣匠再把它牵到家里去。就这样，随了时间的前进，它也就胖起来了，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牵到圈里去。 有一天，驴听到远处母驴的叫声。一听这声音，它自己就叫起来了。那一些看地的人才知道，它原来是一条伪装起来的驴，就用棍子、石头、弓把它打死了。（第四卷，第七个故事） 季先生认为：“柳宗元或者在什么书里看到这故事，或者采自民间传说，无论如何，这故事不是他自己创造的。”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五卷书》“是一部教人世故或学习治国安邦的教科书”，“它原来是作为王子的教科书而编写的”。所以，对于这个故事中的驴，人们嘲讽的是他不懂得伪装自己，并多少有些惋惜之意，正如被改编为巴利文的《狮皮本生》故事里所说：“这驴吃麦子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吃下去的，它只是蒙了狮子皮，一叫就弄坏了自己。” “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吃下去的”以及“一叫就弄坏了自己”，与《黔之驴》末段所说：“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何其相似？而柳宗元被贬至永州后，迷恋佛家经义，遍读佛教典籍，是完全有可能接触到这类寓言故事的。那么，《黔之驴》的主旨，表达的乃是应该善于伪装自己以避祸，就一点也不难理解了。可以说，这样的寓意，是中国本土的智慧，与印度传入的寓言，两者共同作用于柳宗元心中，而开出的一朵文艺之花。 （本文发表于《辽宁日报》2019年9月16日。另，本文还参考了陈允吉《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黔之驴〉故事的渊源和由来》，见氏著《唐音佛教辨思录》（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版；以及李小荣《佛教与黔之驴——柳宗元黔之驴故事来源补说》，见氏著《佛教与中国文学散论》，凤凰出版社201年版。因本文并非严谨性之学术论文，故文中并未引及，特附注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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