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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多年来，“洪武赶散”一直流传在苏北和沿海地区。根据多地的县（市）志记载，明洪武年间或战乱、或洪水、或疾病，曾动员过大批移民到苏北沿海烧盐开荒、繁衍生息。据有关资料记载，东台地区的先人，系来自苏州、崇明，安徽和山西等地的移民，以苏州居多。堤西一带的古村落和堤东的一些集镇基本都是这个时期先后形成的。此文资料是否准确，仅供参考。 
“洪武赶散”又称“红巾赶散”,“红蝇赶散”，发生在明代初期，当时朝廷从江南迁移大量人口到苏北一带进行垦荒，历史学家称之为“洪武赶散”。因朱元璋的部队头扎红巾，故民间称之为“红巾军”、“红军”，“洪武赶散”也被称为“红巾赶散”或“红军赶散”。“红蝇赶散”则是“红巾赶散”的讹传，可能是出于对红巾军的不满,而将其暗喻为红蝇瘟疫的缘故。“赶散”亦被称作“赶汉”。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占领淮河两岸的大片地域。同年，置淮安府，领海、泗、安东三州，山阳、清河、沭阳、赣榆、天长、盱眙等县。又以泗州、盱眙、天长改隶凤阳府；并降安东州为县，仍隶淮安府，以邳州、睢宁、宿迁县改隶淮安府，时淮安府共辖二州九县。战乱使淮安及其周围地区人口逃毙殆尽，亟待移民充实。同时，江南地区的地主阶级人士有很多依附张士诚。故明朝初年，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措施，是进行强制性的大规模的移民。洪武三年(1370年)，迁苏、松、杭、嘉 、湖诸府之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又移江南民14万户于凤阳府。泗州、盱眙为交通要道，经明末大乱，人口锐减，时均属凤阳府，故迁移的14万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安置于泗州和盱眙。此后百余年中，又陆续将江南的人民迁徙到淮安府境，这就是淮安民间传说中的“红巾赶散”。如涟水、淮阴望族朱姓，就是明洪武年间整族整族地“奉旨”迁来的。其中一族坐的是包铁头大船，后人在涟水、淮阴“九朱”中，以“铁船头朱”加以区别。涟水孙氏、张氏，灌南汤氏，以及金湖等地约70%左右的居民，其先人也多为洪武年间从苏南迁来的。又据民国《泗阳县志》载，元末明初，由苏南迁来的有翁、朱、卢、吴等25氏族，其中由苏州迁来的有21族。明中叶，实行“中盐法”，晋、徽商来淮业盐，并就地定居繁衍。涟水望族程氏，“先世本歙人也，明季始迁安东。耀南县城新安镇，是明朝中叶安徽新安商人在此兴集命名的。高沟地区的汪、程、吴等姓，其先也是安徽歙县人，也是因经商就地安居的。淮安河下镇是著名的徽商、晋商聚居地。“洪武赶散”人口迁移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在经历元末战乱的环境之下，由于长江的阻隔，扬州府的属县崇明岛并未受到战火侵扰，得以获得保全。崇明岛位于长江出海口，其沙滩面积狭小，且水道时有变化，所以待战火停歇，人口纷纷往外迁移。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崇明岛上民无田者2千余户，迁往江北。这些居民越江而居，迁入地点多在扬州府的通州，海门县境之内，又有500户无田的县民，迁到苏州府昆山县境内，其实从洪武初年以来，崇明岛陆续有对外移民的活动，不同的是所属政区的变化，洪武七年(1374年)以前崇明岛隶属江北管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则与昆山县同属一政区。在洪武初年的扬州府，除了复业的当地居民外，其余皆为流寓人口。根据现存的地方志及族谱资料,在苏北地区一带的民间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明初从苏州阊门迁移而来，泰兴县居民的祖先，多原为皖赣名族于元末之际迁入，而兴化县则有原籍苏州大姓，于洪武初年陆续迁入兴化。其他如东台、宝应，江都等县望族，都认为祖先是由苏州迁入，这种原籍附会苏州的情形，是苏北移民普遍都有的特殊现象。从洪武九年至二十六年(1376-1393年)，扬州府的移民陆续迁入，新增移民总数达14万人，其原籍来自苏南、浙北、江西等地。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扬州府74万人口之中，移民及其后裔约50万人，除了崇明县之外，来自苏州及苏南、浙北地区的移民占总移民人口的一半，而来自江西与徽州的移民则各占四分之一。淮安府的移民亦有从苏州迁入的说法，如泗阳县的席、唐、吴、朱四姓，即是明初由苏州的东洞庭山(太湖有东、西洞庭山)，昆山、句容、吴县等地迁入，因此该县仍存在有关原籍苏州的广泛传闻。然而，明初的苏州移民似乎未到达淮安府北方，因此沭阳、海州等地，则流传另一种“洪武赶散”的说法。“洪武赶散”是由“红蝇赶散”、“红军赶散”的谐音转化而来，虽然“红蝇”的一种解释是，因元末战乱所引起的疾病流行，而使移民们心中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但另外一种解释却是移民祖先受到洪武帝的驱赶，所遗留下的感叹。此外，来自零星的北方移民，特别是山西洪洞县移民有部份迁入淮安府。山东东南地区，原为山西移民迁入的区域之一，而后再辗转南迁进入苏北地区，因此有些苏北地区移民，是为山西移民的后代。这些由山西洪洞移民向外迁徙的移民运动，甚为频繁，从明朝开始乃至于整个明朝，多可发现其踪迹。洪武时期江南向江北的移民，大致以当时的黄河为北界，江南移民渡河北上，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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