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茶余饭后聊方言

       久居珠三角，一天当中，除了说普通话外，我常常要用几种方言与人交谈。上班在工作单位与同事们说粤语，下班回到家中与家人说安仁话，接听兄弟姊妹的电话要说永兴家乡话。方言离不开我的日常生活。我想，不单是我离不开方言，还有许多国人也与我一样，每天都要说方言。

       事实也是如此。方言是人类的原始母语。方言是文化社会信息的集合体，隐藏着诸多密码，是一个人最隐秘的标识，或者可以说叫烙印或疤痕。中国方言可谓世界一绝。全国书同文，然各地语不同音。方言在中国是个最普遍的现象，各地有各地方言，不仅语音语调有差异，还有语法用词的不同。许多方言的表现力是普通话不具备的，表达之生动，表述之深刻，各家方言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因此才构成中华语言文化的宝库。方言是一种让地域外之人难以听懂的语言，也是一种识別乡村故里的语言，不同地方就会有不同的言语，用“全国普通话”这一标准衡量，不同地方的不同言语统称为地方方言。

       方言，是乡村最朴质的一剪窗花，是维系游子乡情的一条纽带。虽然方言正逐渐被城市文明所湮没，可它毕竟仍在大面积的乡村顽固地流行着。古语云：“入国问禁，入乡随俗”。来到一个地方，不熟悉那里的方言习俗是绝对不行的。 一种方言，彰显着一种文化的传承与认同。方言既定的走向，让不同的地域，能在历史中某个特定的章节里寻找到部族繁衍的根系。因而，最彻底的侵略，是对语言的侵略。在时光的长河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少的民族，因种种原因丧失了他们的文字，但却把他们的语言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完成了他们灵魂中对故土最后的坚守。方言在，阵地就在，文化就在，这个民族就不会消亡。一种方言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要想让它彻底消失，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吾辈十多岁就离开了家乡，去一个方言味十分浓的城市求学，同班同学中大多数来自南方。南方的方言真可谓五花八门，好在同学们之间都会用普通话交流。但是同学们与其老乡之间的交谈几乎全部都是用方言，其他同学难以听懂。在我们班同学们的方言中，尤其以湖南湘乡话难懂，有两个湘乡籍的同学，只要他们在一起说方言，其他同学就会觉得他们在说“鸟语”，几乎听不懂一句话。

       我走南闯北几十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学会了七、八种方言。如：粤方言、湘方言、四川话等。湘方言中有几种是比较难懂的，如湘乡话、湘南土话等，其中湘南土话我也会说。这主要是由于我的出生地、生长地及初次参加工作的地方各不相同，所以为我学习多种方言提供了语言环境。我每到一个地方都特别注意当地人说话，有时也会摸仿，尽管初期说得不好，会被当地人取笑，但时间长了，慢慢地就学会了，有时候一些当地人还误以为我是本地人。从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体会到，学会多种方言，特别是学会自己时下的工作生活之地的方言，对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大有好处。

       我的初次工作之地，虽然是与我的老家相邻的安仁县，但说话却大不相同，这是一个湘方言与赣方言杂交的一个区域，从方言的划分来看，很难严格将其划分为湘方言或者是赣方言。而且更让人难以费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口才几十万的小县，居然有二十多种方言。那时侯很少有人说普通话，如果不学会当地方言，会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我在这个小县工作和生活了十年，经过努力，学会了当地方言，而且十分流利，如果不作自我介绍，本地人不会认为我是外地人。同时，我还娶了一个当地人为妻，成家立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工作调动，来到了珠江三角洲美丽之城中山，一个说粤方言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在这里我又学会了粤方言。

       方言有相当的好处。方言在战争中有作用。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互相截取对方情报和密电也进入了高潮期，我方东南沿海的抗日部队，情报密码屡屡被日军截获和破译，这时候我方部队首长，果断启用两个温州籍的情报人员，用温州方言传递情报。这时，日军傻眼了，不知我方情报员说什么？初初找来很多外语专家来协助破译，二十多个语种的外语专家无一能破译，更要命的是这些外语专家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话，个个是一头雾水，仿佛是外星人在说话，气得日军司令破口大骂这些外语专家是饭桶。我军通过温州籍情报员传递来的情报，在战场上歼灭了这支日军。

       方言有时还会救命。粤人龚楚参加南昌起义，南下潮汕途中，于江西瑞金附近的周家排被国民党军抓获。此时，双方主力已经接战，鏖战正酣，国军营长下令将抓获的3个敌俘“拖到后面通通枪毙”。龚楚此时，不自觉地感叹道：“唉！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乡呢处！”这些话是用粤语讲的。那营长一听，忙叫道：“把那个高佬拖回来！”原来营长也是广东人。接下来，国军营长与龚楚用家乡话一番对答，居然认了老乡，先松绑，再给3块银洋，要他随副官伙夫先行后撤。

       当然，如果一个人只会说方言，不会说普通话，也会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带来麻烦，甚至影响到自己的前程。传说戊戌时期，光绪召见梁启超，梁启超的粤方言将“考”说成“好”，把“高”说成“苟”，光绪听不明白，彼此不能达意。据说光绪原本准备重用这位25岁维新新锐，擢为侍从之臣，然因难懂广东方言，仅赏六品顶戴，叫他去办大学堂译书局，也算“专业对口”“才尽其用”。方言的麻烦还不仅仅在于不便交流有碍沟通，更多的时候还是一张“地域身份证”。一个外乡人，一张口便暴露了身份，遭受当地人的欺负便是常事。

       方言构成有两大要素，一是声调，二是择词。先说声调。吴语有6个声调，古音多，说起来委婉动听，吴侬软语，苏州人吵架外地人听着都像唱歌；粤语有9个声调，后天学说粤语的人一张嘴广东人就听出来了；北方人戏称粤语为“鸟语”，说得是粤语说话使不上劲，唧唧喳喳的，但粤语歌《男儿当自强》每次都让许多人听得热血沸腾；再说择词。方言除声调外，择词也是关键。如上海话：阿拉请侬来白相。这句话一时难倒不少的北方人，不知道这是啥意思。“阿拉”是我，“侬”是你，“白相”就是玩，一句我请你来玩用上海话说立刻妙趣横生；河南人管鸡下蛋叫“嬎（泛）蛋”，字古音也古；答应人说“中”，发自丹田，气足韵也足；北京土话有个万能词叫“得”，什么时候都管用，都合适，一切尽在不言中。

       方言的特殊性，让属于它的人感到亲切，但总是让不属于它的人感到无所适从。因此，方言的使用范围就决定了方言生长与传播的地域。方言是那样的滋润与妥帖，充满了十足的韵味。一些故事，只有分解到方言里，才会变得生动。一些传说，只有嫁接到方言里，才会变得新奇。方言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方言里究竟蕴含着什么神奇，是祖先们的灵魂，飘进了方言里；还是一些闪光的信念，移植到方言里，让方言拥有了圣洁与无坚不摧的力量？没有人能够说清。我只知道，在方言里，充满了泥土的味道，草叶的味道，玉米的味道，小麦的味道，烟火的味道，荷花的味道，和无处不在的书香味道。这让我们更加接近乡村的真实。我们说着那些家乡方言中特有的词语、谚语、俗语、歇后语，和家乡一同成长，一同呼吸，一起衰老。

       众所周知，语言的丰富意味着思想的多样化。读过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的人，都会记起大洋国的领导人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即通过减少语言中的词汇量来抑制人们的思想空间，从而有助于维护专制统治。方言不仅语调上不同于普通话，而且每一种方言都有很多特殊的词汇和特殊的表达，它们很难转化为普通话。现实生活中，惯于说方言的人，突然改说普通话，往往语词变得很贫乏，原有的那些生动的表达统统用不上，因为方言中太多的内容在这种转换中丢失了。为了丰富我们的语言，对方言应该有一种宽容仁厚的态度，并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的社会，人与人的交流日益增多，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交流，闭关自守，那这个社会难以进步。但是方言也理所当然应该得到保护。作为精神层面上的方言，它的存在与延续，就是一个地域、一个民族存在与延续的理由。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方言慢慢消失。城市没有了方言，乡村没有了方言，我们的世界将是多么单调和无聊。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雷同，这样的世界，没有了个性。汉语的方言宝库中有着无限量的“宝贝”，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以来，甚至没有文字以来逐渐积累、筛选、提纯、归纳才形成的，由于它是无形资产，不可以深埋地下等待后人发掘。

       方言具有地域性，也是一种乡愁。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因生活环境的改变，强势语言的影响，对方言既没有感性认识，也缺乏感情，他们离方言会越来越远，家乡也会离他们越来越远。因此，我们这代人如不去做或再不做好这件事情，那么有很多老词真的要变成谁也不理解的死词，五十、一百年后的人们要像考证甲骨文那样对待它了。我常常教小孙子说安仁话、永兴话，因为他的根在湖南。由于他的出生地是中山，也鼓励他学粤语，学中山本地方言，尽早融入当地社会。

       我们今天决不能让享受使用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方言，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干瘪下去，成为没有感情，没有特点，没有色彩的干巴巴语言。几十年来，吾辈怀揣着田野里生长的方言，感觉到内心无比的充实；携带着山坡上飘荡的方言，内心格外的丰盈。走过长长的路途，那些荆棘、崎岖、泥泞与坎坷，早已被家乡温暖而绵软的方言悄悄熨平。

       在推广普通话时，我们还应该听得见乡音，记得住乡愁。方言便是很好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