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重温自己与梁培宽先生一起编的《阅读梁漱溟》一书，看到冯友兰先生的文章，不由地发出一声感慨：原来，冯先生最想知道的是这件事。
随后又想：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最有成就的哲人之一，冯友兰为什么单对梁漱溟这件事产生如此大的兴趣？这件事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冯友兰在这篇写于晚年的悼念文章中，提到了两件事值得特别注意。
梁先生曾在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公开批评党的农民政策，说照党的政策，工人的地位高在九天之上，农民的地位低在九地之下。毛主席当场大怒，即席做了一个长篇发言，狠狠地批判了梁先生一顿。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对于皇帝敢于犯颜直谏，不怕贬官，不怕充军，也不怕廷杖，认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美德。梁先生继承了这种美德。
冯先生提到这件事非常了不起。他在赞颂梁漱溟继承了传统美德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检讨。像梁漱溟那样敢在举国压力之下仍坦诚自己意见犯颜进谏者，中华大地芸芸众生中堪为极其稀有！而像冯友兰这样在德高望重的情况下，仍能正视以往错误的人也是少有的——在真正正视自己错误乃至“历史污点”以后，冯友兰真正坦坦荡荡，走向“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天地境界——这未尝不是哲人的胸襟。
在冯友兰提到的两件事中，有一件事是更重要的，也是冯友兰最想知道真相的。对此，冯友兰如是说：
他（梁漱溟）自己认为他有一个任务，有一个继承孔子的任务，这对于他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实在有像孔子所说“天生德于予”那样的感想。在抗战时期，日本占领了香港，党内陆下工作人员把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用小木船救出香港，回到大后方。当时重庆有个传说，说当时他坐在小木船里，在海上漂泊很危险。梁先生说，他自己想决不会死，因为中华民族要复兴，要靠他的三部书，现在书还没写成，所以他决不会死。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我现在后悔没有向梁先生问过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但是他在这一方面确是自负不凡。
那么，冯友兰后悔没有当面询问梁漱溟的这件事是不是真实的？要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其实也不需要非得当面询问梁漱溟。因为梁漱溟当时在给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的书信中，已经完全肯定了这件事的真实性。信件中这样写：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还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生与人心》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
单看这些文字，是不是已经明确地回答了冯友兰的疑问——梁漱溟的底气与自信乃是如此惊天动地！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就是说：孔子和他弟子们周游列国时，全副武装的匡人将他们围禁五天，凶神恶煞地要杀掉他们。这些文弱书生既无法解释清楚误会，又没有任何外援，眼看着只有等死的份。被围困五天五夜，无丝毫还手之力，随时可能丧命——这真是够冤屈的。“从周文王去世到现在，文化的传承不就在我这儿吗？难道说上天不让后世见到这丰富厚重之文化？这是不可能的！既然上天不会断绝文化，区区这些匡人如何能奈何得了我？！”果然，孔子说完这些话不久，匡人之围被解，孔子和弟子们安然无恙。梁漱溟在抗战时期也经受了很多危险，在一般人估计早没命了，而他却毫不在意，而且直接说：“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他还在给两位儿子的信中讲了一些事实，阐明自己的正见：
二十八年（1939）我去华北华东各占地，出入于敌后者八个月，随行诸友如黄先生（艮庸）等无不说我胆子大。因为不论当前情势如何险恶，我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旁人都有慌张的时候，我总没有慌过。此番在香港炮火中，以至冒险出港，凡与我同处的朋友亦无不看见的。所以同行范君等，一路上就禁不住称叹：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若无其事”这一句话，我记得他不知说了几次呢！范君叹我“若无其事”，亦是兼指我身体好，修养好，耐得辛苦忧劳。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并不强的人。不过由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当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而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试分别解说一下。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作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我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你们年纪虽小，亦可看出。我栖栖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而晓得最清楚的，当然是我自己。又假如我虽用心在大问题上，而并无所得，自新不及，那亦就没有何等关系。但我自有知识以来（约十四岁后），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一个人生问题，一个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至今年近五十，积年所得，似将成熟一样。这成熟的果实是：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一般朋友在港，时刻感到生命的受威胁。不独为炮火无情，更怕敌人搜捕抗日分子。所以我们偷渡出来，到达澳门旅馆的一夜，同行朋友都色然有喜，相庆更生。然我只报以微笑，口里却答不出话来。因为我心中泰然，虽疑虑的阴影亦不起，故亦无欢喜可言也。又我身上的名片，始终未曾毁弃，到都斛时，随手便取出应用。正为我绝不虑到遭遇敌人搜查的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何谓天命？孟子说的明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凡事都不是谁要他如此，而事实推移（时间的），机缘凑合（空间的），不期而然。察机缘之凑合，来自四面八方；寻事实之推移，更渊源远至无穷。这其间没有偶然，没有乱碰，于是就说作“天命”。而事之关系重大者，其推移似尤难得恰好，机缘尤难凑拢，一旦或成或毁，就格外说他是天命而非偶然了。我说“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包涵有两层意思。头一层是自信我一定平安的意思。假如我是一寻常穿衣吃食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从推移凑合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没有中变了）。——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再一层是：万一有危险，我完全接受的意思。前一层偏乎人的要求（主观），未必合于天的事实（客观）。事实结果如何，谁亦不能包办得来。万一推移凑合者不在此，而别有在。那末，便是天命活该大局解决民族复兴再延迟下去，中国文化孔孟之学再晦塞下去。我亦无法，只接受命运就是了。或者我完全看错了。民族复兴，并不延宕，文化阐明，别有其人。那怪我自己糊涂，亦无所怨。——这一意思是宾，是对前一自信的让步而来。总之，我把我的安危一付之于天，不为过分的计虑（自力所不及，而偏斤斤计虑即为过分）。我尽我分（例如尽力设法离险），其余则尽他去，心中自尔坦然。在此中（在坦然任天之中），我有我的自喻和自信，极明且强，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梁漱溟：《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的家信》）
如今重温此信，不仅要解答冯友兰的疑问，更要明了梁漱溟在中国文化史中的位置，然后沿着这条脉络去发现更多的真见。当然还有更为切近而重要的，学者当在其中汲取浩然正气和深厚的力量，认真地想想人生与事业的根本处，想想自己的人生该往何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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