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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巴迪欧 《政治可能的黎明》 译｜蓝江 第二章 “危机”的观念：当代世界真矛盾和假矛盾 今天，即使是在最卑微的文章中，都有很多关于“危机”、“危机状态”、“危机”威胁的讨论。无论是秩序井然的示威者还是愤怒的示威者，一个人声称处于危机之中，一个人正在部署一系列措施来避免或结束这场“危机”，另一个人认为在危机的最后，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基本上，现代性，当代性，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危机中，这些危机可能会越来越无政府主义和无法克服，而政治家担心而左派则乐见其成。 因此，让我们从现代性开始，从当代世界的基本形式开始。 现代性首先是一个消极的现实。事实上，它是对传统的退出。它是种姓、贵族、宗教义务、青年成人礼、地方神话、妇女服从、父亲对儿子的绝对权力、少数权贵与被轻视和劳动群众之间的官方分离等旧世界的终结。这场运动没有回头路可走，它无疑始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得到了巩固，此后又因生产技术的空前发展和计算、流通和通讯手段的不断改进而得以具体化。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种对传统世界的背离，这种名副其实的席卷人类的龙卷风，在短短的三个世纪里，将持续了几千年的组织形式一扫而空，造成了一种主观的危机，其原因和程度我们现在可以察觉到，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方面是，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要在新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摆脱另类的困境，难度越来越大。要么参加资本的盛宴，要么在铺天盖地的虚无主义中徘徊。 这就是真正的危机。有时人们认为，其原因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事实上，首先应该指出，这种资本主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扩张，它做得非常好。危机和战争？它们是其自身发展模式的一部分。这些手段既野蛮，又是清理竞争形式和使胜利者将尽可能多的可用资本集中在他们手中所必需的。所有这些都是由最基本的法律规定的：资本的集中。 从这个严格的客观角度来看--资本的集中——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所处的位置。今天，世界上1%的人口持有46%的可用资本，而同一人口的10%持有86%的相同资本。另一方面，世界上50%的人口完全不拥有任何东西，0%。那就剩下14%了。很容易理解的是，那些几乎拥有一切的10%的人不希望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混淆在一起。反过来，许多分享微薄的剩余14%的人——在富人帮助自己之后--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保持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经常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帮助下，支持无数的镇压性路障，以对抗他们认为的50%一无所有的可怕“威胁”。 这一切的结果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所谓统一口号“我们是99%”完全是空洞的。事实是，所谓的“西方”充满了这样的人，他们虽然不属于10%的统治贵族，但却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即所谓的“中产阶级”，没有他们，这个“民主”绿洲就没有生存的机会。因此，即使是象征性地成为“99%”，华尔街勇敢的年轻人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群体中也只代表一小部分人，他们的命运是在“运动”的庆祝活动结束后逐渐消失。当然，除了以一种长期的方式与真正的一无所有或真的不多的群众联系起来，从而在14%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与50%的人，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然后是中产阶级的低层部分，其工资低和不稳定的部分之间划出一条政治斜线。这条政治道路是可行的，因为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毛泽东主义的标志下曾尝试过。最近，突尼斯或开罗的“占领运动”，甚至奥克兰的“占领运动”都再次尝试了这种做法，在那里，至少已经勾勒出了与码头工人的积极联系。一切，绝对一切，都取决于这个联盟及其在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组织的最终重生。 但是，在目前这种运动极其薄弱的状态下，背离传统的客观的、可衡量的结果——只要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形式主义中——只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即一个小小的寡头政治不仅对处于简单生存边缘的绝大多数人，而且对西方化的，即被附庸化和不育的中产阶级，发号施令。 那么在社会和主观层面会发生什么？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对此作了惊世骇俗的描述，在今天，这比他那个时代的描述要真实得多。让我们引用这个经典文本中的几句话，它一直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年轻。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 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 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马克思在这里所描述的是，在其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版本中，对传统的背弃，实际上在人类的象征体系上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几千年来，人类生活中的内部差异一直被编码，被象征，以等级的形式存在。最重要的二元性——年轻人和老人，这是最重要的二元对立——年轻人和老年人、妇女和男人、家庭和非家庭、可怜人和有权有势人、我的职业群体和其他群体、外国和国内、异教徒和信徒、平民和贵族、城市和乡村、知识分子和工人——在语言、神话、意识形态、既定的宗教道德中被处置，通过使用秩序结构，在纠缠的等级制度中编码彼此的位置。因此，一个贵族妇女地位低于她的丈夫，但却高于一个普通人；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必须向公爵鞠躬，但他的仆人却必须向他鞠躬；或者一个特定印第安部落的女奴与本部落的战士相比几乎一无是处，但与另一个部落的囚犯相比却几乎无所不能，她有时甚至会制定酷刑的规则。或者说，一个可恶的天主教会追随者在他的主教眼中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量，但在一个新教异端眼中却可以认为自己是一个被选中的人，就像一个自由人的儿子绝对依赖他的父亲，但个人却可以把一个大家庭的黑人父亲当作奴隶。 因此，所有传统的符号化都是基于秩序的结构，它分配了不同地位，因此也分配了这些地位之间的关系。对传统的背离，正如资本主义作为一般生产系统所实现的那样，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积极的象征，而只是提出了经济的残酷和独立的游戏，即马克思所说的“自我计算的冰水”的中性的、非象征性的统治。其结果是一个历史性的符号化危机，当代青年在其中不得不陷入迷惘。 在这场危机面前，在中立自由的幌子下，提出将金钱作为唯一的普遍参照物，有人引导着我们去相信，今天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肯定有也不可能有比这种自由和“民主”模式更好的东西，自由由市场计算的中立性引导；要么消极地希望回到传统，即回到等级制度的象征。 在我看来，这两条路都是极其危险的死胡同，它们的矛盾越来越血腥，使人类陷入无休止的战争循环。这就是虚假矛盾的全部问题，它阻碍了真正的矛盾的发挥。因为真正的矛盾，应该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参考点，是反对两种不可避免地退出等级符号传统的愿景：西方资本主义的非象征化愿景，它创造了畸形的不平等和病态的流浪状态，以及一般被称为“共产主义”的愿景，自马克思及其同时代人以来，一直提议发明一种平等的象征体系。在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历史性崩溃之后，现代世界的这一基本矛盾被虚假的矛盾所掩盖，这种矛盾就是——相对于退出传统而言——将支配着西方的纯粹中立和十分贫乏的否定性与反法西斯主义对立起来，这种反应经常披着卑鄙的宗教叙事的外衣，以壮观的暴力来掩盖它在现实中无能为力的事实，主张恢复旧的等级制度。 这种争端符合双方的利益，无论他们的冲突看起来多么激烈。对通信手段的控制有助于它抓住普遍的利益，迫使每个人做出诸如“要么西方，要么野蛮”或更愚蠢的“要的共和世俗主义，要么伊斯兰恐怖主义”这样的操纵性选择，从而阻挡了唯一能够将人类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全球信念的出现。这种信念——我有时像我这个老柏拉图主义者一样称它为“共产主义观念"——宣称，在脱离传统的运动中，我们必须努力发明一种平等主义的符号化，它可以护送、编码并形成资源集体化、不平等的有效消失、承认具有平等主观权利的差异、以及归根结底是国家类型的主权权威的枯萎的走向平和的主观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交给我们的主体性一个全新的任务：在一场双管齐下的斗争中——反对象征性在资本主义计算的冰水中的毁灭，反对想象恢复旧秩序的被动法西斯主义——发明一个平等主义的象征，通过使共同的规则占上风，恢复差异，这些规则本身来自资源的完全共享。 就我们西方人而言，我们首先必须进行一场文化革命，使自己摆脱绝对古老的信念，即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优于所有其他的看法。相反，它已经远远落后于早在19世纪资本主义不平等和无意义的残酷性的第一批伟大批评家所期望和预见的。这些伟大的祖先也清楚地看到，所谓的民主政治组织，及其可笑的选举仪式，只是一个屏风，让政治完全被竞争和贪婪的更高利益所附庸。今天，我们的眼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出现了他们所谓的“议会白痴”"的可悲景象，他们是以无情的清醒来形容的。 在坚决拒绝法西斯主义的同时，大规模放弃这种“西方”身份构成了强制性的消否定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我们可以宣称新的平等主义价值观的力量。它不再是虚假矛盾的玩物，而是在真正的矛盾中任重而道远，它将改变主体性，最终使他们有能力发明政治力量，以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取代私有财产和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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