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觉得联席会议有用，但用处不大。 我办案的习惯是不太找别人商量，一般自己拿主意。我总觉得开会是瞎耽误功夫。 但我也知道，有些人喜欢与别人商量，我也经常给其他同事提供意见。 但这种真诚的意见往往是小范围的，因为范围小，因为关系比较亲近，就可以开诚布公的提一些中肯的意见，有些甚至是反驳和批评性的，这些在意见只限于私下里，在公开场合往往就会有所保留。 而联席会议的问题就是人比较多，领导又在场，提一些不一致的意见吧，又会害怕承办人下不来台，好像就显了自己。 越是人多，其实越是不容易深入的讨论。容易流于表面，或者只是一厢情愿的提一些看似正确的意见，但却毫无可操作性。 比如很多人的意见，就是这个再查查，那个再查查，无论何时讨论，总是有东西需要再查查。 但是查到什么时候是是头，案件总是有期限的，侦查人员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而有些就是调不来的，或者说成本很高的，不可能为了一个案子，别的事都不管了，这里边有一个成本问题。 而且案件事实其实是法律真实，不是绝对真实，没有完全完美的证据链条，如果有我也怀疑那是假的。因此，所谓的定案都是在不完美的证据情况下定案。 所谓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可能有绝对的清楚，绝对的确实充分。 这种相对性的把握外人很难做到，只有亲身经历办案经历的人才能做到。 比如承办人详细的进行了阅卷，提讯了犯罪嫌疑人，询问了被害人，听取了辩护人意见，有些还自行补充侦查了相关证据，这些经历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所谓阅卷也不是把卷翻一遍，一定是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烂熟于胸的。 而这些是其他检察官和法官很难做到的。 所以合议庭合议是在认知深度和水平相当基础之上的讨论，这才是有意义。 检察官办案组内部的讨论也是有意义的，因为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认知水平，都对案件有一个亲历性的了解。 但是如果有的人看卷了，有的人没看，甚至提讯都没去，那其实讨论起来也是瞎讨论。 而司法官联席会议在讨论之前所阅读的案件资料，往往是案件的审查报告。而审查报告往往是二手信息，是经过裁剪和选择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倾向性。 但是事实上也不可能做不到让参加联席会议的人员都看卷，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案子要办，每一次都想办一个自己的案子那样去阅卷以准备讨论，那就不用再办自己的案件了。 因此，即使有原始材料，其他司法官也不愿意这样投入，因为责任也并不在自己身上。 司法办案责任制决定了谁的案件谁着急，因为着急了才愿意投入和付出，而这些投入和付出才换来了对案件的深入了解和认知。 正是因为这些深入的了解和认知，才为正确处理案件提供了认识基础。 但是联席会议的参加人，既然不用承担责任，自然也就无需过多付出，自然也就无法获得相当的认知水平。 这个时候讨论就没有太多意义了，因为没看过卷，甚至提前提供的审查报告也未必看全，就等着在会上听汇报，让先拍脑门子拿主意。 这种讨论方式就很容易赋予案件的表面，这是就汇报的内容做一些泛泛的讨论，因为其他人不了解太多没有汇报的信息，也不知道承办人为什么要这么汇报，对这个案件的细节不了解。 这些认知的局限，导致其他司法官在发言的时候，往往不太愿意说细节，无法充分依据案件事实证据的深入分析得出结论。 往往就会说一些怎么都没毛病的观念，再查一查，再研究研究，再看看相似的案例，而这些观念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耽误案件的及时解决。 因此，我之前也谈过了，以会议的方式是不太适合讨论证据问题的，因为不具有相当的认知水平，也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对案件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发表处理意见的，其实也是不负责任的。 此时形成的所谓多数意见，也没有太多道理可言，因为这些多数意见缺少对证据事实的深入了解，没有太多客观的依据。 即使是多数也是违背科学的认知规律的。 而且联席会议还会形成一种司法决定的束缚。 承办人由于对案件的了解比较深，就容易形成一种了解之同情，基于一些对案件的感性认识，能够了解到一些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信息，形成一种独特的司法感受，这也算是一种了解之同情。 因为了解，所以知道案件背后的社会原因，知道了嫌疑人的一些难言之隐，以及其走上犯罪道路的真实动因，更愿意做一些轻缓的决定。 但是那些没有这种亲身感受的人，就很难有这个体会，就容易产生机械化的处理意见。 就容易忽略，或者就认识不到案件的特殊性，从而容易固执的坚持一些保守的观点或者习惯做法，以为原来从而产生一些机械执法的倾向。 因为不了解，因为印象模糊，就容易符号化的处理、模式化处理。 把案子当了数学题，没有把人的因素充分考虑进去，就会给人一种冰冷感。 而这种保守化倾向，随着联席会议的制度化而更加强化。 比如要求一定要将不捕不诉的案子拿到联席会议上讨论，这就给不捕不诉的决定增加了成本。有些怕麻烦，那就干脆起诉算了，起诉反而省心了，而一般人都想省心。 联席会议就成了一种麻烦工具，不是为了参谋，而是为了限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其实是为了不解决问题。 虽然联席会议不是必须执行的意见，但是如果违背了联席会议的多数意见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那到时候在责任追究上，一定要重点承担责任的。 这样一来，谁敢轻易不遵守，而如果联席会议的意见都一定要遵守，那不就相当于决定，而不再是参考意见了嘛。 这不是就相当于变相的剥夺了司法官的司法决定权么？ 司法责任制的决策机制，可不是联席会议决策机制，而是以法官、检察官和合议庭为决策主体的，因为他们有相当的案件认知水平，他们对案件足够了解，因此也就更应该接近于公正。 而让更有可能做出公正决定的人，将案件拿给一个不了解案件的讨论，那会有什么好处么？ 好处就是在一些时候确实可以产生参考作用。 但是前提是参加联席会议的人要全部阅卷，而且还要十分认真，但是这样的参会人员能有多少，这样的联席会议能有多少？ 而如果对案件的充分认知无法做到，就应该放弃形式意义和仪式感很强的联席会议形式，回归到随机的、随意的同事讨论模式。 这种不经意的讨论，没有领导主持，没有多少人参与，而且意见真正是仅供参考，不具有约束力的。 商量在本质上是有意义的，但是煞有介事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也非常浪费时间，人参加得越多反而越浪费时间。 联席会议如果想做到帮忙不添乱，就应该从严肃的正式形式回归到非正式的交流讨论模式。 从重形式向重实质方向发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