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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国之前的党项人对国力强盛的北宋采取了时叛时降的策略，但因其地阔人稀，又不得不结好于辽廷，借以牵制北宋，但彼时辽廷的态度颇为暧昧：辽圣宗统和四年、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初，叛宋的党项首领李继迁晓谕自己的部众说：“吾不能克复旧业，致兹丧败，兵单力弱势不得，今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语出《西夏书事·卷四》）并遣心腹谋臣张浦觐见萧太后和辽圣宗，欲贡献大量金钱以归附辽廷。但一开始萧太后颇有犹豫，后辽朝西南招讨使韩德威上书云：“今李氏（指党项首领李继迁）来归，国之利也，宜从其请”，他认为党项占据了中原的西北要地，西可助辽控制西域，东可牵制大宋，若得党项之助，辽势必隆，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同意党项归附。  此举很快就引来了宋廷的北伐大军，欲夺回被石敬瑭割让给辽廷的燕云十六州之地，双方都举倾国之力意欲一决雌雄，有鉴于此，萧太后为了稳定自己肘腋之地（党项位于辽帝国的西南方）的安全，特派侍中萧里德到党项部落册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四州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等职。 这年夏天，由于东路军的大败而导致了征辽宋军全线溃退，党项立即再次向辽廷上表朝贡，年底更向辽廷上书请婚。萧太后起初也并未答允，直到两年后才口头许诺将公主下嫁给李继迁。统和四年（989），辽廷将宗室节度使耶律襄之女耶律汀册封为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并赐马三千匹，次年，辽廷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辽圣宗统和十八年、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辽廷授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为朔方军节度使。 获得了辽廷的支持，党项人更不把对辽处于守势的北宋放在眼里，加紧进攻宋边境，而北宋则不得不同时面对来自于北方、西北方的两大强权威胁。为了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太宗赵炅只好用丰厚的赏赐和离间政策希图削弱党项的实力。 党项也面临着巨大压力，一是来自位于其西部的甘州回鹘、吐蕃势力的不断威胁，二来是因为与北宋连年交恶所导致的贸易凋零、民生颓废，财政遇到重大困难，于是到辽圣宗统和九年、宋太宗淳化二年（991），李继迁上表宋廷请求归降，宋廷封李继迁银州观察使，赐名“保吉”，赐姓“赵”，并允许其在陕西开互市贸易。党项此举又引起了辽廷的不满，于是党项又遭受到了辽军的劫掠。 总体来说，党项人力求与辽廷、宋廷均保持平衡关系，利用两大帝国的各自弱点，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萧太后、辽圣宗从一开始对党项的不冷不热到后来面对北宋军事压力时改为笼络党项，甚至以公主下嫁；宋廷则一直将党项聚集地视作自己的当然领土，在此地沿袭唐-五代以来的封赏与羁縻政策，力求在保持稳定的同时，找准机会将其歼灭并再次统一之。 党项人就这样在两大帝国的夹缝中艰难生存，这也引发了“党项人-契丹人-汉人”之间长时间的“三角恋爱”关系，恩恩怨怨、绵延不绝，一直持续到党项人正式建国“西夏-辽-北宋”的形势成三足鼎立后依然如此。 李继迁及其子德明、其孙元昊之所以能成为西夏皇朝实际上的奠基人与开创者，辽皇朝和北宋皇朝也“功不可没”。或许是已洞察到党项人迟早会与大家“分一杯羹”的缘故吧，萧太后和辽圣宗也看到在短时间内没有消灭国力雄厚的北宋的可能，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在稳住与党项关系的同时，对北宋予以痛击，从而从根本上遏制北宋“消灭辽朝、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 ---------万分感谢我的好友@黄金家族微博 李强先生所著、所赐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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