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澧水（图片来源网络） 屈原在《九歌·湘君》中写道：“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又有：“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在《九歌·湘夫人》中更有：“沅有茝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又有：“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由此可见，屈原是将涔澧大地作为《湘君》《湘夫人》这两幕爱情剧的表演舞台来展示的。屈原对今天常德市北部澧水流域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底蕴有十分深入的了解。正是屈原在《湘君》《湘夫人》中对涔澧大地这番赞美和向往，谱写了涔澧流域屈原文化的新篇章。 澧水流域，从自然地理环境来讲，既拥有富饶的澧阳平原，又直接连通长江水路，交通十分方便；从人文环境来讲，接近北方早期相对发达地区，得风气之先。尤其是楚国建都“郢”之后的400多年里，由于地缘关系，涔澧大地便成为名副其实的“京畿”地区。涔澧这种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古代文献中也经常强调。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曰：“涔阳，江碕名，附近郢。”同时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也称：“涔阳渚在郢。”庾信在北周时期写的《哀江南赋》注引《文选》刘向注曰：“涔阳浦接于楚都。”这些都说明，涔阳接近郢都。可见，先秦时期，今天主要属于常德市的澧水流域，包括其支流涔水等地方，对比处于其南部的沅水流域乃至湖南省其他地方来讲，确实要“前卫”得多。 澧水位于今天湖南省西北部，全长380多公里，是湖南省第四大河流。澧水流域跨越湖南、湖北两省，地处长江之南，北部以武陵山脉北支同湖北清江水系分水，南部以武陵山脉南支与沅水分野，西起湘鄂山区，东临洞庭湖尾闾。以澧水为主干，这里的支流水系也十分发达。主要有溇水（249公里）、渫水（160公里）、道水（99公里）、涔水（117公里）、澹水（60公里）等，古代有“九澧”之称。“九澧”，就是统称澧水流域丰富的河流水力资源。今天沿着澧水汇入洞庭湖的安乡县开始上溯，计有津市、澧县、临澧、石门、慈利、永定区（大庸）、永顺、桑植等行政县（区、市）。它们分别属于常德市、张家界市和湘西自治州。主体在常德市境内，占有五个县市，即澧水整个中下游地区。而澧县，则为这一区域的中心，素称“九澧门户”。 除了“澧”之外，屈原作品中提到的“涔”，即涔水。涔水是澧水左岸下游的一条支流，今天在津市市以东注入澧水。上游以王家厂盆形地貌为中心，构成一片丘陵地带，北过闸口之后，西越龙神潭，南达鹰咀岩，在这里同澹水分流，东分大堰垱。往下是中下游，属于洞庭湖冲积平原区域。其北有涔康上下堤，南属澧阳平原，水道迂回于南北两堤之间。涔水水面坡降甚缓，古代应是从北而来入澧的重要通道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称为“郢”，郢都位于今天湖北省荆州市北面8公里左右的纪南城。曾经有20位楚王在那里执政，历时400多年，是当时长江中游地区乃至南方的一个大都会。当时各国之间的商贸往来逐渐频繁，各国的都城同时又是商业中心，郢都也不例外。同时，它还是长江中游水陆交通的枢纽，军事上自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考古发掘，郢都的规模在当时算是十分庞大的。其城址从东到西全长4450米，城南到城北宽3588米，城墙的周长为15506米。全城共有七座城门，城内有四条古河道，显然为舟楫交通格局所需。当时的城墙以土筑成，至今依然还存在，有的地段高达6.7米。从城内发掘出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现在大部分收藏在荆州博物馆内。郢都的辉煌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79年，这一年，郢都遭到秦大良造白起带领的秦军进攻。次年，即公元前278年，楚王东迁，郢都被攻破，从而变成一片废墟。 白起指挥的秦军中，有一位从蜀地太守位子上调拨而来的将军名叫张若，他带领攻郢秦军中的一支，直接南下向洞庭湖地区推进，于公元前277年抵达今天的常德市城区一带，并在沅水畔的一片高地上修筑了坚固工事，作为向沅水南岸德山方向强渡沅江发起新的攻势的跳板，这就是常德历代方志中所载的“张若城”。这一情况说明，地处今天湖北荆州和湖南常德之间的“澧州”，离楚国当时的心脏地区“郢”都更为接近，有着国都近郊的特别优势。 今天从湖北荆州市到湖南常德市，公路里程不过200公里左右，直线距离更近。处在二者中间的“澧州”地区，同当年楚国心脏地区郢都的关系可想而知。实际上，在楚国之后的历史上，澧州乃至常德一带，曾经都是荆州的辖区。东汉顺帝时期，荆州的治所就曾设在常德城以东三四十里地的今常德市鼎城区断港头乡城址村，即古“汉寿城”。清嘉庆《常德府志》卷三记载：“顺帝阳嘉三年（134），移荆州刺史治汉寿。汉《郡国志·武陵·索》注：应劭曰，顺帝更汉寿。”唐代刘禹锡《汉寿城春望》诗曰：“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沧海桑田，尽管到唐代这里就已荒芜，不再是“要路津”了，但那“荒祠”“古墓”“石麟”“华表”“碑文”等，却分明昭示着曾经的繁华。 这些都说明，当年在郢都“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并且“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屈原，对于国都近郊地区今天的澧水流域乃至沅水下游地区常德一带的民情风俗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因此，笔者认为，单一地按照各自认定的屈原作品中的放逐路线，以为他走到哪里才对那里的情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写到作品中，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机械！屈原来到沅澧地区，也不一定要先到鄂渚（即武昌一带）之后，再往南向西到达沅澧地区。唐代杜牧所作《兰溪》（兰溪，在澧州）诗就说：“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也就是说，屈原在作品中留下的放逐路线，如《九章·涉江》中的“乘鄂渚而反顾兮”之类，只是他生平中某一次的经历而已，绝不能认为是诗人一生的经历，或者唯一的经历。 澧水流域屈原文化遗迹在其作品中的体现，主要是《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两篇中的“澧”、“澧浦”和“涔阳”，以及由“澧有兰”而演化出来的“兰江”。 在屈原的所有作品中，提到“澧”这一地名共三次。其中一次是《湘夫人》中的“沅有茝兮澧有兰”，“澧”与“沅”并列而言；另外两次就是“澧浦”这一复合地名：一次是《湘君》中的“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一次是《湘夫人》中的“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 “澧”之名，始见于《尚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先秦最古老的地理书《山海经》则多次提到“澧”，其中说到“澧水出焉”的地方就有三处，但由于古今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已经很难判定哪一处是指今天的澧水。清同治《直隶澧州志》卷二十六《辨讹》认为《中十一经》的“雅山，澧水出焉”，近似指今天的澧水。“雅去衡山九十里，虽道里未必确，而地差近，当以雅山之澧为澧州之澧”，“但据现在澧源，山无名雅者”，故最终结论还是“澧水未有确见也”。 然而在《山海经》的另外一处，则将澧水同沅水并称为“澧沅”，又以此同“潇湘”对称，其中所载特产风物等也多与楚辞所咏一致，则确凿无疑是指今天的澧水。《山海经》卷五《中山经》：  关于“澧浦”的含义，“澧”就是澧水，《书经》已提及。《尚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浦”就是水边、河岸，“澧浦”就是澧水的岸边。至于具体所指，则有些区别，有的认为它是一个具体地“点”，而有的则认为它是一个地“域”，即澧水下游两岸。 王达津于1995年在《渤海学刊》第1期上发表的《李群玉生平系年》中，就有对“澧水”和屈原作品的关系的详细说明：“澧水流经澧县入洞庭，即《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遗余佩兮澧浦’所指。澧县地方在源出该县龙洞山的涔水北面。所以也是《九歌·湘君》中'望涔阳兮极浦’所指。” 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为李群玉作传时，也详细讲到过屈原和澧浦的关系：“夫澧浦，古骚人之国。屈平仕遭谮毁，不知所诉，心烦意乱，赋为《离骚》。骚，愁也。己矣哉，国无人知我兮，又何怀乎故都！委身鱼腹，魂招兮不来，芳草萎，萧艾参天，奚独一时而然也！”“古骚人之国”，就是让古代诗人（屈原）产生愁绪的地方。这里显然是将沅澧作为屈原“行吟泽畔”的地区之前提下做出的顺理成章的判断。“澧浦”，他们显然认为只是一个地域，而不是某一地点。 然而，何光岳先生在《三湘掌故》中，引经据典之后，则将“澧浦”定得很具体，认为就是在澧水入沅水北支处的澧口之浦，即澧县毛里湖公社（今毛里湖公社已不存，其地属常德市津市市保河堤镇与渡口镇）：“《湘君》云：'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又《湘夫人》云：'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两次都提到澧浦。戴震《楚辞通释》云：'澧浦，《水经注》云：“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谓之曰澧江口也。”……《离骚》曰：“沅有芷兮澧有兰。”’澧浦，即澧水入沅水北支处的澧口之浦，在澧县毛里湖公社。” 比较两种说法，我们认为还是不宜将屈原作品中的“澧浦”定在某一点为好。因为，如果将《湘君》《湘夫人》看作一幕爱情剧，它所表演的舞台应该是包括西洞庭湖在内的沅澧大地，是作家头脑中一个驰骋想象的巨大空间，而不应是像今天实际表演中的一个数十平方米的小小舞台。民国《澧县县志》载有“城外八景”，其中有一“佩浦渔歌”： 这样的理解无疑是准确的。因此，湘君、湘夫人“遗余佩”和“遗余褋”的“澧浦”，只不过是作家想象中的同一地方而已。至于屈原为何要选择这个“澧浦”作为一对没能见面的剧中情人的“接头”地点，那应该是由他头脑中对这一地域历史和文化的深刻了解和理解所决定的。就像今天的著名剧作家们，其作品中一个道具的设计、一个场景的安排，都不是无意识的。 “涔阳”这一地名，出现在屈原《九歌·湘君》中：“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倘若是孤立来看，似乎显得单调，也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可贵的是，它在《湘君》《湘夫人》里，同“沅”“澧”等联系起来，那就成了武陵屈原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 《水经注》卷三十七提到了“涔水”，“作唐县，后汉分孱陵县置。澧水入县，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门郡界，南流径涔坪屯，屯堨涔水，溉田数千顷。又东南流注于澧水”（此条也说明古代所置的作唐县，应该不仅仅局限于今天的安乡县）。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今澧州有涔阳浦。”清胡渭成书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的《禹贡锥指》也说：“《九歌》涔阳，公安旧县东南有涔阳镇，即其地。”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六：“公安县涔港，在县西六十里。”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涔水为岷江别派，从公安入境为四水口，又东南流过焦圻、一箭河至汇口入澧，故称涔澧。”何光岳先生曾经分析，古代的涔水“曾经南北分流入（洞庭）湖入（长）江，在涔水之北都可称涔阳，唐代也称澧县为涔阳”（《三湘掌故》）。 翻检现代辞典，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涔阳：战国楚地。在今湖南澧县东北。《楚辞·九歌·湘君》有'望涔阳兮极浦’句。在今湖北公安县南一百里。以在涔水之阳而名。《资治通鉴》：五代梁开平元年（907）九月，'雷彦恭攻涔阳、公安，高季昌击败之’。北宋置涔阳镇。”实际上，这两条解释是一回事，只是叙述者的立足点不同而已。是站在湖南省澧县县城的位置说话：涔阳“在今湖南澧县东北”；是站在湖北省公安县县城说话：涔阳在“今湖北公安县南一百里”。编辞典的人搜集资料以后，以为这是两个地方，于是便列出了两条解释。看来因地理方位叙述中立足点不同而产生的歧义，是不会少的。 代表澧水流域屈原文化标志的“澧浦”和“涔阳”，既然是专为《湘君》《湘夫人》这幕爱情剧所设的，那么便有必要对相关情况做一些考察。 一是既然承认《湘君》《湘夫人》是一幕爱情剧，那就必然有一个剧情展开的场景。 有关这两篇作品的内容，潘啸龙认为，《湘君》是由装扮成湘君模样以接迎神灵的巫者所唱。因为对山川之神的祭祀，采取“望祀”形式，湘水之神不会降临祭祀现场。故诗人构思迎神巫者在湘江、洞庭四处寻找湘君的情状，最后将给湘君的祭品投入江中，送往澧水滨，以遇祭湘君。湘君为湘水男神，与下一篇的“湘夫人”同为湘水夫妇之神。《湘夫人》由装扮成湘夫人模样以接迎神灵的巫者所唱。巫者边舞边歌，作到处寻觅湘夫人的情状，并在水边修筑好芬芳的“水室”，迎接神灵的到来。然湘夫人亦未到祭祀现场。最后将给湘夫人的祭品（衣装）沉入水中，送往澧浦，以遥祭湘夫人（见《诗经楚辞鉴赏辞典》）。 关于这幕爱情剧所展示的场景范围，我们从《湘君》《湘夫人》两篇所涉及的今天还可以确指的地域名来看，是以澧、涔为中心的，北达“江（长江）”而南至“沅（沅水）”。将这些诗句集中起来可以看得更明白：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 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 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 （以上《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沅有茝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 （以上《湘夫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九歌》中这幕有着上（《湘君》）、下（《湘夫人》）场的爱情剧，如果要在想象中还原现场的话，其背景就是烟水迷茫、“蒹葭苍苍”的宽阔的洞庭湖，其舞台就是南到沅水、北至长江的沅水、澧水中下游地区。当今张艺谋等艺术家，尝试运用大型自然场景来展示艺术作品的内容，编导了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最具魅力的山水实景剧场，推出了《印象刘三姐》等节目，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是否从屈原的作品中受到过启发不得而知，但《湘君》《湘夫人》乃至《九歌》其他作品，甚至《离骚》那驰骋想象的上下求索场面，等等，无不借助“沅湘”巨大的场景，上天下地全方位立体式地展开剧情。它对艺术家的启示，应该是独特性的。 二是看似同这幕爱情剧关系不大，但人们又时常混淆不清的一个问题，即“令沅湘兮无波”中“沅湘”的“湘”具体所指的问题。 “湘”，一般来讲，就是指湘江。后来“湖南”形成之后，因为它是境内第一大河流，故又成为湖南省的代称。站在现代角度，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用后世的这些成形“定义”去套古代作品中的某些内容，有时会觉得别扭。因此，笔者认为，在屈原暨楚辞的研究中，就像后来“大一统”的国家不同于先秦时期的诸侯“封国”的问题一样，一些具体地名的古今内涵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湘”就是突出的一个。 今天的湘江，进入洞庭湖以后，就不叫“湘江”而叫“洞庭湖”了，这在地图上也可以看得很明白。我们今天叙述湘江同长江的关系，是说湘江进入洞庭湖之后再汇入长江。很显然，两者的关系是间接的，即湘江并不直接进入长江。考察古代文献中的“湘”或“湘水”，却不是这样的。《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 《水经注》的这段话中，具体地名由于水中洲渚的变迁古今差异可能很大，有些也难寻觅了，但其中叙述“江水（长江）”同“湘江”的关系，却是十分明白的，即“湘江”同长江的关系是直接的：长江中的“观洋溠”，东面有“大洲”，大洲东分为“爵洲”，“爵洲”的南面对着“湘江口”，这就是当年“湘江”直接进入长江的河口。《水经注》卷三十五接下来又说： （江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北，澧水、沅水、资水合东流注之。凡此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湘水从南来注之。江水右会湘水，所谓江水会者也。 根据这一记载，沅水东至下隽县西，澧水东至下隽县西北入洞庭。故这里所说的“下隽县”，应该在今洞庭湖东北岸一带。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三个“湘水”，内涵却是不同的。前一个指的是“洞庭之陂”，后两个才是指今天的湘江。这就是说，远古的湘江是有一条主流（主航道）直接进入长江的，而“洞庭之陂”则是与它相通的一个很大的水渚。沅水、资水等则是先注入“洞庭之陂（洞庭湖）”，之后再汇入长江。也许越到后来，湘江汇入长江的下游区段，同“洞庭之陂（洞庭湖）”之间的界限，由于浪淘水蚀的原因越来越不明显，直至消失，于是就有了“湘”也指洞庭湖的意思。 这一点搞清楚了，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历史上的“沅湘”“资湘”“潇湘”等“三湘”之称也就顺理成章，即“湘”就是洞庭湖，“沅”“资”“潇”就是汇入洞庭湖的河流。为什么没有“澧湘”？那是因为它本来贴近长江，不需要入湖，而有自己的独立通道，即前面所述“（清水口）水自牛皮山东北通江，北对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山海经》中称湘水是“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而称沅水是“出象郡镡城西，又东注江，入下隽西，合洞庭中”，亦可作为佐证。 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对《湘君》《湘夫人》中的有关问题做出判断。 首先是“湘君”“湘夫人”的称呼问题，一般认为他们是“湘水配偶神”，这种说法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这里的“湘”，是指古代湘江同长江相通的下游区段，即以君山为中心的洞庭湖，后来也泛指洞庭湖了。也就是说，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湘君”和“湘夫人”，就是洞庭湖水神。了解了这一点，历代洞庭湖区域内，无论是资水流域、沅水流域还是澧水流域，都建有纪念“二湘”的神祠，民间流传有关于“二湘”的传说，文献有祭祀“二湘”的记载，也就不难理解了。否则，闹笑话是难免的。例如，位于洞庭湖以西的常德市，向来重视城市文化建设，于2002年在市中心武陵大道和洞庭大道交会的街心，建设了一座高大的城市标志性雕塑———《湘君与湘夫人》。懂得湘君、湘夫人与常德地方文化关系的人们倍感欣慰，拍手叫好；而不大了解具体情况的则望文生“疑”，说什么“湘君、湘夫人都是湘江那边的神，搞到我沅水常德地方来，不是瞎胡闹啊”。甚至竟有在正式场合当面向地方政府领导人质疑者。当然，能够就城市文化建设问题咨询或质问地方政府领导人，这是民主的表现，也是市民关注公共建设事业的好事，值得发扬。但如果是建立在无学或无知的前提下，那就未免太浪费精力和感情了。 其次是“沅湘”的含义，这里不应该是“沅水”和“湘江”的并列称呼，而是同“潇湘”“资湘”并列的“沅湘”，指的就是注入洞庭湖的沅水了。因为纵观《湘君》《湘夫人》二诗，除了“令沅湘兮无波”一句，其他都未涉及今天的“湘江”，展示的也都是沅澧大地的风情物态。如果还硬要扯到今天的湘江，那未免“跑出”作家设计的舞台了。因此，前引专家所称“迎神巫者在湘江、洞庭四处寻找湘君”的理解，就难免有点走偏了“台”。 兰江之称，实因《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而起。“澧”既有“兰”，便用“兰”来代“澧”，因此兰江就是指澧水。自然界的“兰”，有花有木有草，品种繁多，形态万千，人们不一定都搞得清楚，但就一个意念中的“兰”字，她给人的感觉是婀娜多姿，幽雅芬芳，高贵不俗，富于诗意，这大概就是文化赋予她的内涵。 《明一统志》卷六十二称澧州：“兰江前陈，仙洲外蔽”“有屈原之遗风”。清《直隶澧州志》、民国《澧县县志》相沿所载澧州“城外八景”，都有“兰江绣水”一目：  这里提到的“九澧”，是澧水和它的主要支流的总称，即溇、渫、茹、温、黄、道、涔、澹八条支流，加上主流澧，合称九澧。“九澧”中确实没有“兰”，“兰”只是“澧”的雅称，且多在古今文人诗文中见之。如明代官澧州华府教授的李充嗣在《兰江秀水》中写道：“罗襦不借湘灵色，环佩宁添汉女香。荷芰犹闻供野服，骚谈清兴未能忘。”“江兰不共《九歌》欷，澧水原为粉艳围。”《兰浦渔舟》诗：“兰浦香涛接澧湘，渔舟数叶泛沧浪。”明代公安人袁中道在《澧游记》中写到游览澧水的情景：“去余里梦溪一舍，为涔水，《楚辞》所谓'涔阳极浦’是也。……仙眠洲上有亭，即诗人李群玉水竹居。诗人诗思清逸而冶，真所谓居住沅湘，宗师屈宋，枫江兰渚，荡思摇情者也。……涉兰江，观于绣水，遂放舟往游彭山。江底有兰，居民常有见之者，《楚辞》所云'澧有兰’也。” 咏澧必及兰，颂兰必思屈：这几乎成为涉及涔澧流域古今诗文中展示屈原文化的共同思路。 今天属于常德市的澧水流域，先秦时期曾经是楚国邻近郢都的腹地，楚风楚俗的特征尤其突出。往后数千年，屈原遗风不绝，人们对屈原的纪念不断，也是必然的。《明一统志》卷六十二引《澧州图经》称：“州宅有彭阜耸其西，萧山列其东。兰江前陈，仙洲外蔽，所谓神仙窟宅也。”风俗朴拙，人性悍直，士尚行义。旧志称“士知义而好文，俗信巫而尚鬼”。又称：“有楚遗俗。《澧阳志》：旧属楚，为黔中地，至今有楚遗俗。有屈原之遗风。” 清同治《直隶澧州志》卷十三《祀典志》称：“三闾大夫祠，春秋二仲，搭棚江干，设位以祭。”同书卷十四《秩祀志》：“三闾大夫祠，在溪东。”民国《澧县县志》卷三：“三闾大夫祠，蜚云塔后。” 澧州人民祭祀屈原，有着久远的历史。只是因为时代久远、祠庙祭祀建筑代有兴废、记述文献散佚等原因，古代详情有些已经很难查找。但是我们通过文人墨客的偶尔吟咏，也还能想象古代澧州人民崇屈祭屈的情景。 唐代元和八年（813），到武陵上任担任朗州刺史的窦常（753—825），从湖北松滋方向过来的时候，经过了澧州，瞻仰了当时澧州的三闾庙，且留下了《谒三闾庙》诗：“君非三谏寤，礼许一身逃。自树终天戚，何裨事主劳。众鱼应饵骨，多士尽糟。有客椒浆奠，文衰不继骚。”其中“有客椒浆奠”，说明作者只是匆匆过“客”，从此路过而已。诗中认为，君王昏聩，臣下冒死进谏也是枉然，鞠躬尽瘁也是无补。你以身殉国，人家朝官们还是醉生梦死。我今天设酒具牲来祭奠屈原的英灵，是感叹像您那样的骚体作品难有人继承了，实际上是说像屈原那样心系国事而“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没有了。诗歌明确表达了对先贤的敬仰和对当时现实的忧虑。 由此诗可以推断，唐代甚至更早时候，澧州的“三闾庙”肯定是有的，故《直隶澧州志》卷十三《祀典志》序言称：“盖典祀，有常有暂，有祈有报，皆所以为民；而牺牲、玉帛、簠簋、豆笾，各有定品，太过不及，其失均也。……若屈大夫、孟姜女、思王、陆公诸祀，为境内依慕，久而不忘，司会亦并列有经费。” 据《澧纪》卷九记载，忠清祠，原在澧州城东北二里的地方。祠悬“忠清”之匾，厅堂题为“独醒”。很显然，这是突出表彰屈原“忠诚廉正（忠清）”的品格和不苟流俗、独自清醒（独醒，即《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精神。忠清祠为明嘉靖十三年（1534）知县汪倬建。并且，明确记载：“祀楚三闾大夫屈原，以宋玉配。春、秋祀。”忠清祠竣工之后举行了祭祀典礼，当时的地方贤达李如圭写了一篇祭文。 文章回顾楚国趁“王政不纲”的天下动乱之机，在南方崛起。屈原忠心耿耿辅佐怀王，却遭到谗毁而被疏远。屈原被疏之后，楚怀王又在公子子兰等人的怂恿之下，听不进屈原的劝说，赴武关与秦王相会，结果被扣押而最终死在秦国。屈原把对怀王的一片忠心，或者说看到怀王上当受骗之后的一片惋惜之情，连同自己忠而被谤的怨愤，寄托在《离骚》诗篇之中。澧州大地，自古生长着散发幽香的兰草，自从屈原在诗中反复吟咏宣扬之后，千百年来为历代文人骚客所津津乐道。自从屈原投身汨罗江之后，楚地很多地方都修建了祭祀纪念他的祠庙，澧州却没有，这是一个遗憾。作者虽然生得比较晚，但是从小仰慕屈原的高风亮节，加上又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于是作者建一座忠清祠来纪念屈原的倡议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加上又有县令汪倬的主持，因此很快顺利完工。 祭文作者李如圭，据《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所载，为明湖广澧州（今湖南澧县）人，字国宝，号涔涯。弘治进士，授建昌知县，改安福，累迁至吏部右侍郎，擢监察御史。明武宗即位，阉宦刘瑾柄政，朝纲紊乱，李如圭不肯同流合污，称病回归澧州家乡。后来在嘉靖十九年（1540）提升为户部尚书，二十一年（1542）致仕归里。地方志中则称李如圭“学期用世，尝于书室大书'宏济艰难’四字。所至表彰先哲，激扬后学”。从李如圭所写的纪念屈原的祭文中，明显可见寄托了其自身仕宦坎坷经历的感慨。除了这篇托意显明的祭文之外，李如圭还有一首《忠清祠》诗：“一读《离骚》一怆然，谁怜心事付青天。西山共许生前饿，《洪范》惟应死后传。忠过或疑非确论，清醒犹幸见遗编。新祠雅像兰江上，为想当年把佩捐。”吊屈怜己，托意深远。 明嘉靖年间（1522—1566），担任湖广巡抚的林大辂来到澧州视察，看到忠清祠的情景，也触景生情，写了一首题为《忠清祠》的诗：“泽畔行吟思黯然，飞鸠鸣暮云天。江潭何处臣心苦，关陇频年使节传。适海旌旗还旧泪，怀人兰芷自遗编。独怜汉水秦川月，不照三闾玉佩捐。”为何林大辂有同样的感慨？原来他也有和屈原“忠而遭贬”几乎同样的经历。 林大辂，字以乘，号二山。福建莆田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工部主事。以谏南巡而被廷杖，下诏狱。尤其是他的妻子黄氏，留在邸舍，为其丈夫喊冤。他家的邻人卫尉修，同他家有宿怨，诬蔑黄妻诅咒朝廷，结果也一起被关进监狱。刑讯逼供的时候，惨毒已极，但他坚决不予承认。主审官吏极尽恐吓之能事，黄氏慷慨反驳，据理力争。最终没有处罚的事实依据，关了五个月后，得到释放。夫妇俩相互搀扶走出监狱的时候，人们夹道聚观，无不为之叹息落泪。接着林大辂被贬谪为夷陵（今宜昌）判官。嘉靖之后起用为故官，出为江西佥事，又以副都御史身份担任湖广巡抚。适逢严重水灾，抗疏引咎切责，被罢官归家。居家27年，以养亲赋诗自娱，留有《愧瘖集》16卷。他是一位较为正直的官吏，其诗中有不少慷慨悲壮之辞。如他在澧州写的另一首诗《吊马伏波祠》称：“野渡维江舸，荒祠荐涧芹。鱼龙喧永昼，日月照迷津。阻绝征蛮路，艰危报主身。只今嗟薏苡，临吊几伤神。”评论者认为其诗“锻炼而不伤自然”。 然而，这个专为纪念屈原而建的“忠清祠”，在清代以后的记载中却走了样。如清同治《直隶澧州志》卷十四《秩祀志·祠庙》：“忠清祠，祀明礼部尚书四川内江县刘瑞，久废。”民国《澧县县志》卷三《祠庙》：“忠清祠，祀明礼部尚书四川内江县刘瑞，久废。”为何会有此变化呢？且看《直隶澧州志》卷十六《人物志》：“刘瑞，字五清，原籍四川内江，登弘治九年（1496）进士，官翰林学士。宸濠变，起同新建伯（王守仁）协剿有功。后因抗奏刘瑾受斥，贫不能还乡，依从母子李克嗣于澧。瑾败，起礼部尚书，寻卒于澧，谥文肃。后世宗览《禁垣奏议》，嘉之，特建忠清祠，配享范文正公，令子孙永奉祠祀。”看来，刘瑞的仕宦经历，和上述几位也有相似之处，都是属于忠而被疏被斥被贬的一类。 原来是当时皇帝的赐建，改变了原有祠祀的传统。这样，澧州历史上便有前后两个“忠清祠”，名同而内容不同，纯属巧合。不过，《清一统志》中有一条记载值得注意：“三闾大夫祠，在澧州东北二里，祀楚屈原。”这“澧州东北二里”的方位和距离同“忠清祠”一致，是不是“忠清祠”的名分被后来者占用之后，人们便将原来纪念屈原的“忠清祠”改成了“三闾大夫祠”呢？这倒是完全可能的。 三贤祠，原位于澧州蜚云塔下，是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澧州知州安佩莲的主持下，为纪念屈原、车胤和范仲淹这三位同澧州文化密切相关的先贤而建的。 清同治《直隶澧州志》卷十四《秩祀志》载：“三贤祠，蜚云塔下。嘉庆己卯（1819），州牧安佩莲建修，奉三闾大夫、车武子、范文正公。”民国《澧县县志》承载。安佩莲是贵州贵定人，清嘉庆六年（1801）进士，以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担任长沙知府，后来迁澧州知州。在澧州四年，地方志记载他主要办了四件大事：一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修蜚云塔；二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组织修造安多桥；三是“拿办南竹大盗，除盗安民”；四是主修《直隶澧州志》。可见，他是一位注重为民办实事而又特别重视文化建设的地方官员。安佩莲善诗文，尤其注重学习屈原廉正的品格，发扬屈原文学创作传统。他在《澧槎唱和诗集序》中称，“屈大夫行吟香草，千载下齿颊犹馨”“澧兰沅芷，艳纪骚经，嘉卉奥区，更钟韵士”，特别强调了屈原所开创的诗歌传统。 澧州旧有遇仙楼，公安人袁中道在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新年正月初一日到这里游览，在《澧游记二》中便写道：“依睥睨（城墙）行至遇仙楼，少憩，宋乾道中乔守逊遇吕仙于此，故为楼以识其事。楼跨城临水，望远近诸山如列髻可数。”在《珂雪斋外集》卷之二《游居柿录》中，他还作了日记：“万历三十七年岁己酉正月初一日，舟次邑长安村四水口。是日立春，天清明，无纤翳。……午至澧州，游龙潭寺。寺即龙潭信道场，德山得法处也。前有焚经台，即周金刚焚《青龙疏抄》处也。憩遇仙楼，洞宾醉岳阳后飞过洞庭，正是此地。” 看来，此楼本为纪念到过澧州的仙人吕洞宾而建，同屈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经过人们的演绎，后来却成为思念屈原而感发情思的媒介。撰于明代的《澧纪》卷之十二记载：（遇仙桥）“桥东有遇仙楼，俱在明月池东。楼为正德十五年（1520）知州安徽桐城人余珊创建。自为记曰：宋太守（乔）逊遇吕仙之所也。”同卷还载录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由澧州知州江西安义人黄震昌所撰《遇仙楼续修记略》一则，其间特别突出地宣扬了屈原文化，让人深受启发。其文称： 吕仙就是吕洞宾，传说中的仙人。相传他为唐代长安人，修道于终南山，曾经跨越洞庭湖，到过沅澧一带。关于他的传说，古代澧州、武陵的方志中多有收录。作者由仙人的沉醉保真，联想到屈原的众醉独醒，赞扬了屈原的高洁情怀及其警世作用。登遇仙楼，不要只感受吕仙之“醉”，更应关注屈原之“醒”，让屈原的精神鞭策自己，做一个廉洁正直、爱国忧民的人。这也是作者为文的深意。 来源：《湘学研究》第16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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