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之间：“古不墓祭”研究反思魏镇 摘 要：“古不墓祭”问题是学界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这一争端历时持久，且因近代以来大量考古材料的发现而更加尖锐。通过对“古不墓祭”问题的概念进行溯源，分析它的文本情境与社会环境，对其所表述的内容进行限定，再通过对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爬梳，可以发现“古不墓祭”的争议存在于礼与俗两个层面。这场争议反映了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与考古学研究之间的一些隔阂。考古材料的解读要根据大的社会背景，不能简单地用考古发现否定文献记载，亦不能拘泥于文献而无视考古发现。 关键词：古不墓祭；上陵礼；墓地建筑 “古不墓祭”之争跨越千年之久，这一问题之所以如此受关注，一方面是古代文献对它的记载较为含糊，且伴随着近代以来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墓地建筑等物质遗存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空间。另一方面，墓祭是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文化礼俗，对于它的研究是我们了解时人社会生活的一把钥匙。“古不墓祭”的研究无论是对于礼制还是民俗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对于“古不墓祭”的争议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虽然目前相关研究甚多，但少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迟迟不能有定论的原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古不墓祭”这一概念进行溯源，通过对它的文本情境和社会情境进行分析，进而确定它出现的原因以及具体指向。另外通过对目前考古学界的相关发现和研究进行对比分析，尝试解读在这一问题的争端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史学与考古学研究之间的隔阂。 一、千年学术史：“古不墓祭”之争东汉王充《论衡》最早提出“古礼庙祭，今俗墓祀。”[注]“古不墓祭”的直接提出者则是蔡邕，“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殆为可损。今见其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可易夺。”[注]魏文帝黄初三年下诏说：“古不墓祭。皆设于庙。”[注]清代之前学者们对此似乎争议不大，清代以后学者很明显分为两派。一派如顾炎武等人信从这一观点，亦认为“古不墓祭”，[注]并结合文献记载提出个别文献记载的墓祭行为是“权宜之礼”。但认为“古有墓祭”的也不乏其人，例如阎若璩就认为“古有墓祭”[注]。赵翼则权衡两种说法，认为“盖三代以上本无墓祭。故辛有见被发祭野者而以为异。……《孟子》东郭墦间之祭，虽属设词，然其时必已有此俗。《史记》：孔子没，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是春秋战国时已开其端。”[注] 上述争论都是依据传统文献，冲突与争执尚为缓和。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更多考古材料的出现带来了这一问题更大的讨论空间。最典型的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杨宽先生与杨鸿勋先生的争辩。杨鸿勋先生由妇好墓发现的墓上建筑和战国中山王墓发现的《兆域图》确定先秦的墓上建筑应当是用于祭祀的“享堂”类的建筑，认为至迟到商代已有墓祭，秦代又在享堂外添置了寝。[注]杨鸿勋先生还根据发掘的遗迹现象对妇好墓墓上建筑进行了复原，将其认定为甲骨文中记载祭祀妇好的“母辛宗”。[注]而杨宽先生则根据“适墓不登垄，助葬必执绋”之说否认先秦直接建于封土之上的墓上建筑是用来祭祀的享堂，而认为其应是用于供奉墓主灵魂起居饮食的“寝”，不能作为“古有墓祭”的证据。[注]这场争论并没有得出来确切的结论。但是自此之后的争论却愈演愈烈。
刘毅先生沿用杨宽先生的观点，认为“古无墓祭”之说更接近实际。他将蔡邕“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中的“出”释义为有“迁出”之意的使意动词，并结合妇好墓、中山王墓等墓上建筑的发现，认为“出寝”应该是将“寝”由墓上迁至墓侧。[注]这种解释颇有新意。段清波先生也认为“从陵寝制度演变的角度分析，秦国自东陵开始，便将原来设在封土上的祭祀性木构建筑移到封土之外”。[注]黄晓芬先生则指出，讨论墓上建筑性质之前应该先搞清楚墓上建筑与墓葬之间的关系，考察墓地建筑的性质要注意是否有祭祀的遗迹保留。黄晓芬先生对包括妇好墓在内的墓上建筑的时间先后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妇好墓一类的墓上建筑较为简陋，很可能是同埋葬礼仪有关的临时性建筑。战国辉县固围村魏王墓以及平山县三汲乡中山王墓的墓上建筑更多的还是战国列强借以夸耀和标榜自己权势的一种纪念碑式建筑而非祭祀建筑。坟墓祭祀直到秦汉时期才得以真正确立。[注]但是此时反对的声音也更加强烈，董坤玉先生在《先秦墓祭制度再研究》一文中将先秦的坟墓分为上层社会的“冢”和下层社会的“墓”，认为“冢”是有高大封土和墓上建筑的，“墓”是没有封土和墓上建筑的。并且根据商代祭祀坑以及发现的墓上建筑认为，先秦是有墓祭的，“古不墓祭”的“古”应当指的是三代以前。[注]郭明先生则对先秦时期的墓上建筑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认为“商代已出现墓上建筑，但为数很少，与等级无关，其源头还不能找出合理的答案。西周除商代前掌大墓地极少数西周早期墓葬沿用墓上建筑外，其他地区基本不见墓上建筑……墓上建筑的再度出现为春秋时期，见于雍城秦公陵园，战国时期在三晋地区流行开来，但其他地区不见。东周时期采用墓上建筑的，均为高级贵族。”[注]可见先秦时期墓地建筑的发现较为零散，但他根据晋侯墓地祭祀坑[注]等材料认为西周春秋时期已经有墓祭。战国时期墓上建筑的用于墓祭的性质不能用“古不墓祭”来否定。但是同样对于晋侯墓地的祭祀坑，宋玲平先生则提出质疑，如果真有祭祀行为存在，有的墓有，有的墓没有的情况令人费解。她认为，先秦的墓地建筑应该是供墓主饮食起居之用。[注]综上不难看出，对于“古不墓祭”的争议双方各执一词，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加这个争论似乎要永没休止地进行下去。 二、礼俗之间：“古不墓祭”溯源纵观上述讨论，不难发现在这些研究中很少有人能对“古不墓祭”的概念加以厘定。“古不墓祭”中“墓祭”到底指的是什么，“古”又应该到什么时候。从文献记载来看，关于“古不墓祭”问题最早是东汉王充和蔡邕提出的。因而我们必须慎重处理这两条文献。首先王充在《论衡》中说：“古礼庙祭，今俗墓祀。”[注]很显然王充把庙祭归为礼制的层面，而把墓祭归为风俗层面。庙祭在两汉及之前的一直是礼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显然在王充所在的时代墓祭风俗已经流行开来，而庙祭之礼也并未废止，两者之间并不是前后取代关系，只能说墓祭是新兴的后出事物。王充接着说，“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进而解释“刑徒不上丘墓”之原由。这些都是礼制之外的民间风俗。因而墓祭是一种脱离礼制流行于民间，对鬼神所依附的墓葬进行直接祭祀的活动。 “古不墓祭”一词的直接来源则是蔡邕。回归蔡邕说话的语境，他是看到了汉灵帝上陵礼的活动后，对汉明帝实行有悖古礼的上陵礼改制有了一种重新理解。在尊崇古礼的蔡邕眼里，上陵之礼才是真正与古礼相悖的活动，进而引发出他“古不墓祭”的感慨。蔡邕又在《独断》中论道：“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注]此文中“古不墓祭”与“古寝”之“古”所指时代应大致相同，由此可知，古虽无墓祭但是却是有寝殿的，只是秦始皇将寝殿迁到了陵旁，寝殿的作用并未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古寝”并非墓祭。按“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注]可知，无论是寝庙相连还是寝被迁出，祭祀的对象都在庙中而不在寝殿。因而我们可以说，古代墓侧之寝并不能称之为墓祭场所。 宗庙中的重大祭祀活动都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这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祭祀。上陵礼将部分在宗庙中进行的重大典礼挪到墓地进行，这是汉代陵寝制度中唯一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礼仪活动。从而真正实现了后代对祖先的祭祀，而非侍奉。蔡邕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意识到上陵礼对古礼的冲撞，因而颇有微词。上陵之礼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墓”的地位而削弱了“庙”的地位，直接改变了陵墓在礼仪活动中的地位。正如《读礼通考》所指出的那样：“汉不师古，诸帝之庙不立于京师而各立于陵侧，故有朔望及时节诸祭，此实祭庙非祭陵也。……其率百官而特祭于陵，实自明帝始也。”[注] 那么“古不墓祭”的古是指汉明帝施行“上陵礼”之前吗？应该说从上层社会礼制的角度来说，东汉明帝上陵礼的改革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蔡邕引用“古不墓祭”意在说明上陵之礼不合古礼，而非指代庙祭与墓祭之间的先后替代关系。文献中有关墓祭的较早记载，《孟子》中有“墦间之祭”[注]者。但据此很难判断“墦间之祭”是下葬进行的一次性祭奠还是墓祭行为。而《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死后，“(后人)每上冢伏腊，祀黄石。”[注]“上冢伏腊”即是指伏日和腊日上冢祭祀。可以确定，此时的墓祭行为已经有了较为确切的时间，应已成俗。文献中关于两汉时期墓祭活动的记载较为丰富，多有学者整理[注]，此不赘述。从文献来看，墓祭行为真正成俗应该是秦汉之际，蔡邕提出“古不墓祭”时紧跟“至秦始皇出寝”的问题，就可明确秦代是一个转折点。因此“古不墓祭”的“古”当指秦代以前。 “古不墓祭”最早是从东汉开始被提出的。它被提出的直接原因是作为东汉上陵礼不合古礼的一种证据。从民俗上讲，在上陵礼改革前，墓祭行为已经成俗但是并未上升到礼制高度。从礼制上说，上陵礼的改制是对汉代祭祀系统的决裂式变革，因而引起古礼维护者的争议。结合文献记载，墓祭之俗兴起应当是在秦汉之际。而就墓祭活动的具体内容而言则是针对“鬼神所在”的墓葬直接进行祭祀的行为。陵侧设立寝殿与古礼不合，但寝殿的作用并未改变，乃是对亡灵的侍奉而非祭祀。它与民间所行之墓祭仍有本质性差别。汉初民间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墓祭模式。从东汉明帝上陵礼改革的直接原因就可以知道，墓祭行为更多的表达的是针对墓主的个人情感，而庙祭则更多的是对祖先的敬畏。 三、墓地建筑:“古不墓祭”质疑上述所论只是对我们的讨论对象进行了限定，尚未涉及目前考古发现的墓地建筑的解释问题。关于先秦墓地建筑的性质与作用才是当下“古不墓祭”争论的焦点所在。目前考古发现的墓地建筑遗迹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墓葬封土遗迹，一个是墓地房屋类建筑遗迹。 首先来看墓葬封土，根据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商周时期的封土少有发现，真正的封土墓流行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注]有的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墓的大量发现是先秦时期已有墓祭的直接证据，相对于之前的“不封不树”，墓葬封土为墓葬提供了辨识度，让墓祭成为可能。笔者以为，封土的出现与墓祭并无直接关系。首先，在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发现的房屋类墓地建筑都是直接建于墓道口而并未筑于封土之上，如若此时的墓地建筑是用于墓祭活动，那么墓祭活动则与封土无关。 其次再来看下在《礼记》中关于孔子修墓的记载。“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殡(母)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注]“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注]孔子说的很明确，他为父母坟墓进行封土的原因是因为社会动乱，自己长期在外为了方便回来寻找。而在建墓期间，“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注]由此也可知，至少孔子时代，墓葬封土并未成俗，也没有后世流行的墓祭行为，因此他才找不到其父的葬处。而他为父母墓葬封土的直接目的也并不是为了祭祀，而是为了必要时得以辨识。我们更多地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高大封土并不能成为当时已经有墓祭活动的直接证据，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如此崇尚修筑高大陵丘的原因，一方面高大陵丘可能是“战国列强借以夸耀和标榜自己权势的一种纪念碑式建筑。”[注]另一方面正如杨宽先生所指出的，应该考虑墓地营建制度与等级制度的演变和新兴的地主阶级阶层所带来的新的文化价值取向。[注] 目前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房屋类墓地建筑并不多，郭明先生曾进行过系统整理，他认为明显分为两个时段，目前发现的春秋战国以前的墓地建筑数量较少，基本都较为简陋，也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异，且具有强烈的不均衡性和偶然性，并认为“西周无墓上建筑之俗。”[注]为何会出现这种不均衡，无论是将其性质定义为祭祀的“享堂”还是供应饮食起居的“寝”都需要对此做出回应。不能排除它们是与两种行为都无关的临时性建筑。因此从整体看来，这些建筑很难直接与墓祭之俗相挂钩。东周以前的墓地建筑并不能称之为墓祭建筑，也难以证明此时已有墓祭之俗。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一些高等级贵族墓的墓上发现了一些建筑，“春秋时期仅见于陕西雍城秦公陵园，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就目前所知，墓上建筑乃战国时期三晋地区(含中山)的特征，其他地区则不然。”[注]对于这些墓地建筑的性质，我们把它们和两汉时期的墓祭建筑形式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还是有较大差别的。目前发现的汉代墓地建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高等级贵族墓地的位于墓葬一侧的规模宏大的陵寝类建筑，一类是属于社会中下层(中小型墓葬)的位于墓前的祠堂类建筑。[注]这两种建筑无论哪一种都与先秦时期所见位于墓穴上方的建筑不同。如此一来，它们的性质和作用则与汉代墓祭建筑有所不同。对于它们的性质，杨宽先生曾利用基诺族的族人死后在墓室上方搭建小竹房每日上食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拆除的民族学材料[注]证明先秦时期墓上建筑是用于照顾墓主生活起居的寝，结合秦始皇迁寝于墓侧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墓上建筑是寝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春秋战国时期位于墓穴上方的墓地建筑是蔡邕所言的“古寝”，它的性质和作用蔡邕说得很明白，并非祭祀所用。此外，从民俗学材料来看，直到现代社会，不墓祭的行为仍然存在，例如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的部分农村地区，村民无论是在清明还是春节都是不墓祭的，春节期间的祭祀在“家庙”中进行，上面供奉的是祖先牌位。[注] 四、余论综合来看，蔡邕所说的“墓祭”应当是具有固定时间和形式，在墓地对“鬼神所在”的墓葬本身进行直接祭祀的活动。在以往的研究中，“古不墓祭”的反对者往往抓住的是个例材料，并没有从社会层面考虑。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无法证实先秦时期已经有成俗的墓祭活动。另外，对于一些临时性的祭祀活动，例如在下葬过程中的一些祭奠，按《礼记·祭统》载：“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注]“丧”和“祭”是两种不同的礼仪过程，这种在下葬过程中进行的一次性的祭奠行为，应该是从属于“葬”的礼仪环节，与葬毕之后的祭祀有着本质区别。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的墓地殉牲祭祀坑等遗迹，多具有一次性和临时性的特点，因而与两汉时期所流行的墓祭行为有着很大区别。 《礼记》载：“君去其国，止之约：'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庙也！’士曰：'奈何去坟墓也！’”[注]从中可知，庙和墓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有不同的地位，因而墓地祭祀的起源更多可能是从下层社会兴起的。到了两汉时期，陵墓地位也是慢慢提高的，而且不断受到非议。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和高园便殿火灾，董仲舒上书说“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注]《后汉书·礼仪志》注引《续汉书》曰：“明帝崩，司徒鲍昱典丧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还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头言：'礼，天子鸿洞以赠，所以重郊庙也。陛下奈何冒危险，不以义割哀？’上即还。”[注]从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统治阶层的礼制中还是很重视宗庙的地位。对于东汉上陵礼的改革，杨宽先生已经敏锐地指出，这与东汉皇帝和很多大臣都是地方豪强出身有很大的关系。[注]“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汉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注]上陵之礼是受到民间墓祭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显然这是一个由下到上，由俗到礼的过程。由此反观少部分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高大坟丘与墓上建筑也应与墓祭活动无关。 “古不墓祭”之争之所以如此激烈，很重要的一点是这场争论的焦点由于没有一个很好的限定，使得很多论述无的放矢。以往学者对于先秦墓地建筑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先秦本身，上文则通过对性质明确的两汉时期的墓祭建筑进行对比，从而明了先秦时期的墓地建筑并未成俗，其形式与两汉所流行的墓祭建筑也有较大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争论反映了不同学者在处理不同材料时的不同心态，“古有墓祭”的支持者往往更多的是依靠考古材料。从考古材料出发，我们能解读的信息有限，先秦时期有墓上建筑的存在可以推测当时有一定的墓地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一定是和两汉流行的墓地祭祀活动一致。相反，前文已经提到，从文献来看，到西汉初期，民间就出现了墓地祭祀，但目前为止却尚未发现中小型墓的墓地祭祀遗迹。因此，墓地建筑与墓地祭祀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而“古无墓祭”的支持者则往往更多从文献出发，文献中可以看到西汉时期民间墓祭就已经成俗，但是在礼制方面直到汉明帝上陵礼的实行才真正取得了一席之地，而且还常受到固守古礼的大臣非议。 考古材料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从考古材料出发证“有”比证“无”要更直接。但通过考古发现对文献记载进行修订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特别是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行为的墓祭，它所存留的物质遗存可能有限。用考古材料做礼制研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我们见到的只是一系列行为的最终结果的一部分残余，想要还原它的过程确实很难。“礼仪遗存有其形成的复杂性、解读的多样性与认识的局限性。考古学家不仅应努力地探讨古代礼仪遗存，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现阶段工作中可能存在的纰漏。”[注]文献记载虽能自成体系，但很多问题的记叙往往模糊不清或者所叙有限，考古材料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我们要重视考古材料，但不能贸然将考古新发现的与文献记载有所差异的材料与文献对立，针对不同的问题要具体分析我们所面对的材料。“考古学家绝不应该将文献证据弃之不用，同样，历史学家不能全信文献的可靠性。正如考古解释要根据新发现不断地修正，历史学家也不应该采取一个永远不变的态度。”[注]如何处理好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之间的关系将决定我们对古代礼制研究的水平和高度。 作者简介:魏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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