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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上午参观西藏博物馆，收藏丰厚，讲述了西藏从远古至今的历史及相关文物，资料详实，蔚为大观。西藏博物馆坐落于拉萨市罗布林卡东南角，是西藏第一座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博物馆。1994年7月列入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援藏62项工程之一，于199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和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之际落成开馆。博物馆占地面积5395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3508平方米，展厅面积10451平方米。馆区中轴线上依次坐落着序言厅、主展馆和文物库房，具有鲜明的藏族传统建筑艺术特点。 一、西行路上之 西藏博物馆<隋唐藏史> 二、西行路上之 西藏博物馆<元代藏史> 三、西行路上之 西藏博物馆<明代藏史> 四、西行路上之 西藏博物馆<清代藏史> 五、西行路上之 西藏博物馆<民国以降> 六、西行路上之 西藏博物馆<山西文物> 七、西行路上之 西藏博物馆 <藏族房舍> 八、西行路上之 西藏博物馆 <藏族服饰> 九、西行路上之 西藏博物馆 <唐卡艺术> 十、西行路上之 西藏博物馆<生活 器皿> 十一、西行路上之 西藏博物馆 <叶星生收藏馆> 【隋唐藏史】 吐蕃一词，始见于唐朝汉文史籍。蕃，藏语作“bod”，为古代藏族自称。根据较普遍的说法，蕃是由古代藏族信奉的原始宗教──“本”（bon）音转而来；也有人认为，蕃意为农业，与卓（bro，牧业）相对。吐，多数人认为是汉语“大”的音转，系就吐蕃向唐朝自称“大蕃”而音译；也有解释为藏语“lho”（意为山南，吐蕃王室的发祥地）吐蕃或“stod”（意为上部，即西部）的音转。 建立国家 公元6世纪时，兴起于今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穷结一带的藏族先民雅隆部，已由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奴隶制政权。其领袖人物达布聂赛、囊日论赞父子，逐渐将势力扩展到拉萨河流域。7世纪初，囊日论赞之子松赞干布以武力降服古代羌人苏毗（今西藏北部及青海西南部）、羊同（今西藏北部）诸部，将首邑迁至逻些（今拉萨），正式建立吐蕃王朝。虽然按照藏族历史的传统，松赞干布是第33任吐蕃国王，但是因为在他即位之前藏文尚未创制，所以很难肯定在他之前的吐蕃王的历史正确性。在敦煌发掘的古藏文历史文献里记载着在松赞干布之前的吐蕃赞普的许多传说。 “赞普”是雄强丈夫的意思，以后成了吐蕃君长的尊称。 鼎盛阶段 青藏高原原来的居民称孟族。战国以后，有些羌族部落，如发羌、迷唐等部，逐渐迁移到今西藏地区。他们和当地人民相融合，繁衍发展，形成了吐蕃族。吐蕃建立吐蕃王朝的是活动在雅隆河谷的牦牛部，统一牦牛部各部落的叫弃聂弃赞普。“赞普”是雄强丈夫的意思，以后成了吐蕃君长的尊称。从弃聂弃开始，吐蕃确立了酋长世袭制度，第八世赞普布袋巩甲以后，吐蕃社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逐渐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 629年，年仅十三岁的松赞干布继赞普位，他削平了叛乱，统一了西藏。松赞干布还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迁都到逻些（拉萨），从此逻些成为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他参照唐朝的中央官制和府兵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军事制度。为了适应经济和政治的需要，松赞干布时开始采用历法，规定统一的度量衡，依据于田、天竺等文字创造了吐蕃文（以后发展成今天的藏文），又制定了残酷的法律。 松赞干布以后，吐蕃与唐朝进行了激烈的角逐。670年，吐蕃灭吐谷浑，又侵入西域，675年唐控制西域，687年-689年吐蕃再占西域，692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复收西域，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驻唐兵3万，唐朝长期控制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安史之乱朱泚之乱藩镇之祸牛李党争甘露之变，唐不断内斗严重削弱自己，吐蕃趁机扩张，790年以后，唐朝失去安西北庭。851年左右，唐朝张议潮重占陇右河西北庭。 友好往来 641年（贞观十五年），唐朝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大量物品，有锦帛珠宝、生活用品、医疗器械、生产工具、蔬菜种子，还有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唐高宗时，吐蕃又从内陆引进了蚕种，唐朝并派酿酒、制碾碓、造纸墨的工匠到吐蕃传授技艺。710年（景龙四年），唐朝宗室女金城公主嫁给弃隶缩赞赞普。吐蕃还通过互市，向唐朝购买茶叶、丝绸等物品。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虽然是宗室女，不是真公主，但她们在吐蕃地位很高。吐蕃书籍《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登临欢庆的宝座，为文成公主加冕、封作王后。” 文成公主，唐朝宗室女（不是皇帝的女儿）。《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赞蒙文成公主由噶尔.东赞域松迎至吐蕃之地。”“及至羊年（公元683年）…冬，祭祀赞蒙文成公主。”（学者王尧等人指出，赞蒙即觉蒙、朱蒙。在被用于称呼赞普的女人时，赞蒙（btsan mo）、朱蒙、觉蒙（jo mo）等头衔没有区别。朱蒙有被写作末蒙。）金城公主，唐朝宗室女，雍王李守礼的女儿。《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及至狗年（公元710年）……赞蒙金城公主至逻些”“及至兔年（公元739年）……赞蒙金城公主薨逝”“及至蛇年（公元741年）……祭祀赞普王子拉本及赞蒙金城公主二人之遗体”。《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中，有赞蒙尊称并且去世后享有祭祀，是地位不低于吐蕃王后的人拥有的待遇，文成公主、金城公主都拥有这待遇，松赞干布的女人里仅文成公主拥有这待遇。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都是唐朝处于优势时，与吐蕃联姻。松州之战唐军击败吐蕃军，松赞干布退兵谢罪，吐蕃退出党项、白兰羌等，青海的吐谷浑成为唐朝的藩属。唐朝长期控制河西陇右，还逐步控制了西域（安西北庭），吐蕃松赞干布接受唐朝的册封，唐朝对吐蕃处于优势，使文成公主在吐蕃地位高。唐休璟陈大慈率唐军击败吐蕃军，唐朝长期控制安西北庭河西陇右，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唐朝对吐蕃也处于优势，使金城公主在吐蕃地位高。 关于泥婆罗的尺尊公主，敦煌吐蕃文献、吐蕃金石铭刻等吐蕃史料里奇幻荒谬成分较少的部分以及汉人史料的记载里，都有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却都没有松赞干布娶泥婆罗尺尊公主。松赞干布娶泥婆罗尺尊公主这事仅来源于部分吐蕃书某些充满奇幻荒谬小说剧情的章节（例如柱间史(西藏的观世音)、西藏王统记等书的某些章节）。实际上，泥婆罗尺尊公主地位比较低。甚至有国外藏学家写了《松赞干布的妻子》，说松赞干布娶泥婆罗尺尊公主是虚构的。随着唐蕃关系的日益密切，许多汉族人进入西藏，一些吐蕃贵族子弟也进入长安的国子学学习汉文化。双方派遣的使臣不绝于途，进行修好、朝贡、庆吊、会盟等活动。汉文化的输入对吐蕃社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吐蕃文化对汉族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吐蕃的马和形制优美奇异的金银器等物品不断地传到内陆，甚至吐蕃的赭面风俗也被汉族妇女所模仿。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加深了双方之间的情谊。729年（开元十七年），弃隶缩赞赞普向唐玄宗上表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旧唐书·吐蕃传》)说明在唐代汉蕃人民的关系已经不可分离了。 国力削弱 频繁的战争削弱了吐蕃的国力，唐朝李晟韦皋史敬奉等多次重创吐蕃军。进入9世纪以后，吐蕃开始由盛转衰，不能再向外扩张。821年（长庆元年），吐蕃可黎可足赞普派专使到唐朝请求会盟，缔结友好盟约。隆重的会盟仪式先后在唐都长安和逻些举行，盟文强调要永远和好相处。823年，在拉萨建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还屹立在大昭寺前，成了汉藏两族人民友谊团结的珍贵物证。 8世纪末叶以后，吐蕃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日趋激化。王室内部互相争夺，使吐蕃陷于分裂。吐蕃将领之间又发生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848年（大中二年），沙州（甘肃敦煌）人张议潮发动起义，唐人群起响应，很快占领了沙州。接着，张议潮又派兵攻取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以上地区在今甘肃、新疆、青海境内）等十州。851年（大中五年），张议潮遣其兄张议潭奉沙、瓜等十一州地图入朝，唐宣宗在沙州置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河陇地区又重新为唐朝所控制。 盾牌 崩溃之后 吐蕃王朝自朗达玛死后，其二子沃松和永丹各据一方，互争权位，攻伐不己。百姓相继起来，在各地举行了大规模起义,出现了大大小小许多政权的割据局面，其中出现了四个王系： 铠甲 疆域 辽、北宋-吐蕃诸部(公元1038~1065)吐蕃在其赞普（首领）松赞干布时期崛起，由山南匹播城（今西藏琼结县）迁都逻些（一作逻娑，今西藏拉萨市），兼并了苏毗（今青藏高原）、羊同（今青藏高原）等部，又破党项、白兰，击败吐谷浑，取得其旧地，向西征服了在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大、小勃律（位于喀喇昆仑山脉以南、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向南取得了泥婆罗（今尼泊尔）等地，不仅统一了青藏、康藏高原，而且占有今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安史之乱后，吐蕃向东、向南扩展，取得了唐朝在西域的大片土地。8世纪后期至9世纪初，吐蕃的疆域达到极盛，西起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与大食（即兴起于西南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632~1258，东至帕米尔公元669年吐蕃版图高原和印度河流域，西至大西洋）接壤，东至现今甘肃省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起天山山脉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与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海拔8000多米）与天竺（今南亚次大陆）接壤。9世纪中叶，吐蕃发生内乱，国势衰落，以后内部分裂。10世纪时，河陇地区只剩下一小部分，祁连山南麓的阿柴是原臣属于吐蕃的吐谷浑部落，在今青海地区的吐蕃族称为脱思麻，在原吐蕃中心地区的称为乌思，其东为波窝、敢，其西为藏，今阿里地区、克什米尔地区（喀喇昆仑山脉以南）分为纳里、古格、布让、日托、麻域等部。
魔女仰卧图 （民国） 宗 教 雍仲本教是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藏地唯一的宗教信仰，1世纪左右，雍仲苯教沿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传入吐蕃，本教经典中，曾宣称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是作为天界雅拉达珠神的后裔赤敦凑的儿子下凡人间的，聂赤从象雄迎请了本教大师南喀囊巴多坚在吐蕃传教，而紧随其后继位的吐蕃第二代赞普穆赤，也曾从象雄邀请百名以上本教高僧前往吐蕃传教，在前后藏修建37处本教道场，到第八代赞普直贡时，每位赞普身边都有一名称为“古辛”的本教高僧，处理宗教祭祀事务，头巾插有鹰翎，身着白猞猁或者狼皮袄，并有虎豹皮毛装饰，在宫殿中独自坐在赞普的右边，在其未发言之前，赞普不得发布命令，处理政务，贵族与王室成员争先修建称为“赛康”的本教神殿，这一段繁盛的历史，被称为本教的“前弘期”，本教与吐蕃王权高度结合。这种结合被本教史家称为“王辛同治”。 然而本教在达到至尊繁荣的顶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改变了一切。直贡赞普时期，吐蕃大臣与古辛之间的矛盾因权力斗争而愈演愈烈，史书记载，一位名叫赞协美拉的吐蕃大臣，曾向赞普进言：“如果帽子过重，身体会撑本教佛像?不住的，如果美味佳肴吃过头，会反胃的，如果本波（本教徒）地位过高，会篡夺赞普的王位的。”来自吐蕃贵族大臣的压力，迫使直贡采纳其建议，宣布除从事拉本议事的四种祭祀等继续为王室直接服务的少数教徒外，其余本教教徒都必须离开吐蕃，本教史上称为“第一次法难”。直贡逝世后，本教在吐蕃迎来了短暂的再次兴盛，史称“中弘期”。然而，另一种来自印度的宗教——佛教，随着莲花生大师被迎请到吐蕃而日渐繁盛。 从公元七世纪印度佛教传入吐蕃以后，印度佛教与本波佛教之间各自互相吸收了许多对方的内容而各自得到了发展，因为印度佛教与本波佛教在信仰的本源上是完全一致的。印度佛教大量吸收了本波佛教的内容，使其能够更深入地根植于当时的社会并逐渐发展成为了现代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八千多年前的古象雄王朝，古象雄的王子幸饶弥沃如来佛祖（释迦牟尼佛前世“白幢天子”的师父），为了救度众生而慈悲传教了“古象雄佛法”，也就是“雍仲本波佛法”（简称“本教”），“雍仲本教”是幸饶弥沃如来佛祖所传的如来正法。雍仲本教的《甘珠尔》其实就是藏族一切历史、宗教和文化的滥觞与源头，是研究藏族古代文明的极其珍贵的资料，这也是任何藏文化研究者都无法绕过的一块重要领域。2013年7月，“古象雄佛法”大藏经汉译工程已经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科研课题。在富饶灿烂的藏族文化遗产中，辉煌鼎盛的古象雄文明以 “雍仲本教”的传播为主线而得到发展，由于本教文明产生的年代久远，传播地域广阔，对藏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极其深远的重要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世人根本不知道“古象雄文明”，甚至连许多西藏人自己都不了解。他们只认为印度文化对西藏文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所有来自印度的文化” 都具有伟大的价值，并且错误地认定西藏本土宗教以及印度文明以外的东西对西藏文化的形成都没什么贡献和价值。就连很多藏人自己也都误认为，在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西藏根本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文化非常愚昧落后等等。这种荒谬的说法被一些正统的狂热者宣扬了数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长期延续，导致了西藏真实历史和本土文化的遗失，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对古象雄文明和本教研究的兴趣，但此状况已经有所改变。 据考古学家们的探索发现，藏族同胞族在青藏高原的发祥史非常悠久而古老，距今已经有13000年至17000年的历史了。那么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去思索这样的一个问题：“久远古老的藏族同胞族文化，它的源头究意在何方？”答案是：就在西藏古老的本教！在阿里 “穹窿银城” 城堡遗址，考古学者发现了120多组古代建筑遗迹，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铁器、骨雕，昭示着这里曾是一个繁荣和发达的聚落、这里还发现了大片的土葬古墓群，这和西藏崇尚天葬的丧葬习俗迥然不同，在这里的出土的青铜双面的本尊雕像，其风格也与现代藏传佛教的造像完全不同……这一切都说明，在印度佛教传入之前，在所谓的西藏正史之前，青藏高原就早已存在着一个辉煌的文明，这个文明就是“古象雄文明”。本教远在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之前，早已在雪域高原广泛传播，是西藏人民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在七世纪之前，藏地象雄地区的所有天文学家、教育学家、译师、医师、卦师、算命师、风水师、以及有文化的学者等等都可称为“本波”，当时青藏高原的所有文化和宗教信仰都可称为“本教”。“本教”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藏族同胞族的文化体系、哲学思想、文明礼仪、民风民俗、民族精神和社会教育。 印度佛教的入蕃确乃始自松赞干布，但当时并不是佛教的兴盛时期，事实上直至乞黎苏笼猎赞继位之前雍仲本教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佛教虽在流传，但却并未稳占上风，至乞黎苏笼猎赞之世，出于铲除同本教相联系的传统贵族势力，加强王权的政治需要，大力提倡佛教，并随着吐蕃大军向唐朝境内的推进，先后占领了陇右、河西、北庭诸道及西域城邦诸国，大量佛教徒尽为其臣民，因之迅速把佛教提升至国教的崇高地位。此王派人分赴天竺与汉吐蕃佛像地，延请名僧至蕃，召开了僧诤大会，公开辩论佛教教理。争论的焦点是渐进成佛还是顿悟成佛，结果主张渐进成佛的天竺僧侣占了上风，印度密宗大师邬仗那高僧莲花生主持了桑耶寺的修建，这是由天竺、泥婆罗、勃律工匠完全按照印度风格修建的，规模宏大，内有东胜神洲、南赠部洲等古印度地理观念中全世界各大洲的微缩景观，实乃西藏佛教发展中的第一座历史丰碑。 吐蕃武士吐蕃佛教发展到可黎可足时代达到了辉煌的顶峰。赞普颁诏制定了七户养僧制，全国到处兴建寺院，佛教钵掣逋取代了昔日本教桑门的地位，开始全面干政，乃至如唐蕃会盟这样重要的大会也由其主持，由之不但进一步加剧了佛、本二教的矛盾，而且全面激化了憎、俗之间的矛盾。至朗达磨立，志在借重恢复本教势力，以重振王权，下诏灭佛。寺院尽毁，经典尽焚，诸如桑耶寺等名刹大寺，亦逐僧封门。但佛教在吐蕃流传已久，早已拥有众多的信徒，而本教早衰，势难再振，导致朗达磨政治改革的失败，并引起子剧烈的社会动荡。此王死后，乞离胡(永丹)、欧松二赞普并立，国内分为二派，吐蕃全面内战爆发，由蕃土波及回境，于是吐蕃国势大衰，终结了其长达百余年的西域统治，重新退回帕米尔高原，结束了吐蕃的盛世，也结束了西藏佛教历史上的前弘期。 吐蕃佛教明显有异于汉地佛教，它把西域流行的小乘佛教、天竺引进的密宗佛教，与本地的本教、巫教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藏传佛教。其中密宗思想尤占主导地位。在戒律方面近似于西域佛教，食肉，不戒杀生，但反对血祭，并形成了严密的教团组织，从而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铺奠了道路。据史学大师吕思勉考证，吐蕃自唐文成公主入藏后始信奉佛教。
琵琶 （唐代）
龙头六弦琴（唐代）
西域埂羌琴（唐代）
西域箜篌（唐代） 【元代藏史】 宣政院是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为一级政区名称。简称行省，或只称省。元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也称都省；因元朝幅员辽阔，除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西藏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又于诸路重要都会设立十个行中书省，以分管各地区。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设立尚书省主管政务期间，行中书省也相应改称行尚书省。元人称其制为：“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 忽必烈在中央政府中设立总制院（到1288年改名为宣政院），作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并命国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事，国师之下设总制院使掌管日常事务，院使之下还有同知、副使、佥院等官员。宣政院的院使初设时为两员，后增减不一，最少时为一员，多时至六员、十员。《元史》释老传说：“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百官志说：“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 -- 摘自《元朝统治西藏：万里雪域成为中国的行政区》 ====== 元代印授 ======
国师之印（元代）
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 （1295年）
桑结贝帝师印（元代） 1264年，忽必烈又派八思巴和他的弟弟恰那多吉从大都动身返回西藏，临行时，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珍珠诏书》，并封恰那多吉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对他们兄弟的这种封赐，显然与委托他们去办理藏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事务有关。
白兰王印（元代）
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 （元代）
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 （元代）
===== 元代诰书 =====
===== 元代历史事件 ===== 在灭西夏及西征中亚的战争中，蒙古王室与藏族及藏传佛教发生了接触和交往，1218年成吉思汗在西征中亚时曾率兵进入喀什噶尔、于阗等地，还追击逃敌直到印度西北，曾经打算通过阿里返回蒙古，走了一段后中途折回。当时可能有一支蒙古骑兵从叶尔羌南下进入到西藏西端的阿里（包括现今在境外的拉达克），占领了部分地区，设置过都元帅。1235年，蒙古首次分路出兵大举进攻南宋，窝阔台命其子阔端负责指挥西路，由陕甘南下四川。阔端在进军中，经过秦、陇一带藏族地区，招降了一些藏族首领。为了巩固对西夏故地和甘青藏族地区的统治，保障蒙古军南下四川时的侧翼安全，阔端决定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把藏族地区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经过短期准备，约在1239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带领一支蒙古军队，从甘、青西藏出发，前往西藏。由于西藏分散的教派和家族势力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蒙古军很快就打到拉萨北面，控制了西藏主要地区，并设立驿站供应物资。接着，多达那波转而寻求与藏传佛教的主要领袖人物建立关系。看来他很清楚西藏各教派当时的情况，因此他首先找的是前藏地区影响最大的止贡寺的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1175－1255），请他到蒙古去会见阔端。虽然扎巴迥乃当时担任止贡寺的住持，但是他并不完全属于止贡噶举派，而是属于帕竹噶举派，他出身于今西藏桑日县境内帕木竹地方的朗拉色家族（亦称朗氏），曾经担任帕竹噶举的主寺丹萨替寺的住持。扎巴迥乃虽然代表西藏僧俗首领向多达那波呈献了西藏户籍，表示归附，但是对去蒙古却故意推托，他向蒙古人推荐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请他们邀请萨迦班智达，他还鼓动和资助萨迦班智达前去，促成了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会见阔端。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151）是萨迦五祖中的第四祖，幼年即跟从伯父扎巴坚赞受戒出家，后又以1204年进藏的印度高僧喀且班钦释迦室利为师受比丘戒。他精通大小五明，著述很多，曾云游乌思藏各地，有许多弟子，对政教事务和讲经传法有丰富经验，是当时西藏佛教人士中最著名的大师之一，他主持的萨迦派是当时后藏地区实力最强的一派。在接到阔端的邀请信后，他慨然应允前往凉州。在动身之前，他对萨迦派的事务做了仔细安排。看来萨迦班智达对他去凉州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作了充分考虑，为了将萨迦派教主的职务按习惯顺利地传给其侄子八思巴，所以他决定把八思巴兄弟带在身边，同去凉州。萨迦班智达一路上会晤了各地僧俗领袖，解释他去蒙古是为佛教及众生的利益，特别是他因扎巴迥乃的请求到止贡寺会见，接受扎巴迥乃赠给的财物，这表明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并不仅是他个人或萨迦派一派与蒙古汗国之间的关系，他是代表包括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在内的西藏地方的主要僧俗首领，前去凉州与阔端会谈和建立关系的。 萨迦班智达一行经过近两年的跋涉，于1246年八月抵达凉州，并在1247年年初与阔端会谈，议定了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办法，主要是西藏各僧俗首领向蒙古降附纳贡，承认是蒙古汗国的臣民，接受蒙古的统治，而蒙古则维持原来的各地僧俗首领的职权，并正式委任给相应的官职。萨迦班智达以佛教领袖的身份将这些条件转达给西藏各个僧俗领袖，并规劝他们接受。萨迦班智达从凉州给在西藏的僧俗首领和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向他们指出，为了佛教和藏族的长远利益，应当放弃武力抵抗的打算，按照商定的条件归顺蒙古。这些信件中最著名的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亦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全文收入《萨迦世系史》中）。
1251年年底，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去世。临终前他将自己的法螺和衣钵传给八思巴，并将众弟子托付给八思巴，使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第五任教主。此时八思巴仅十七岁，随即开始了他的宗教和政治活动。1251年蒙哥汗继位为蒙古的大汗，为调整蒙古各宗王贵族的关系，进行新的分封，随即下令在蒙古汗国统治下的各个地区进行扩户，即清查户口。这次范围广泛的扩户，也包括藏族地区在内。在派人进藏清查户口后，蒙哥汗将西藏分封给自己的兄弟，蒙哥汗得到前藏的止贡和后藏的藏郭莫（似即后来的曲弥万户），忽必烈得到前藏的蔡巴，旭烈兀得到前藏的帕竹、雅桑和汤卜赤，阿里不哥得到前藏的达隆巴，阔端一系保留了萨迦作为封地。这些蒙古王子在西藏得到封地，又与该封地内的主要教派联系，把其宗教首领奉为自己的上师，还把地方首领委派为自己的官吏。止贡、帕竹、蔡巴万户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1252年6月忽必烈奉蒙哥之命，从甘肃进攻四川，驻兵于六盘山。因四川南宋军民坚壁清野，依山险抵抗，蒙古军进展困难，于是忽必烈向蒙哥奏请，以蒙古骑兵绕道藏族地区，攻取云南大理，对南宋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蒙古军的这一战略，在军事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要穿过数千里人烟稀少的藏族游牧地区，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就需要依靠已经和蒙古建立起关系的藏族首领的支持和帮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派人去请在凉州的萨迦班智达和在康区一带活动的噶玛拔希到六盘山与他会见。当时因萨迦班智达已经去世，八思巴应召到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1253年新年之际，八思巴给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萨迦世系史》说忽必烈接受灌顶时，还赐给八思巴羊脂玉制成的印章以及镶嵌珍珠的袈裟、法衣、伞盖、金鞍、乘马等，实际上通过这种关系，八思巴成为忽必烈在宗教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并跟随忽必烈到开平府居住。噶玛拔希到忽必烈的营帐比较晚，忽必烈对噶玛拔希也很感兴趣，要求他长期留在自己身边。但是噶玛拔希没有答应，而是辞别忽必烈到凉州、甘州一带传教，此时蒙哥汗得知他的行踪，几次遣使前来迎请，噶玛拔希接受邀请，于1256年到达在漠北的昔剌兀鲁朵的蒙哥汗的营地。据说他向蒙哥汗和阿里不哥传授佛法，受到封赏，据说蒙哥汗还赐给他一顶黑色僧帽，因此其转世系统被称为噶玛噶举黑帽系。
1260年3月，忽必烈在一批王公大臣的拥戴下，在开平宣布即位为大汗。同年5月，阿里不哥也纠合一批宗亲贵族，在阿勒台住夏之所宣布即大汗位。双方随即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夺汗位的战争。到1264年7月，阿里不哥一方战败，被迫归降忽必烈。忽必烈坐稳的大汗宝座，使他得以摆脱蒙古贵族中的守旧势力的牵制，放手变通祖制，参用汉法，吸收汉地历代王朝的经验，建立新王朝的统治体制。因此可以说，忽必烈即位标志着蒙古汗国转变为中国的新王朝－元朝。还在1260年年底，忽必烈就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给玉印，命他总管全国的佛教事务。1264年，忽必烈又派八思巴和他的弟弟恰那多吉从大都动身返回西藏，临行时，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珍珠诏书》，并封恰那多吉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对他们兄弟的这种封赐，显然与委托他们去办理藏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事务有关。就在这个时期，忽必烈在中央政府中设立总制院（到1288年改名为宣政院），作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并命国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事，国师之下设总制院使掌管日常事务，院使之下还有同知、副使、佥院等官员。宣政院的院使初设时为两员，后增减不一，最少时为一员，多时至六员、十员。《元史》释老传说：“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百官志说：“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可见宣政院自己有一定的人事权，其官员中有僧人，也有俗人，有蒙古贵族，也有藏族人，担任过宣政院院使的最著名的藏族人是忽必烈的丞相桑哥。宣政院使作为朝廷重要官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这就确定了八思巴建立的西藏的行政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与元朝中央的行政体制相联系的，是元朝行政体制的一部分。而且八思巴的领天下释教特别是统领藏传佛教各派寺院和僧人又同时领总制院事的这种身份，标志着忽必烈和八思巴对西藏行政体制的设想是政教结合、僧俗并用的一种行政体制。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各级机构的高级官员，由帝师或宣政院举荐，上报皇帝批准，授与金牌、银牌、印章、宣敕。从藏汉文史料看，藏族世袭贵族和佛教僧人任职的，多由帝师举荐，宣慰使、都元帅、达鲁花赤等官职，多由宣政院举荐。宣政院还要管理西藏地方的法律执行情况，派员进藏清查户籍，审理万户之间的纠纷，覆核案件。另外，宣政院还要配合枢密院负责元朝在藏族地区的军事行动。 八思巴1265年返回西藏后，依照西藏各个地方政教势力管辖范围的大小，将他们划分为千户和万户，委任各政教首领担任千户长和万户长，归属元朝扶植的萨迦地方政权管理。这个政权的最高首领即是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返回大都，进献他遵照忽必烈的诏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晋封他为帝师，以后元朝始终设置有帝师一职，多数情况下由萨迦款氏家族的成员担任，在款氏家族无人担任时，则由萨迦派的高僧担任。八思巴以后是历任帝师。当帝师住在大都时，萨迦政权即由萨迦寺的住持即通常所说的萨迦法王负责。由于帝师和萨迦法王都是出家僧人，又设萨迦本钦，在帝师和萨迦法王之下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萨迦政权直接管辖有约一个万户的属民，故专设朗钦管理。八思巴还仿照蒙古宗王的怯薛组织（掌管宿卫的侍从机构）为自己设立拉章组织，由一批侍从官员组成，后来拉章制度为许多宗教首领效仿，成为藏族地区掌管一方政教权力的宗教领袖必须的侍从组织。各个万户和千户中，有的万户长和千户长还直接到大都朝见，得到元朝皇帝的封授。藏文史籍习惯上说元代西藏划分为十三个万户，实际上各个万户的设置以及他们和萨迦的关系前后有过一些变化。
元代，由于国家统一，西藏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西藏的科技文化事业也成果迭出，逐步走向了西藏历史上科技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由于元代佛学的发展，各种译经、注疏、著述学风的形成，带动了其它诸如历算、医学、天文、艺术、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领域学术活动的开展，并对后世的科技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元朝时期，萨迦地方政权也十分注重文化建设，八思巴往来于萨迦和大都之时，注意收集各种古籍和经典。与此同时，一些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地的僧人前往西藏或萨迦讲经听法，也带来不少佛经典籍。八思巴每得到一种新的图书，总要命人抄写、译校，保存在萨迦。一些重要的佛经，往往还要用黄金、宝石研成粉末和汁液书写，以期长期保存。这些佛教经典都珍藏在萨迦寺内，萨迦南北两寺当时都有数量众多的藏书，仅萨迦南寺的藏经墙，保存至今的佛教典籍多达六万多函，其中还有不少旷古稀世的贝叶经文献，以其抄写精美、规格宏大而著称于世。在元代，西藏还编纂和缮写过好几部大藏经。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纳塘本大藏经，和布顿及蔡巴·贡噶多吉分别编纂的《丹珠尔》和《甘珠尔》目录。对后世的大藏经木刻版的编篡和刊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雄敦多吉坚赞等人从1260年开始到1286年的二十多年中，在八思巴等萨迦派首领的支持下将古印度学者旦志所著的讲述修辞学理论的著名著作《诗镜论》译成藏文，并进行了一些修订，这在藏族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诗镜论》经过藏族文人的消化吸收后，在藏族的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创作风格流派――诗镜论流派。音乐、美术在元代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音乐领域内的重大成果首推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名著《乐论》。美术在元代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集建筑、雕塑和绘画三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萨迦寺和夏鲁寺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作。据考证，萨迦南寺大经堂的八思巴朝见忽必烈和密集金刚等密宗内容壁画和罗朗拉康中的呼金刚壁画残片为元代时期作品。作品精美细腻，体现出中亚和元代中原艺术影响的痕迹。萨迦寺壁画中最为著名的为坛城壁画，据记载本钦·阿迦仑扎西时期，曾在大殿顶层一共绘制了639幅坛城壁画。这些壁画影响到夏鲁、纳塘、江塔和明代白居寺等寺院坛城壁画的制作。夏鲁寺在元代前后历经三次不同规模的修耸和扩建，最后定型于古相·贡噶顿珠和布顿大师时期。系元朝宫廷式艺术影响下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吸收了内陆的歇山琉璃式样和元官式结构，为典型的藏汉合璧式建筑。史学方面在元代也涌现出一批现代学者们推崇的重要历史著作。一批以“伏藏”形式出现的据称是写作于吐蕃王朝时期的史籍如《松赞干布遗教》、《莲花生大师传》、《娘氏教法史》、《第吴教法史》等，在元代得到广泛的流传。由萨迦派僧人索南坚赞撰著的《西藏王统记》（一译《王统世系明鉴》）、由蔡巴·贡噶多吉撰著的《红史》和布顿·仁钦朱著述的《布顿佛教史》都是写作于元代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信史，他们都在书中使用了由在河州的藏传佛教高僧和汉族学人共同翻译的汉文史籍《新唐书吐蕃传》的资料，吸收了部分汉文史书的编写方法和体例。这种藏汉史学的交流，对后世明清的藏文史学著述产生了不小影响。 【明代藏史】 明朝中央政权建立后，通过遣使招抚和缴换印信的方式，断承元朝对藏族地区的统治，确立了对西藏的统属关系。明朝对西藏的治理，一方面充分利用元朝对西藏的施政基础，采取“因其故俗”、”随其自治“的政策，以当地僧俗首领充任武卫机构官员，号令地方，起到了传檄而治的作用。另一方面，调整元代治藏政策，施行”高封厚赏“、”多封众建“和”贡市羁縻“等举措，进一步密切了西藏与祖国内陆的联系，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行使和施政管辖。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al goverment of the Ming Dynasty, through emissaries and pacifying activities, the Ming court replaced seals assigned to local authorities of Tibet by the Yuan Cort with new ones, thus inherited from the Yuan Dynasty the rule of the Tibet. Tibet's status of subordination towar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was maintained.To administrate Tebet, the Ming Court made full use of the Yuan Court's accomplishment in governing Tibet, taking accommodative and autonomous policies toward the local authorities who acted as officials in the commanding offices and placed orders, playing a "command-and-rule" ro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entrol government adjusted Yuan's policies over Tibet to implement new policies such as "conferring high titles with generous grant", "bestowing various titles to different local authorities" and "executing management indirectly through both tribute and trade", thus, with the inland being linked closer with Tibet, the central court of Ming strenghened its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jurisdiction and governance over Tibet. ====== 明代印信 ======
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印（1407年）
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印 （1407年）马思藏俺不罗行都指挥使司印 （明代 布达拉宫藏）
必力公万户府印 （1385年）
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印（1407年）
必力公万户府印 （1385年） 果累千户所印 （1579年） 司徒之印（1412年）
果累千户所印
朵儿只唱图印（1588年）
灌顶国师阐化王印 （1563年）
所谓灌顶，原来指的是古印度国王即位或立太子时的一种庆贺仪式，后被佛教密宗效仿，作为传承密法的仪轨。元代皇室尊崇藏传佛教，对一些高僧赐予“灌顶国师”的称号，并赐给玉印，明朝政府也沿用了这种方式。
阐教王印 （明代）
如来大宝法王之印 （1407年）
正觉大乘法王之印（1413年）
多吉？达赖喇嘛之印（1587年）
灌顶国师之印（明代）
弘善禅师图书（明代） ========== 明代召书 ===========
洪武帝封长河西土官藏卜诰书
永乐帝封？葛加尔卜领巴弃寨行都指挥使检事诰书（1416年）
永乐帝诰书
永乐皇帝致书五世噶玛巴（1413年）
永乐皇帝封授哲尊巴之父为大国师诰书（1413年）
【清代藏史】 清朝建国之初，即推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承认了以蒙古汗王和黄教势力联合执政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抚绥了蒙藏地方。随后，清中央在”平准安藏“、”驱廓安藏“和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进面稳定西藏地方政局的基础之上，通过制定、完善治藏政策，实施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摄政制度、噶伦制度等治藏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和管辖。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Qing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policy "to appease all Mongolian and Tibetan populaces through developing the Yellow Denomination of Lamaism". the court recognized the Gandan regime which was the product of the coalition of forces of Mongolian Khan and the Yellow Denominaion or the Gelug pa Lamaism. this appeased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local authorities. Subsequently, on the basis of stablizing Tibet through defeating the Dzungars, putting down the riot Gyurme Namgyal, and driving off the Gurkhas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Qing further strengthened its governance and jurisdiction over Tibet by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its policies toward it, especiallly by the implementations of the Amban system, the system of Golden Urn for the selecion of reincarnations out of candidates, the Regency system, and the Kalon system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local Kashag government.
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旦喇达赖喇嘛之印（18世纪） Gold Seal of the Dalai Lama Bestow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 清代印绶 ==== Seal of the 5th Dalai Lama bestowed by the Qing Emperor Zhunzhi in 1652. This is an Imitaion that was made in 1659.
自在佛印 （1659年） Brass Seal bestowed to the 1st Phagchog Hutuktu by Emperor Yongzheng in 1723
协广黄法那门汗之印（1723年）
掌管济咙活佛十八寺院扎萨喇嘛之印（1785年）
驻藏大臣联豫私章 （清末）
罗布藏青饶旺曲呼图克图之印（1869年）
Gold Seal of the Dalai Lama Bestow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旦喇达赖喇嘛之印（18世纪） 辑定边境印（清代- 布达拉宫藏） Seal of Stablizing Bordor Bestow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Qing Dynasty
敕封班臣额尔德尼之印（1713年） Gold Seal Conferred to the 4th Panchen Lama by Qing Emperor Kangxi in 1713.
==== 清代诰书 ===== Emperor Huang Taiji's Edict to Invite Leader of the Sakyapa for a Meeting, Which Was Issued in 1643.
皇太极敦请萨迦法王会晤圣旨（1643年）
嘉庆欣赏九世达赖喇嘛圣旨（1808年）
慈禧赐十三世达赖福寿御笔 慈禧赐十三世达赖兰菊画作 乾隆御笔画作赐班禅 ===== 清代西藏制度 =====
驻藏大臣制度
摄政王制度
达赖世系
班禅世系
金瓶掣签
===== 清代西藏历史事件 ===== 五世达赖朝见顺治帝图
拉萨条约（1904年）
The Armor used by the Tibetan Army during the war against the British invaders from 1888 to 1904
藏军在抗英战争中使用的铁甲衣（清代） 【民国以降】 ====民国时期 ==== 西姆拉会议与麦克马洪线 （相关资料：项帆的新浪博客）
（图：“麦克马洪线”） =====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毛写给十四世**的信（1954年） the Medal of Building the Kang Tibet Highway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of the PRC in 1954 The commemorative medal of Building the Kang Tibet Highway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ion of the PRC. Commemorative Medal of Construction of the Sichuan-Tibet Kang-Tibet and Qinghai-Tibet Highway issued by the Southwest Highway Bureau in 1950
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颁发的筑路三等奖章（1954年） 中央交通部颁发的康藏筑路记念章 西南公路局颁发的川青康筑路纪念章 （1950年） 【山西文物】 此厅在三楼，为最后一个进入参观展厅，因为里面展出的都是山西出土文物，所以权且称之山西馆，里面展出瓦当、佛像、墓葬和青铜制品，以及战国时期晋国演变。我还未浏览完毕，朋友已经观展结束，打电话来，告诉我在馆外集结。在附近吃午饭，下午去罗布林卡。
【藏族房舍】 藏族人的住宅，由于自然条件不一，各地区的建筑形式也因之而有所差异。草原农区房屋，先用泥土建砌成壁，然后用木板间隔成若干房间。屋的最下层一般是饲养牲口和堆集草料、牛粪等物。住、睡、炊饭，放置家俱等都集中在第二层，中间设有火塘，火塘上经常放着铜锅，烧开水或熬条，旁边一般都有一个铜制火盆，随时擦得很亮，火盆边缘放置茶碗，夏天当茶几用，冬天用以烤火，人们席地围火而坐，喝茶、进餐或闲谈。
【藏族服饰】 藏族服装、眼饰在其款式、结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深受自然条件、劳动生产和文化交流的影响。从地域看，可区别为农区和牧区类型;按生活方式，可区别为农村与城镇类型，从身份讲，可分为平民、僧人、达官贵人等类型。早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西藏高原土著部落的服饰就已具有今天藏族肥腰、长袖、大襟、右衽长裙、束腰及以毛皮制衣的特征。随着与外界交流，藏族服饰曾经受到汉、蒙、满等族以及波斯等国服饰的影响，在眼饰的色泽和制作等方面取得了进步。2008年6月7日，藏族服饰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藏族帽子种类繁多，主要有毡帽、皮帽、金丝花帽等。藏族男女通行的长筒靴，藏靴可分为"松巴"和"嘎洛"两大类。藏族发饰繁多，尤以妇女为最。中青年妇女喜用红绿丝线与头发混编。藏族佩饰主要有耳环、胸饰、腰饰和手饰。多以金、银、铜和珠宝、石器制成。耳饰，均为互环和耳坠。胸饰包括项链、护身盒"卡乌"。腰饰主件是一条丝绸或牛皮腰带，上面悬挂各种主人喜欢的饰品，男子有腰刀、打火镰、鼻烟壶等，妇女有银器、铜牌等。
绣花靴
珊瑚巴珠
十字腰琏
妇女胸饰 female necklace
【生活器皿】 博物馆藏丰厚，涉及生活方方面面，该馆展出西藏贵族的一些生活用具和器皿，严然一副皇家气派。
马 具
铁质鎏金马镫（19-20世纪）
牛皮船（19-20世纪）
陶质彩绘祈福罐（19-20世纪）
陶质雪鸡形酒壶（19-20世纪）
陶质三耳罐（19-20世纪）
陶质茶汤锅（20世纪）
陶质炼酥油器（20世纪）
青绿釉陶质茶壶（20世纪）
陶质蒸笼（20世纪）
银质包铜鎏金茶壶 （19-20世纪）
鎏金银质火锅 （19-20世纪）
包金银錾刻花卉纹茶壶 （19-20世纪）
纯金茶托茶盖（19-20世纪）
银质镂空镀金盖碗（18-19世纪）
银质茶炉茶壶（19-20世纪）
白铜茶炉茶壶 （18-19世纪）
白铜镂空火盆 （19-20世纪）
铜质油灯（19-20世纪）
铜质香炉（19世纪）
银质镂空香炉（19-20世纪） 西藏传统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品录
【唐卡艺术】 唐卡（Thang-ga）也叫唐嘎，唐喀，系藏文音译，指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题材内容涉及藏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传世唐卡大都是藏传佛教和本教作品。唐卡的起源历史悠久，从公元7世纪有文字记载唐卡至今已经有1300年多的历史，唐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盛衰，融合，传承后，从地域上形成了三大主流画派。即：卫藏地区（西藏自治区）的勉唐画派，康巴地区（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中心、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噶玛噶孜画派，安多地区（青海地区）的热贡画派。唐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用明亮的色彩描绘出神圣的佛的世界；颜料传统上是全部采用金、银、珍珠、玛瑙、珊瑚、松石、孔雀石、朱砂等珍贵的矿物宝石和藏红花、大黄、蓝靛等植物为颜料，以示其神圣。唐卡的绘制要求严苛、程序极为复杂，必须按照经书中的仪轨及上师的要求进行，包括绘前仪式、制作画布、构图起稿、着色染色、勾线定型、铺金描银、开眼、缝裱开光等一整套工艺程序。制作一幅唐卡用时较长，短则半年完成，长则需要十余年。
八马财神 （清） 36mm X 55mm 布画绿度母 布画白度母 布画破欲度母 布画大寂静度母 布画解厄度母 布画成熟度母 布画颦眉度母
二十一度母称谓及礼赞
【叶星生收藏馆】 叶先生醉心于西藏民间艺术品的收藏，把收藏品视作自己的皇后妃子，他拥有几千件贵重文物，却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1999年，他将收藏的2300件藏品捐给了国家。 宗教法器 经书封版 经书封板的作用在于对珍贵经书的装饰与保护，将珍贵经书夹在一对厚重木板之中，用皮绳和图纹铜扣捆扎加固，供奉于经书架上。其封板以优质木材用手工雕刻绘制而成，主体内容多为各类佛、菩萨、护法及梵文等，背衬各种飞禽走兽、梵文花草及各类吉祥物，或雕或画，工艺精美绝伦，需要高超的技艺与虔诚的心境方能完成，可谓全世界最为厚重精美的书籍封面。 ==== 佛像捐赠 ====
擦擦和玛尼石刻属于为宗教服务的民间雕刻艺术。早期由印度传入藏地，以佛塔居多，印有般若经咒，大约在十三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教在内陆的传播，藏式 擦擦传入杭州、北京等地，称之为“模制泥佛像”。擦擦的材料为泥，以模具印制，可作佛像或者佛塔的装藏，或装藏于护身嘎乌盒内随身携带，以祈神灵护佑。玛尼石刻以文字为主，是在石块或石板上以刀斧刻凿而成，带浓郁的民间宗教特色，主要供奉在神山圣地。
==== 远古文明 ====
==== 关于叶星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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