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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清流县志卷之六 知县事东鲁乔有豫编辑 选举志 清流建于宋，则论科目亦当始于宋（注：据原版改宁为宋字）。自宋、元、明至我朝，登呈英良，途辙非一。类皆各负材猷，以效用于时，而进士科为特重。宋（注：据原版改宁为宋字）开宝三年诏：贡士十五年终场者，礼部以名闻，各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清邑进士四人，特奏名十三人。元礼部会试，每科分蒙古色目人为左榜，汉人、南人为右榜。乡场则闽士皆赴试于浙江行省。元统间科举旋罢，盖开科迟罢科速。取（注：据原版改到为取字）士南人少而北人多，无怪清邑泯泯无闻焉。有明罢词赋，专以经义，解额渐次增广。 我朝悉仍明制，乡会试屡行旷典。自顺治以来，登乡榜、会榜者代有其人。若岁贡，则宋、元无正科。明正统六年定例：府学一年贡一人，州学三年贡二人，县学二年贡一人，著为令。或恩贡或选拔贡，则间一举行之。或以输财为例贡，亦间奉和焉。 盖国朝与明无异，科贡之外，又有荐辟然。荐辟唯汉为近古。嗣后有司奉行不率，多以举主为殿最，竿牍为上下，究于国家无补。非荐辟之不及古，盖行荐辟者之非古也。 至于武科，唐开元间，两京诸路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武学自此始。宋（注：据原版改宁为宋字）开宝元（注：据原版改历二为元字）年罢武举。仁宗时，富弼、苏洵各言武举（注：依原版补举字）宜如旧。庆历二年复诏罢武科，以苏轼、司（注：据原版改辐字为司）马光言又复之。有明诏武举设科，宜如文进士恩例。 国朝文武并用，训士有武学，科目有武举，除吏有武选，武原不可偏废也。邓志不载武科，官职无所稽考。则记载自王志始，今仍之。志选举。
选举志 清流建县于宋朝，那么论起科举考试也应当起始于宋朝。从宋、元、明至我清朝，英雄良吏登台呈现，途径并不是单一的。各类人才都各负才能与谋略，以效用于当时，而进士科在选拔人才中为特别重要。宋朝开宝三年下诏：贡士十五年终场者，礼部把名字上报皇帝，各赐为本科出身。特奏名恩赐的特例，从这开始。宋朝清流县有正科进士四人，特奏名进士十三人。元朝礼部会试，每科分蒙古、色目人为左榜，汉人、南人为右榜。福建士子，都要赴浙江省乡试考场应试。元朝元统年间科举很快就停止了，因为开科考很迟罢科考很快，取士南人少而北人多，所以不能怪清流县科举寂然无闻。明朝停止词赋考试，专门以经义考取文士，解试合格举送礼部参加省试的举人数额逐渐增加和拓宽广度。 我清朝科举全部仍按照明朝制度，乡试会试屡次实行前所未有的典章制度。从顺治以来，登乡榜、会榜的代代都有其人。如果说到岁贡生，那么宋、元没有正科的。明朝正统六年规定：府儒学一年贡一人，州儒学三年贡二人，县儒学二年贡一人，都是写入法令的。恩贡或者拔贡，就间隔一年举行选拔一次。以献纳资财成为例贡的，也间或奉命参与。 大概国朝（清）与明朝没有什么不同，科举之外，又有推荐和征召。然而推荐和征召只有汉朝是近古的。以后有关部门奉行多不遵循惯例，多以举荐人的等级高低上下为左右，书信为上下，毕竟对于国家没有什么补益。不是推荐和征召制度不及古代，大概是执行推荐和征召的人不是古时候的人。 至于武科，唐朝开元年间，长安洛阳两京诸路各自设置太公庙，用张良配祀，武学从此开始。宋朝开宝元年，停止武举考试。仁宗时，富弼、苏洵各自上书说武举应该像以前一样举行。庆历二年又下诏书停止武科考试，因为苏轼、司马光的话又灰复了。明朝下诏决定武举设科考，应该像文进士一样享受恩例。 国（清）朝文武并用，训炼武士有武学，科举有武举，任命官吏有武艺选拔，武学原来就是不可偏废的。邓应韬编的县志不记载武科，官职没有地方稽考，则记载武科是从王士俊编的县志开始，现在仍旧记载。写在选举部分的内容。
读清流道光县志（卷之六 选举志） 中国古代选举是由统治者来选择统治者，或者说是以“贤”选“贤”，即还是通过少数来选择少数。 它从理论上虽说也是所有人都不被排斥在外，但实际上却总是只有很少数人参加或被选，选中者自然是一批人，而非一个人，他们也不是成为最高决策者，而只是成为君主制下的官员或者获得任官资格。竞选者所依靠的主要是体现在个人自身的德行、才能、名望、族望，或者文化修养。每次的被选中者也不构成一个统一的集团，而仍是一些个别的人；每次选举也不带来国家政策上的改变，而只是为统治阶层输送新血。所以，它总是精英的，从形式到实质都是少数人的一种活动。它的选择标准是受到某种先定的实质内容的限制的，它也不涉及到传统国家和政府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但它为社会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可以合理预测的期望，对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分层的确立，以及个人地位的变迁意义至关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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