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

还俗 202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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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是《神农的退隐》第三章第一节。

　　公元前399年，70岁的古希腊“哲学三杰”之一苏格拉底在被雅典公民判处死刑之后，毅然饮毒自尽。

　　苏格拉底有两位得意弟子，一位是柏拉图，另一位叫色诺芬（Xenophon），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记录了苏格拉底的生前言行。尽管这两位弟子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有很大差异，而且经过了他们自己想象力的加工和润色，但史学界一般认为，这些记述基本还是可以信赖的，总比几百年后罗马时代那些作者的记述要靠谱。

　　按照柏拉图《斐多篇》（Phaedo）的记录，苏格拉底在即将赴死的时候，还在抓紧时间与朋友和学生们谈论哲学。然后，执行死刑的时候到了。监刑官端来一杯已经调好的毒药，递给苏格拉底——

……他端着酒杯，然后镇静、轻松地一饮而尽。……他在屋里踱步，当他说双腿发沉的时候，他就按照那个人［监刑官］事先的交待躺了下来。给他毒药的那个人摸了一下他的身体，稍后又试他的脚和腿。他先是用力按他的脚，问他是否还有感觉，苏格拉底说没有。然后，他又按他的腿肚子，并逐步向上移，向我们表明苏格拉底的身子正在变冷和变硬。他又摸了一下，说等到冷抵达他的心脏时，他就走了。当苏格拉底的肚子变凉的时候，苏格拉底揭开原先蒙上的盖头，说了他最后的话。他说：“克里托，我们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要用公鸡向他献祭，千万别忘了。”克里托说：“我们会做的，如果还有其他事情，请告诉我们。”但是，苏格拉底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微微地动了一下；那个人揭开他的盖头来看时，他的眼睛已经不动了。看到此状，克里托替他合上了嘴和双眼。

　　虽然苏格拉底临刑的时候，柏拉图并不在场。但他用优美流畅的文笔，把其他人的回忆写成了如此悲壮动人的景象，于是苏格拉底之死也就成了西方文化中的著名场面，冲击着一代代人的心灵。他临终那个要用公鸡向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献祭的奇怪请求，也被许多哲学家解读来解读去。至于苏格拉底所饮用的毒药是什么，虽然医学界也没有一致意见，但最可能是毒参（学名Conium maculata）制剂，因为由这种剧毒伞形科植物引发的中毒症状与柏拉图的描述较为一致。

19世纪的毒参手绘图（公版图片）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原因，一是渎神，也就是不信仰雅典人信仰的神，却妄图引入新神；二是“败坏青年”。雅典公民为什么要把这两个罪名加在苏格拉底身上，成了后世的文史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毫无疑问的是，苏格拉底说了雅典人不爱听的话，干了雅典人恨之入骨的事。

　　由于古希腊哲人的思想后来成为西方文明的两大源泉之一（另一大支柱是基督宗教思想），引介西方思想的人常常“言必称希腊”，这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古希腊是什么特别超前、特别先进的国度。这也让近年来中国一些人执意相信，所有有关古希腊的记载都是西方人在几百年前才伪造的古史。然而，这其实是莫大的误会。区区几个哲人，并不能代表整个古希腊。如果对古希腊世界做一番全面考察，便会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也不过就是当时古代文明的平均水平。

　　古希腊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许多互不统属的城邦。不过，所有这些城邦都普遍信仰多神论宗教，所信奉的除了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山诸神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人间英雄。绝大多数人非常虔诚，会把很多精力花在宗教活动中。以雅典为例，这里的一种类似中国农历的历法规定，一年12个月里，每个月上旬中有7天都是宗教节日，此外还有很多一年一度的庆典，全加起来，一年中竟然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日子都献给了宗教活动。比起后世一些精致的建制宗教来，古希腊人的宗教显得十分粗糙，既不需要登记教籍，又没有公认的经典（所以古希腊神话在当时就被不断演绎改编）。与这种粗糙对应，古希腊人对一些不敬神的行为也比较宽容，比如喜剧作家可以拿神来开玩笑，无神论者公开了信仰也不会遭到惩罚。像苏格拉底这种因为渎神被判死罪的情况非常少见。然而，把那么多时间用于从事宗教活动，把那么多钱花在为神献祭之上，生活中一有什么愿望就去向神祈祷，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古代文明也并没有多大差异。

　　在古希腊城邦里，只有一部分男人才是完整的人，拥有全面权利。以雅典为例，首先外邦人就不可能成为公民，外邦人和本地人生的子女也不能成为公民，公民必须得是两个雅典公民合法婚姻的子女。

　　其次，雅典的女性虽然是公民，但基本只能禁闭在家里，作为男人的附庸。她们在家里要住在专门的房间，有陌生人来家里做客时必须回避，而陌生人也不应该在没有主人邀请的情况下走进有女人在场的房间，这是非常失礼的行为。女性既不能参加政治活动，又不允许拥有衣服、首饰等少数东西之外的财产；虽然她在丈夫去世又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也能继承丈夫的遗产，但必须马上嫁给另一个男人，遗产也就随之归了新丈夫。说白了，雅典女人的唯一意义就是生儿子；如果生了女儿，那也是为了继续嫁人生儿子。

　　不管怎样，这些女人起码还是公民，还有一定自由（比如参加专属于她们的宗教活动）。奴隶则既不是公民，又没有自由。他们不过是主人的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亚里士多德语）。尽管大多数奴隶由富人拥有，但所有自由民都渴望拥有至少一个奴隶，就像今天很多人都渴望拥有一辆汽车一样。虽然奴隶的一生未必会特别凄惨，甚至可能与主人之间建立深厚友谊，但也有不少奴隶被驱使从事开采银矿之类极为危险的工作，死了之后也不过就是随便一埋，主人再另买个奴隶补上空缺而已。

　　古希腊众多的城邦有着各式各样的政治制度。在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斯巴达及其许多同盟城邦是“寡头制”，只由少数一些男人说了算；雅典及其许多同盟城邦则是一种原始的“民主制”，理论上说，每一位有政治权利的男性公民都能说了算，只要他能被抽签选中。不可否认，古希腊的这种极端民主制确实让普通男人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力——比如雅典那种对女性的全面歧视，就是民主的结果；本来还有较大自由的贵族妇女，在民主之后也只能被迫接受多数男人赞同的社会准则。同样，也正是这种民主制，让普通而自信的雅典男人们判了苏格拉底死刑。

　　苏格拉底活动的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古希腊世界打了一场残酷的内战——在斯巴达及其同盟与雅典及其同盟之间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苏格拉底年轻的时候，战争还没爆发，雅典还是个极为繁荣的城市。成长在这样的太平盛世，苏格拉底一方面形成了必须遵纪守法的理念，一方面又非常享受言论自由，公开向人讲授他的“另类”思想，因此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追随，甚至在雅典以外都名声远扬。他的出格言行当时就引发了一部分雅典人不满，但在和平年代，民众还算宽容，顶多就是去看一看骂苏格拉底的戏剧（古希腊著名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就创作了一部叫《云》的喜剧，在其中尖刻讽刺了苏格拉底），然后围成一堆嘲弄上几句而已。

　　但到大战于公元前431年爆发之后，雅典的言路就越来越窄了。算上中间短暂的和平期，伯罗奔尼撒战争一共打了27年，最后斯巴达在波斯的帮助之下打败雅典，雅典的民主制被推翻，在公元前404年换成了“三十僭主”的寡头统治，而他们不过是斯巴达的傀儡。虽然“三十僭主”杀人如麻的残暴统治仅持续了8个月就被推翻，雅典又恢复了民主制，但战败的屈辱史已经让雅典的阳刚爷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容忍社会上的各种杂音。他们愤恨地发现，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叛变、带着斯巴达来打雅典的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以及“三十僭主”之一的克里提亚斯（Critias），竟然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正好苏格拉底以前说过一些批评民主制的话，在宗教上又持有某些另类观点，这些“黑历史”便被翻出来秋后算账。“渎神”和“败坏青年”这两项罪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