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朝晖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研究员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经学长期居于“四部之学”的首要地位，但晚清以降遭到西来“七科之学”[1]的冲击，经学的学术定位受到强烈挑战。对于晚清民国之际的中国学者而言，经学的现代价值与学术定位成爲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尽管民国以后，教育部废除大学经学科[2]，但这一问题并未因爲教育行政的干预而一劳永逸地解决。 事实上，现代教育是否还需要保留经学课程？经学课程适用于大学、中学抑或小学？经学在现代学校课程中如何定位？这些问题都在民国“读经问题”的讨论中引发广汎争议。[3]唐文治在民国“读经问题”的讨论中是力主读经的一位代表人物。自然，经学的现代学术定位也是唐文治必须面对和回应的问题。 然而，经学的现代学术定位不只是一个学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相较于晚清经学的殿军人物康有爲、章太炎，尝试恢复传统书院教学的马一浮，或加盟现代大学的王国维、熊十力等，唐文治在经学教育的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实践探索。唐文治曾担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并参与创办无锡国专和无锡中学等。尤其是无锡国专，曾是民国国学教育的一座重镇。[4] 尽管他的经学实践并不限于教育，而是贯穿在他早年的政治生涯中，但他自觉提出“读经救国”论，倡导经学，却是从教以后的事。他的教育实践始于晚清学堂。1907年，唐文治出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并在其中推行国学教育，经学课程也包括在内。与其他晚清学堂一样，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秉持的教育理念也是“中体西用”。上任伊始，唐文治在给邮传部商定教育宗旨的公函中申明这一点： 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爲主，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自小学以至中院，自中院以至上院专门，所有中西文课本皆定预算，务使循序渐进，先后联络一气，无躐等、无重复，俾成完全教育。各职员规条务以本身作则爲宗旨，各学生规条专以敦崇品行爲宗旨，务本而勿庸逐末，治表而益以近里，爲此实行数年，庶几体用并备之士出乎其中。[5] 该文一面强调西方的实业教育，一面强调“注重中文以保国粹”，显然是以中西对举。他认爲这样才是“完全教育”、“体用并备”。无疑，他是以“中文”爲“体”，而以“实业”爲“用”。另外，他强调“以敦崇品行爲宗旨”，这是他作爲理学家的一贯立场。“敦崇品行”的学术基础无疑是中文国粹的熏陶，而不是实业教育，这与他提出的“以理学爲体，以洋务爲用”的说法可谓同条共贯。总之，他认爲“中文”或“国粹”在教育政策上应居于根本原理（原则）的地位，而实业教育则是在此前提下的具体应用，这显然是“中体西用”论的观点。[6] 在课程设置上，唐文治也力图结合“四部之学”与“七科之学”。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重视专门工科教育，在唐文治长校之前唯铁路专科略已成型，唐文治上任后增设电机、邮政、航海三科。[7]课程设置以理、工科的专业课程爲主。[8]显然，该校采用的是“七科之学”的框架，只是限于工科大学的定位，专重理、工二科罢了。1908年，爲加强国文教学，唐文治增设国文科，而且要求各专科学生必修国文。[9]所谓“国文”，讲授的内容其实包括古文、经学和诸子。[10]唐文治的意图很明显，他是试图在“七科之学”的基础上，补足并加强“四部之学”课程。 无锡国专创办于1920年，明揭“国学”徽帜，尤爲引人注目。现有的三本有关唐文治教育研究的专著中就有两本专门研究无锡国专，只此一点，已可窥豹一斑。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如陈平原、吴湉南、唐屹轩的研究都是从“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的视野来看待无锡国专的教育实践。[11]笔者认爲，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这不仅是因爲唐文治国学教育的实践是始于晚清学堂的事实，更是因爲无锡国专的教育理念、课程设置等都带有鲜明的晚清学堂的烙印。余子侠就注意到，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与无锡国专在国学教育实践上具有连续性。[12] 这种“连续性”正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余先生的上述关注只是将其视爲唐文治由工科教育转入国学教育的一个背景，说明他的转型并不突兀，而不在剖析晚清学堂对于无锡国专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影响。然而，就本文旨在探讨的经学定位而言，此影响的深入剖析实具有重要意义，因爲这涉及到唐文治在传统经学的现代转型中究竟选择了何种模式，是完全顺应民国以后的“七科之学”模式，牢固坚守传统书院的“四部之学”模式，还是像晚清学堂那样试图调和“四部之学”与“七科之学”的模式？抑有进者，现代学校中经学课程的设置实质上关涉到经学在现代学术中的定位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经学课程爲切入点探讨上述问题，着重分析无锡国专的课程改革，特别是经学在现代学校课程中定位的嬗变。 二、无锡国学专修馆时期的国学课程 无锡国专在创办之初定名爲“无锡国学专修馆”。就现有资料来看，专修馆最初并无严格的课程设置。据1920年《国学专修馆招考师范生简章》：“毕业年限：三年毕业，专课本国经学、文学、理学，至第三年习公牍文字。”[13]简章强调专课经学、文学、理学，但没有提供具体的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 专修馆最初的教员只有唐文治和同门朱文熊二人，“唐文治亲自爲学生授课，每日一节，讲授《论语》、《孝经》、《孟子》等。请朱文熊爲教习，讲授子学、文选及小学，并请陆景周爲助教。”[14]唐文治讲授的重点是经学，教材是《论语》、《孝经》、《孟子》等，至于“每日一节”时间是否固定、课时几何，则不得而知。 朱文熊讲授的内容主要是理学、文学，据钱仲联回忆，“朱叔子先生教理学是讲张履祥、陆陇其的专集，讲古文用《古文辞类纂》，讲诗用《唐宋诗醇》，讲诸子自编《庄子新义》。”[15]由此看来，唐文治和朱文熊开设的课程主要是经学、理学和文学，这贯彻了《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的主张[16]，只是没有严格的课程规定而已。 唐文治毕业于南菁书院，有人认爲专修馆时期的国专课程也是承自南菁书院。国专毕业生陈振岳便指出：“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早期大致上是以书院作爲模式，这与先生曾肄业于南菁书院有关。”[17]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呢？要解答这个疑问，就必须先了解专修馆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以及所谓“书院的模式”，然后才能进行判断。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将国专课程与南菁书院的课程进行对比。 南菁书院也没有严格的课程设置，但规定了课程重点。南菁书院由时任江苏学政的黄体芳创建于光绪八年（1882），次年，黄邀请张文虎就任院长，但只到任四个月，张即因疾归里。1884年，礼聘黄以周继任院长。1888年，新任学政王先谦增聘缪荃孙爲院长，由黄以周主持经学，缪荃孙主持古学。由此可知，南菁书院的课程是以经学、古学爲主。录取学生亦以此爲准绳，“每年正月，由学政分经、古两场甄别录取。经学则性理附焉，古学则天文、算学、舆地、史论附焉。”[18] 据南菁毕业生赵椿年回忆，“书院首次甄别......甄别经学，首选忘其爲何人；古学题爲《七洲洋赋》，刘葆真首列，其时尚名毓麟，后改可毅。”[19]可知所谓“古学”，主要就是古文词章之学。南菁书院重视经学与古文词章，而以理学作爲经学的附属，以天文、算学、舆地、史论作爲古学的附属。无锡国学专修馆也重视经学与文学，而以理学作爲经学的附属，以《庄子》等作爲文学的附属，就课程的重点而言，的确是继承了南菁书院的办学旨趣。 然而，南菁书院重视经、古的办学旨趣未能长期维持下去。1894年，龙湛霖继溥良出任江苏学政。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奏报书院肄业生员的奏折中称： 江阴旧有南菁书院，归学政臣主政，爲通省举贡生监肄业之所，其课程尚分经义、词章、算学三门。方今时事艰难，算学尤爲急务。臣到任后，于算学之中，分别电、化、光、重、汽机等门，饬在院诸生，即向以经义词章名家者，亦必各兼一艺。[20] 可见，在龙湛霖任上，南菁书院已经进行课程改革。改革的重点是使从前附属于古学的算学独立出来，并将其分爲电、化、光、重、汽机等门，而且特别强调“算学尤爲急务”，“即向以经义词章名家者，亦必各兼一艺”。这实际上抬高了西学在课程中的比重和地位，同时改变了南菁书院创建时首重经学和古文词章的旨趣。此外，龙湛霖对南菁书院的课程改革也明显表现出调和“四部之学”与“七科之学”的努力。 若将其与专修馆时期的国专对比，显然可见唐文治遵循的是南菁书院早期的课程，而不是后期增设西学之后的课程。不但如此，专修馆的古文词章课程完全排除了天文、算学、舆地等附属内容，而附属于经学的理学课程则得到更多的强调。 这就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唐文治此前积极提倡新式教育并被誉爲中国工科教育的先驱[21]，后来却致力维护纯粹的“国学”教育而且不接受西学的混合。这是爲什么呢？ 其实，唐文治原本并不反对中西学混合。1899年，他就主张：“今日之势，与其使西学淆乱吾中学，而士林被涂炭之灾；何若使中学囊括乎西学，斯吾道尚不至于有绝灭之惧。”[22]上文提到，唐文治秉持的是晚清学堂“中体西用”的办学理念。该理念即试图“使中学囊括乎西学”，对于“中体”的强调实际上就是要求一切西学科目都必须以中学爲基础或前提，从这一理念出发，晚清学堂采用的都是中西混合课程。 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也是如此，1908年，唐文治在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增设国文科，并要求铁路、电机、邮政、航海等各专科学生都必修国文科。前面说过，唐文治增设的“国文”科实则兼赅“四部之学”。这种课程设置显然是以“四部之学”爲主导，并试图兼容“七科之学”，实质就是唐文治所说的“使中学囊括乎西学”。可见，唐文治在容受“七科之学”一点上，起初采取的原是进取的姿态。 民国建立后，教育当局在教育政策上采取了一种越来越激进的反传统立场。民国元年（1912）废除大学经学科[23]，并废除小学读经科[24]。如此一来，在教育体制内从容调和“四部之学”与“七科之学”的宽松环境已经不复存在。这就迫使唐文治对于“七科之学”转而采取一种保守姿态。在上述反传统的教育政策下，如果再高唱“使中学囊括乎西学”，显然已经不切实际；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最低限度上要求保存“中学”。爲此，他竭力呼吁教育当局爱护本国文化： 自西学东渐，恂愗之士，颖异标新，以爲从事科学，我国文字即可置之无足重轻之数，用是十余年来各处学校国文一科，大都摭拾陈腐，日就肤浅，苟长此因循，我国固有之国粹行将荡焉无存，再历十余年，将求一能文者而不可得。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国既多鄙倍之辞，安得不滋鄙倍之行？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25] 又如： 某生 而进言曰：弟子既闻命矣。我校剏设于十年以前，树风号纯朴，其于国文翘勤以求之，罔敢存菲薄之志。第今者欧化东渐，科学掞张，举凡兵、农、法、数、声、光、化、电之学，靡不肇胚佉卢，有识之士方将特辟径涂，改从象寄。先生独提而倡之，毋乃左欤？文治曰：吁！子误矣。夫木之轮囷而夭矫者，本也；水之潏汩而喷薄者，源也。生民之类，自弃其国学未有不亡者也。子独不观夫欧洲诸国乎？其竞进于文明者，则其国家、其人类强焉存焉；反是，则其国家、其人类弱焉息焉灭焉。[26] 由以上两则引文可知，唐文治入民国后越来越注重国学教育。这不是说他转而排斥“七科之学”，或自改故步，不再提倡工科教育，而是他盱衡时局，觉得在当时激进的反传统风气之下，保存国学比提倡科学尤爲根本，也尤爲当务之急。因爲，在他看来，如果国学不存，则如木失其本，水失其源，国家将多鄙倍之辞与滋鄙倍之行，引进科学也将无补于衰亡。1920年，唐文治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转而参与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致力于国学教育，可以如是理解；专修馆的课程设置转而采取传统书院模式，竭力保守传统的“四部之学”，也可以如是理解。 三、国学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国专转制 在“七科之学”的现代主流教育中维持“四部之学”的书院教育，无疑要遭遇巨大的现实困境。由于专修馆不采用现代西式学校的课程，也不接受教育部的行政管理，因而起初并未获得教育部的立案承认。 这就产生两个棘手的问题：第一个棘手问题是财务问题。由于不受教育部承认，专修馆的办学经费不能获得政府财政的支援，而只能依靠私人赞助。创办人施肇曾虽然提供了国学馆最初几年的主要费用，其后又接受无锡籍绅商孙鹤卿、杨受楣等的资助，但要长期维持教员薪金、职员薪金、建筑、办公、图书等各方面的开支，这些资助并不足够。[27] 1928年，孙鹤卿去世后，这一困境更形显著。据唐屹峰统计，无锡国专在1928年之前收入均多于支出；1928年收入爲15043元，支出爲15030元，收支基本持平；1929年以后，则支出均高于收入，学校财政出现赤字。[28]例如，1927年 6月，爲添招新生30名，但“经费不敷，拟募捐以济之。”[29]由于无法支付教员薪金，唐文治甚至亲自写信给陈中凡，希望陈设法爲国专教员叶长青谋一兼职，以补不足。[30] 专修馆不但没有获得教育部财政支援，反而被民国教育当局一度强行没收校舍，停止办学。1927年，北伐军进驻无锡，一些思想激进人士认定专修馆爲传播封建思想的场所，于是遂以无锡县行政委员会教育局的名义，勒令国学专修馆关门停办，“驱逐员生，驻扎军队，事起仓促，损失极巨。诸生临别摄影，爲泣别图，星散而去，停课二月余。”[31] 其后经国专同学王蘧常、蒋庭曜、崔履宸、路式遵等积极奔走，国专终于在六月份复校。不过，“馆中因军队驻扎，房屋墙壁颇有损坏。”[32]这无疑加重了国专的财务压力。同时，这一事件也让唐文治等看到，专修馆要继续发展，必须获得民国教育当局的认可，否则类似“依法”取缔事件还可能再次上演。于是，同年七月，校董事会就决议呈请江苏省教育厅备案。[33] 第二个棘手的问题是学生就业问题。由于专修馆文凭没有获得教育部承认，最初的几届毕业生找工作颇爲困难。据王蘧常记述，唐文治创办专修馆曾获得他的同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徐世昌襄助，承诺“馆生毕业出路，由政府规定：甲，部曹；乙，各省县知事；丙，大中学教师。”[34]但是，专修馆开办不到两年，徐世昌就被迫辞去总统职务。于是，当1924年专修馆第一届学生毕业时，“爲解决无锡国学专修馆学生毕业后工作出路问题，唐文治向北洋政府电申徐世昌前议，但终遭否决。”[35]结果，专修馆第一届高材生王蘧常、唐景升、蒋庭曜毕业后，也只能由唐文治推荐到他担任校长的私立无锡中学任教。[36] 无论是就业抑或升学，专修馆学生都要面临专业转换的困难。由于现代大学采取“七科之学”的课程设置，不设经学科，而专修馆则以经学与理学课程爲重点。因此，专修馆毕业生如果要去高校任教或继续升学，就必须改行或作较大的专业转换，以满足现代大学的专业要求。以第一届毕业生爲例。该届正取生24名，附课生8名，共32人。最后毕业者爲27人。 这些人中间有好几位后来都成爲知名学者，如王蘧常、蒋庭曜、毕寿颐、唐兰、吴其昌、吴宝凌、侯堮等。他们受唐文治影响，最初都曾致力研治经学或理学，至毕业时好几位都已经完成经学专著稿本。王蘧常着有《夏礼可征》；蒋庭曜着有《前后汉书引经考》；毕寿颐着有《陈奂毛传疏补》；唐兰着有《说文唐氏注注》；吴其昌着有二程年谱和《朱子传经史略》。[37] 但是，后来他们都改变学术方向。王蘧常由《礼》学改攻上古史、先秦诸子，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哲学系教授。蒋庭曜改教古典文学，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唐兰由《说文》改攻古文字学，后任东北、燕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38]。毕寿颐本治《毛诗》，后脱离学界，以书画家知名。 吴其昌、吴宝凌、侯堮后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吴其昌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由理学改治学术史与宋史，后爲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宝凌因用功太猛，致疾身亡；侯堮也师从梁启超，本治《易》、《礼》，后改教古典文学，曾任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由此可知，这些专修馆高材生后来要么退出学界，要么改弦易辙，基本上都没能延续经学研究或撰写经学著作，而是转换爲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的专家教授，从事相关研究与教学工作。 在上述双重压力下，无锡国专被迫转制。1927年7月，无锡国专向教育部申请立案，并改名爲“无锡国学专门学院”。这并非简单的改名而已，而是意味着学校编制、课程等方面的全面转制。国专毕业生陈振岳便曾指出编制方面的变化： 既经政府批准立案，当然就得按照法令，将学校的机构和教学的体制作调整和改变。专修馆时只有馆长、教习、助教和事务人员数人。而国学院则设院长和教务、总务等职员。教员又有教授、副教授、讲师等称谓。[39] 转制成功与否，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验收过程。1928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就授权中央大学委派汪东、王瀣调查无锡国专办学状况。6月，特派俞复至无锡国专，监考三民主义。9月，又特派柳诒征、薛光錡来无锡国专调查改制情况，确定该校“条例符合，成绩优良”，最终于9月20日批准立案。[40]1929年10月，教育部根据大学及专科学校组织法暨规程，因国专只有中文一系，不得称“学院”，令其改名爲“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41]直到1930年，无锡国专正式改名爲“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国专的转制才宣告完成。 转制的标准则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制度。1929年7月，国民政府暨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接着于8月又公布了《大学规程》和《专科学校规程》，开始对高等教育进行全面整顿。高等教育机构分爲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四种。大学分科改爲学院，具备3个学院以上者方得称爲大学，否则只能称爲独立学院；具备2个学系以上者方得称爲学院，否则只能称爲专科学校；专门学校改爲专科学校，分爲甲乙丙丁四大类。[42]根据上述标准，无锡国专被认定爲专科学校丁类“其他”项。相应地，学校办学宗旨、管理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毕业年限、招生人数等都必须遵照相关规定。 四、 国专转制后的课程设置 在国专转制过程中，课程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点。改革的方针爲“参照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各项必修、选修学程，务期本院毕业学生程度与国立各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程度相当。实行学分制，规定三年毕业。必修、选修科至少读满百二十学分。”[43]可见，国专的课程改革主要包括设置必修课与选修课，规定课程年限，实行学分制等项，而设置的模本则是“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即中文系的课程。 国立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怎样设置呢？首先，中文系只是文学院的一个学系，文学院则是“七科之学”现代大学学制中的一个学院。在“七科之学”的大学课程框架之下，中国文学是在史学、哲学以及西方文学等其他学系的对比中彰显的一个“专科”。在这种“专科”的视域中，必须对史学、哲学、西方文学具有基本的了解，才能认识自身的专业定位。 其次，整个“七科之学”的大学课程具有共同的旨趣，即“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44]。事实上，蔡元培在创建民国教育部时，即已确立这一教育方针。民国元年颁布的《大学令》第一条便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爲宗旨。”[45]蔡元培特别重视文、理两院在“七科之学”课程中的基础位置，并强调研究纯粹学理的哲学与科学是文、理两院课程的基础： 学与术可分爲二个名词，学爲学理，术爲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爲基本，两者并进始可。[46] 受现有资料的局限，1929年颁布的《大学规程》并未具体开列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我们目前所能详细稽考的是1913年的《大学规程》。尽管从民初到1920年代十余年间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续有变更，各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也并非完全划一，但民初教育部设立的《大学规程》无疑奠定了民国时期大学中文系课程的设置理念与基本框架，因此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下面，我们就透过1913年《大学规程》对“国文学系”即中文系课程的规定来分析其设置理念。 根据1913年的《大学规程》，“国文学系”规定开设13门课程：1、文学研究法；2、《说文解字》及音韵学；3、《尔雅》学；4 、词章学；5、中国文学史；6、中国史；7、希腊罗马文学史；8、近代欧洲文学史；9 、语言学概论；10、哲学概论；11、美学概论；12、论理学概论；13、世界史。[47] 我们看到前述两个理念都得以体现：第一、突出“中国文学”的专业性。中文系必须广泛学习文学研究法、希腊罗马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以及史学、哲学课程，通过比较的视野，才能更好地认识与研究“中国文学”。第二、重视哲学课程的基础地位。考虑到美学、论理学（逻辑学）都是哲学的分支，再加上哲学概论，则哲学课程在中文系的13门专业课程中居然占了3门。很明显，这两个课程设置理念主要体现就是民初教育部所强调“专科”和蔡元培所倡导的“高深学术”理念。 下面，我们再来看无锡国专转制后的课程设置，以下是 1928年制定的三年制课程表： 表 1：无锡国学专门学院课程 [48]
首先，课程中新增了“党义”、“军事训练”课程。这是因爲根据《大学规程》第二十三条：“各专修科以党义、军事训练、国文、外国文爲共同必修课目。”[49]“表1”中除了未设“外国文”课程，其余共同必修课程都已开设。“党义”由邱有珍、胡念倩负责，根据孙中山遗著阐明党义。“军事训练”分爲学科与术科，学科教授军事知识，术科进行军事演习，由李雪谷和黄竺初负责。“看护学”则是女同学代替“军事训练”的课程，并派往医院实习，由秦广铨负责。[50] 其次，仿效“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无锡国专也增设了不少新式课程。这些新式课程主要旨在加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突出“中国文学”的专业性。这类课程包括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修辞学、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版本学等课程。这些课程既凸显了各种“中国文学”的专门训练，同时通过文化史、哲学、西洋文学等不同视野彰显“中国文学”的专业特性。第二、重视哲学课程的基础地位。这类课程包括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论理学等课程。如前所述，突出“中国文学”的专业性和强调以哲学作爲文学院各学系的基础训练乃是现代大学“七科之学”两个重要的课程设置理念 最后，专修馆时期的“四部之学”课程依然得以保存。其中，经学课程有《论语》、《孟子》、《左传》、《毛诗》、《礼记》、《尚书》、《周易》、《尔雅》7门；理学有性理学1门；子部有《老子》、《墨子》、《荀子》、《孙子》、《 韩非子》、《吕氏春秋》6门；史部有《文史通义》、《史通》、《史记》、《汉书》4门；集部有《楚辞》、《诗品》、《昭明文选》、《韩昌黎文》、《王荆公文》、散文选、韵文选7门。如果把文字学、音韵学等传统“小学”课程也考虑在内，则全部45门课中传统“四部之学”的课程依然占据大部分。 “表1”所示的这份课表由于要上报教育部，在设置策略上，唐文治故意将“四部之学”的课程都放在选修课程中，而将新增的新式课程都放在必修课程中，彰显“七科之学”的课程理念，以符合教育部的规定，但实际上则仍旧强调“四部之学”的教学以及经学、理学课程在“四部之学”中的基础地位。例如，《论语》、《孟子》、《左传》、《毛诗》等都连续讲解两个学期，而多数必修课都只讲解一个学期。而且，这些经学与理学课程绝大部分都由唐文治亲自主讲。[51] 五、经学在转制前后课程中的定位 唐文治在专修馆时期的教育宗旨就并非培养经师。《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说：“昔张子讲学有《东西铭》，朱子有《白鹿洞学规》，高忠宪有《东林会约》，汤文正有《志学会约》，皆所以检束身心，砥砺品行。吾馆爲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缅怀往哲，能无奋兴。”[52]可知，专修馆的办学初衷是“振起国学”。既云“振起国学”，则当四部兼重，爲什么专修馆的课程又特重经学与理学呢？ 这里要特别注意“振起国学”后面四个字——“修道立教”。唐氏《自订年谱》1920年条记讲学宗旨：“此时爲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爲惟一主旨。”[53]这条记录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唐氏所谓“修道立教”，主旨就是“正人心，救民命”。这就是说，唐文治提倡国学教育的目的是爲了“正人心，救民命”，而不是爲了培养国学专家，更不是刻意栽培传统意义上的经师。王蘧常回忆说： 自此唐先生亲授经学与理学，朱、陈二先生授子史及文学。唐先生督教严，经文必以背诵爲度，常面试，一差误，则续续试不已，必无误乃已。经义不拘汉宋，唯其是。理学重朱子，兼及阳明，谓虽相反，亦相成。考核尤重月试，不限于经、史、子，亦重文学......唐先生又诱使同学治学，各就性之所近。于是毕寿颐治《诗》与《文选》，唐兰治《说文解字》，蒋庭曜治前、后《汉书》、吴其昌治宋儒五子外诸家年谱（毕业后，改治钟鼎甲骨文），我则治三代史。[54] 王蘧常的回忆说明，唐文治讲学虽然以经学、理学爲重点，但并不要求学生都研究经学或理学，而是诱导学生根据性之所近，在“四部之学”中选择自己的专业。 经学课程之所以特别重要，乃是因爲它是“正人心，救民命”的学术基础。事实上，“正人心”、“救民命”两个概念本身就源自《孟子》。唐文治认爲：“人心之害孰爲之？废经爲之也！废经而仁义塞，废经而礼法乖，废经而孝悌廉耻亡，人且无异于禽兽。”[55]人心之所以不正，乃是由于“仁义塞”、“礼法乖”，而仁义、礼法的陵夷正是废弃经学的熏陶所致。[56]基于这种见解，唐文治特别重视经学与理学课程。他提出：“经师之所贵兼爲人师，礼学之所推是爲理学。”[57]这意味着，“经学”与“理学”的关系是由“经师”上升到“人师”，由经义落实爲行义的递进过程。换言之，经学是理学的学术基础，理学是经学的升华与落实。 那么，理学的宗旨是什么呢？唐文治说：“吾辈今日惟有以提倡理学，尊崇人范，爲救世之标准。”[58]可知，唐文治提倡理学，主要的用意是提倡道德，即“尊崇人范”。“人范”亦即“人格”。唐文治认爲：“居今世而言教育，唯有先以注重道德爲要点......道德并非空谈，唯以人格核之，而后事事乃归于实。”[59]这说得很明白，他认爲当前的教育应以道德教育爲要点，道德教育必须落实爲具体的人格或人范，人范的养成在于提倡理学的熏陶，而理学的学术基础则是经学。由此可知，专修馆重视经学与理学课程的主要出发点是提倡道德教育。 国专转制后，学校课程被纳入“七科之学”的体系，新增了许多新式学校课程。不过，唐文治认爲，这在原则上其实并不必然与他保存国学、提倡道德的教育宗旨相悖。在1923年撰写的《学校论》中，唐文治除了强调“欲救天下，先救学校；欲救学校，先救人心”之一根本宗旨外，同时也强调“因其时而提倡之，补救之”。 他提出“科学之宜重而专”，又说“古学校之教，务在爲圣爲贤，爲豪杰。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各就其性之所近。宋胡安定教士子，犹以经义、治事分科，盖惟其志趣而定，是以所造益精。”[60]这就是说，按照时代的需要分专门学科进行教学，与孔门和胡瑗分科教学的理念并不冲突。唐文治认识到，只要接受保存国学、注重道德的前提，不违背“正人心，救民命”的宗旨，具体的教育体制与课程设置尽可以改革。这成爲唐文治后来接受转制和课程改革的心理基础。 实际上，转制之后，唐文治对“七科之学”接受的尺度越来越大。上文说过，在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时期，唐文治主要是提倡工科教育，他对“七科之学”的接受只限于理、工两科。在人文领域，他则只注重中学或“四部之学”。张慧琴指出：“在唐文治内心世界的规划中，中学的学术着重在'精神’部分的体现，而西学则与学习'器物’等于画上等号。”[61]这用来描写工科教育时期的唐文治大体是恰当的，但转制之后则不如此。如“表1”所示，转制后的国专已经接纳西方文学、哲学等课程。 据40年代担任国专学校事务主任的王桐荪回忆，“国专四十年代在上海分校设哲学组、史地组、文学组。所设课程较前又有增加，如中外史地、金文甲骨、中外哲学、中外文艺批评、佛典等都曾增设。”[62]另据国专毕业生汤志钧回忆，国专沪校还开设了英语课，任课教师是许国璋。陈祥耀也说，当时开设的还有西洋文学、考古学、心理学等新课程。[63]根据一份制定于1941年的国专学生历年成绩表，国专当时还曾开设地图绘制法、小说原理等课。[64]这说明，唐文治后来对于“七科之学”的接纳早已突破理、工两科，而扩大到人文、社科领域。 回归正题，让我们继续关注经学课程。经学在转制后的课程中名义上毕竟都是选修课，在当时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官定课程中更无地位。1913年《大学规程》对于国文学系课程的规定中，除《尔雅》外，再无其他专经课程，即足以窥见消息。无锡国专转制后的课程在唐文治的巧妙变通下，借“选修课”爲掩护而暗度陈仓，维持了对经学课程的重视。 但是，这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并不是理想的办法。爲此，1932年，唐文治曾委托钱基博在全国高等教育问题讨论会上提交《请振兴国学以维文化案》，建议“凡专科以上学校及研究院中国文学系除肄习国文科外，应特设国粹一科，编作课程标准，分经、史、子、集四门”[65]。 该提案的主旨是爲“国学”争取类似晚清“经学科”的学科地位。因爲当时大学文学院文、史、哲各科都有官定的课程设置，如果要在“七科之学”的学制内保存“四部之学”，充其量只能将“四部之学”拆散到文、史、哲各科，并屈居于“选修课”的地位，然后暗中予以重视。唐文治的提案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此案提出后“乃大爲到会诸大学校长所揶揄，而某甲某乙两君尤作越世高谈，几谓不成话说，不意今日而尚有此等不成问题之提案，戏笑怒骂。”[66] 唐文治并没有放弃教育政策层面的争取。退而求其次，既然经学不得不拆散到文学院各学系，那么至少还可以在拆散的情况下尽量维持“专经”义理的完整性。在1935年《教育杂志》的读经调查中，唐文治强调大学及研究院应该开展专经之学的研究。[67]在1937年的《论读经分类删节法》中，他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 （上略）以上所列各经，分配各级学校。多者每星期四小时，少者两三小时。此系性情道德教育，爲涵养国民、陶淑国性之具。未可因科学较繁，遂尔搁置。倘有性所笃好者，或于星期日补习两三小时尤善。此外，《周易》爲哲理最深之书；《尚书》爲立政宏模，聱牙难读；《周礼》体国经野；《仪礼》穷理尽性；《尔雅》训诂权舆。皆不宜删节。当于大学院中分门研究。[68] 这段话透露了唐文治对于经学课程的两个重要主张：第一、经学是性情道德教育，爲涵养国民、陶淑国性之具，各科都要学习，不能搁置。用现代的术语来说，经学应该是必修的通识课，不限专业。最好还能在课外提供补习班等机会让学生继续选修。这其实是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时期以来的一贯看法。 第二、经学可与人文社科各学科会通，而且应该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进行专经研究。推唐氏之意，《周易》“爲哲理最深之书”，宜在哲学系研究；《尚书》、《周礼》“爲立政宏模”、“体国经野”，宜在政治系研究；《仪礼》“穷理尽性”，宜在社会学系或哲学系研究；《尔雅》“训诂权舆”，宜在中文系研究；等等。所谓“专经”研究，是指基于经书原典抉发其大义，而且“皆不宜删节”。 以唐文治本人爲例，他“尝欲编《中国政治学》一书”[69]而未果。1928年，他出版《尚书大义》，共收经义文章二十篇，专以《尚书》阐发政治学，大体落实了根据经义建立“中国政治学”的构想，提供了一个基于政治学科进行“专经”研究的模板。不难看出，唐文治提倡“专经”研究旨在基于经学来建构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而绝非仅将经学作爲各学系的研究材料，用西方的人文、社科来解构经学。 六、结论 综上所述，唐文治办学对于“七科之学”经历了一个兼容、分离与重新兼容的过程。早在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时期，唐文治就一面注重发展理、工课程，一面设立国文科，强调“注重中文以保国粹”，力图结合“四部之学”与“七科之学”。 民国建立后，唐文治鉴于日趋激进的反传统风气，认爲保存国学比提倡科学尤爲救国之急务，最终于1920年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转而致力国学教育，无锡国学专修馆创办之初刻意保存“四部之学”，课程设置接近早期南菁书院书院的模式。1928年，国专被迫转制，转制后的课程再次被纳入“七科之学”的大学课程体系，课程设置“参照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增设大量新式课程，一面突出“中国文学”的专业性，一面重视哲学课程的基础地位。 陈平原、吴湉南、唐屹轩等先生认爲无锡国专是传统书院的现代延续，这其实只适合于专修馆时期的无锡国专。转制后的无锡国专实际上是回归了邮传部上海高等学堂时期的学堂模式，而不是单纯采纳“四部之学”的传统书院模式，也不是单纯采纳“七科之学”的现代大学模式。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办学理念上，唐文治在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时期与无锡国专转制后都坚持“中体西用”论。直到1938年，唐文治依然强调：“道艺兼资，科学自宜特重。惟当以孟学爲体，纯而益求其纯；以科学爲用，精而益致其精。夫如是，乃可以救心，乃可以兴国。”[70]第二、在课程设置上，由于唐文治的巧妙变通，转制后的无锡国专照旧保留和重视“四部之学”课程。在这个意义上，转制后的无锡国专在课程设置上又回归到晚清学堂时期调和“四部之学”与“七科之学”的方针。 在上述兼容、分离、重新兼容的反复过程中，反映了传统经学与现代西方学术之间反反复复的冲突与融合，也体现了唐文治探索经学现代学术定位的艰难努力。[71]然而，在此反复探索的过程间，经学课程的基础地位从未动摇。在邮传部上海高等学堂时期，唐文治提出“注重中文以保国粹”，强调“以敦崇品行爲宗旨”，这与专修馆时期“振起国学，修道立教”的旨趣并无二致。 唐文治自始至终认爲中国当时的教育应以道德教育爲要点，道德教育必须落实爲具体的人范，人范的养成在于理学的熏陶，而理学的学术基础则是经学。爲此，他始终特别强调经学与理学课程的重要性，并坚持亲自主讲。这一点即使在转制后的无锡国专也没有改变。他在1937年依然强调经学“系性情道德教育，爲涵养国民、陶淑国性之具”，这与此前保存国学、提倡道德的教育宗旨可谓始终不渝。 最后必须指出，唐文治尽管对“七科之学”持越来越开放的心态，但他从未放弃对经学主体性和整体性的维护。这体现爲两点： 第一、唐文治强调即使按专业进行分科研究和教学，但作爲“涵养国民、陶淑国性”的经学则应该成爲所有专业的公共课和必修课，而并非仅仅局限于教育体制中的某一个部分或某一个专业。在唐文治的理想中，《论语》、《孝经》等课程就应该成爲这样的必修的公共课。在这个意义上，唐文治坚持将经学视爲一种整体性的教养[72]，而不是一门“专业”。 第二、唐文治接受在大学或研究院阶段，群经可以拆散到各门学科中进行专门研究和教学。例如，《周易》可以在哲学系开设，《尚书》、《周礼》可以在政治系开设，《仪礼》可以在社会学系或哲学系开设，等等。但是，他强调必须进行“专经”研究，即基于经书原典抉发其大义，而且“皆不宜删节”，而不是丧失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任由现代西方学术分科与方法的割裂与解构。 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即便分散到各门学科，经学课程作爲道德教育、保存国学的功能依然可以维持；不宁唯是，在“七科之学”体制下各别学系的“专经”研究甚至有可能借镜现代西方学术，建构具有中国特质的人文、社会科学。 [1] 所谓“七科之学”，是指民国成立后教育部确立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的大学学制。其来源主要是日本文、法、医、格致、农、工“六科分立”的大学学制，张百熙1902年奏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分爲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其中政治科包含政治学和法律学，相当于日本大学的法科，他实际上上只是在日本“六科分立”学制的基础上增加商务科。张之洞等1904年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采纳“八科分学”学制，是在张百熙“七科设学”的基础上增设经学科。民国成立后，教育部规定大学取消经学科，于是又回到张百熙“七科设学”的学制，只是将格致科改名爲理科而已。可见，民国改元后确立的“七科之学”主要是承自张百熙的“七科设学”。至于民国“七科设学”与日本大学学制的关系，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中国在甲午战前曾一度瞩意英美学制，而甲午战后则更重视日本学制，民国“七科设学”以日本“六科分立”的大学学制爲蓝本，即起源于此。见Chan-Fai Cheung & Guangxin Fan, 'The Chinese Idea of University, 1866-1895', in Ricardo K.S. Mak ed., Transmitting the ideal of enlightenment: Chinese universities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pp.23-34. [2] 《教育部公布大学令》，《教育杂志》第4卷第10号（1912年10月），第34-35页。第二条规定大学分爲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在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基础上取消了经学科。 [3] 何炳松主编的《教育杂志》于25期5号（1935年5月10日）刊出“全国专家关于读经问题的意见”专辑，同年出版《读经问题》单行本。何氏根据该刊收到的约70余份全国专家学者的“读经问题”书面意见。在编序中，何氏指出“若是把读经当作一种专家的研究，人人都可赞成”，即普遍赞成在高等教育中保留经学课程；然就中小学应否读经一点，则存在绝对赞成、相对赞成和绝对反对三种意见。见蔡元培等着：《读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3页。 [4] 学者谈及民国的国学教育，往往将无锡国专与清华国学院相提并论。例如，陈柱认爲“近来各处多有国学研究院、国学专修馆之设，……最足以注意者，莫若无锡之国学馆及清华大学之研究院。”见陈柱：《设立国学研究院之我见》，中国学术讨论社编著：《中国学术讨论第一集》，收入《民国丛书》第3编第8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161页。厦门大学谢泳教授近年致力于民国大学的研究，也将两校相提并论，认爲“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一爲国立、一爲私立，而且都没有长期维持下来，它们的中断也预示了国学研究的最后命运。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前后兴起的时间恰好有一段学术上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连续性，延续了国学研究的生命。”见谢泳：《从无锡国专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文汇报》2003年1月27日。 [5] 唐文治：《谘呈重订章程和宗旨》，刘露茜、王桐荪编：《唐文治教育文选》，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6] “中体西用”是“中学爲体，西学爲用”的省略语，常被认爲是洋务运动的基本理念。见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第39页。“中西”对举，则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遇西方文化冲击的产物。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中体西用”并不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是应对西方冲击的“文化政策”或“接受西用或改革的蓝图”。见谭丕谟：《清代思想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6页；薛化元：《晚清“中体西用”思想论(1861-1900)》，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7年，第231页。在“中体西用”论述中，“体用”既不是形体与作用的关系，也不是本体与功能关系，而是指在文化政策或教育政策上根本原理(原则)与具体应用的关系。见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葛荣晋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四卷，第312页。 [7] 1907年，将原铁路工程班改爲铁路专科；1908 年，增设电机、邮政二科；1909 年，增设航海专科。见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上卷，第54-61页。 [8] 1911年拟定的 《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载有该年度铁路、电机、航海三科详细课程与课时，除了“国文”课程与外文课程，其余都是理、工科课程。见《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编:《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896-1927》，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一卷，第202-208页。 [9] 唐文治：《正课以外拟设国文补习课》，刘露茜、王桐荪编：《唐文治教育文选》，第33页。 [10] 唐文治：《<< span=''>工业专门学校国文成绩录>序》，《茹经堂文集二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第32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卷五，第809页。 [11] 陈平原：《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爲中心》，《现代中国》第 1 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7-213页；吴湉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17页；唐屹轩：《无锡国专与传统书院的转型》，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第60-73页。 [12] 余子侠：《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5-213页。 [13] 《国学专修馆招考师范生》，《新无锡》1920年12月2日。 [14] 陆阳：《唐文治年谱》，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261页。据唐文治《自订年谱》，“一节”当爲“二节”之误，但《自订年谱》未记载朱文熊所开课程。见唐文治着，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9辑第90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81页。 [15] 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 19 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0-84页。 [16] 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茹经堂文集一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第31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卷二，第195-200页。案：《学规》特标举经学、理学、文学和政治学。 [17] 陈振岳：《浅谈无锡国专办学的特色》，苏州大学编：《唐文治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论文集》，苏州：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1985年，第50页。 [18] 陈思修、缪荃孙纂：《江阴县续志》，卷六，《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6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91a页。 [19] 赵椿年：《覃揅斋师友小记》，《中和月刊》卷2卷第3期（1941年），第7页。 [20] 张寿镛编：《清朝掌故汇编·内编》卷四十一《学校四·书院》，《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3308页。 [21] 说本余子侠《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书名。 [22] 唐文治：《与友人书》，《茹经堂文集二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第32种，卷四，第719页。 [23] 《教育部公布大学令》，《教育杂志》第4卷第10号（1912年10月），第34-35页。 [24] 《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浙江军政府公报》1912年第17期，第2-3页。 [25] 唐文治：《函交通部致送高等国文讲义》，刘露茜、王桐荪编：《唐文治教育文选》，第117-118页。 [26] 唐文治：《<< span=''>工业专门学校国文成绩录>序》 ，《茹经堂文集二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第32种，卷五，第804-805页。 [27] 吴湉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第47-50页。 [28] 唐屹峰：《无锡国专与传统书院的转型》，第97页。 [29] 唐文治着，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9辑第90种，第111页。 [30] 吴新雷等编纂：《清晖山馆友声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0-62页。 [31]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编：《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刊》，无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6年，“校史概略”，第2页。 [32] 唐文治着，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9辑第90种，第95页。 [33] 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34] 王蘧常：《自述》，《学术集林》卷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90页。 [35] 同前注，第292页。 [36] 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第49页。 [37] 王蘧常：《自述》，《学术集林》卷三，第292页。 [38] 唐兰后来虽然转攻古文字学，但在燕京大学期间曾代顾颉刚讲授《尚书》，并编有《尚书研究》讲义，是该届毕业生中极少仍继续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见王若娴：《唐兰古文字学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5页。 [39] 陈振岳：《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述略》 ，《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08页。 [40] 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第71-83页。 [41] 《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院改名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陈国安、钱万里、王国平编：《无锡国专史料选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42] 详见《增订现行教育法令大全》，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34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49-263页。 [43] 无锡国专编：《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无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3年，第6页。 [44] 《增订现行教育法令大全》，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34册，第249页。 [45] 《教育部公布大学令》，《教育杂志》第4卷第10号（1912年10月），第34页。 [46] 蔡元培：《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学术研究会致词》，《北京大学日刊》 1921 年 2月 25日。该演讲词收入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续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15-518页。 [47] 《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令》，《教育杂志》第5卷第1号（1913年1月），第2页。 [48]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编：《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刊》，“章则”，第 13-15页。 [49] 《增订现行教育法令大全》，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34册，第255页。 [50]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编：《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刊》，“教员名录”，第1-2页 。 [51] 据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朱文熊在转制之前也曾一度教授理学与《诗经》。1929年，聘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单镇讲授《诗经大义》。1933年，聘陈鼎忠讲授经学概论。1934年，聘刘朴讲授《孟子》。1935，聘顾实讲授《尔雅》和音韵学等。1939年，聘周予同讲授经学概论，蒋伯潜讲授十三经概论。1940年，聘朱大可讲授今古文研究、经学概论。1941年，聘任铭善讲授《礼记》。此外，徐震曾在国专沪校教授《三礼》研究，具体年份失考。这些人多数只是临时代替唐文治讲解专经，或只负责经学概论课程，绝大多数的经学课程与理学课程都是由唐文治亲自主讲。 [52] 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茹经堂文集一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第31种，卷二，第192页。 [53] 唐文治着，唐庆诒补：《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9辑第90种，第79页。 [54] 王蘧常：《自述》，《学术集林》卷三，第291页。 [55] 唐文治：《十三经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自序”，第6a-6b页。 [56] Xiaoqing Diana Liu对于儒家经学教育也有论述，她指出传统儒家教育强调经典的濡染（gradual immersion in the classics），即重视人格的浸润熏陶。唐文治强调“废经而仁义塞，废经而礼法乖，废经而孝悌廉耻亡”，正是强调经学陶冶人格的教育功能。参看Xiaoqing Diana Lin, 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s 1898-1937(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11. [57] 唐文治：《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茹经堂文集一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第31种，卷二，第196页。 [58] 同前注，第198页。 [59] 唐文治：《致交通部公函商讨教育宗旨》，刘露茜、王桐荪编：《唐文治教育文选》，第 109页。 [60] 唐文治：《学校论》，《茹经堂文集三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第33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卷二，第1266页。 [61] 张慧琴：《唐文治的生平与思想》，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105页。 [62] 王桐荪：《冯振心先生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江苏文史资料》第 19 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6页。 [63] 陈祥耀：《对唐茹经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精神的几点体会》，苏州大学编：《唐文治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论文集》，苏州：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1985年，第36页。 [64]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补报三十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历年成绩表》，民国档案，全宗号五，宗卷号65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吴湉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第141页。 [65] 《全国高等教育问题讨论会报告》，见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 1044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378-379页。 [66] 蔡元培等：《读经问题》，第26页。 [67] 同前注，第5页。 [68] 唐文治：《论读经分类删节法》，《国专月刊》第5 卷第3期，第5-6页。 [69] 唐文治：《示郁儿书》，《茹经堂文集二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第32种，卷四，第729页。 [70] 唐文治：《孟子教育学题辞》，《茹经堂文集四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辑第33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卷四，第1650页 。 [71] 本文试图指出，就经学课程的设置而言，唐文治有关经学在现代学校课程中定位的探索树立了经学现代转型的一个课程典范。如果范围放宽一点，晚清以来的儒家学者其实有不少人尝试融合传统儒家教育与西方现代教育。例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1940- )对张謇的研究指出，儒家学者对于现代趋势并非持封闭心态，而是能够对传统伦理和重视物质发展的西方现代教育进行结合与创新，见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 Trans. Paul J. Bailey,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20th-Century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p.90. Xiaoqing Diana Lin 对张之洞的研究也指出张氏便曾尝试将西方现代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整合爲包含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医、农、工、商的“八科之学”。见Xiaoqing Diana Lin, 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s 1898-1937, pp.10-11. [72] 这与现代西方大学的通识课程也仍有所分别。西方大学的通识课程爲选修课性质，而唐文治心目中的《论语》、《孝经》等课程是国民的必修课。此其一。通识课程重在“通识”，属于知识范畴，而唐文治心目中的《论语》、《孝经》等课程主要不是“通识”或知识范畴，而毋宁更重视情意范畴的道德浸润与熏陶。此其二。传统经学教育与现代通识教育的比较并非本文主旨，值得另行讨论，此处不能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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