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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为了解决我国科学发展问题，并配合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要制定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并就规划的目的、要求、注意原则以及内容作出指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首次对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宏观规划，是我国各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十二年研究远景规划”包括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部分。1956年，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的规划工作方案《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和《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先后通过审议。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自然科学部分的十二年规划通过后迅速得以实施，执行效果极好，影响极大，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却未能落地，且规划文本长期以来未正式公布，因此很少有人提及。更少有人知道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除了总体规划外，还制定了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历史科学、考古学、语言科学、艺术科学（美术部分）、自然科学与技术史、图书馆学与目录学、档案学、教育学等15个学科的分科远景规划。对于考古学而言，这是自学科诞生以来第一次制订全国性的工作与学术规划，是学科发展史上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此事长期以来却少人知晓。按照《夏鼐日记》等材料提供的信息来看，当年亲身经历《规划》编制、写作、修改和审议的当事人，除石兴邦外，已基本全部辞世。而《规划》本身在当时属仅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文件，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湮没无闻。近年来，在储著武的关注与推动下，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定背景、过程轮廓已大体蠡清。同时，他对历史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的编制过程也进行了详细梳理。关于考古学十二年远景规划，在网路上虽曾有零星图片，但终未见其全貌。对于这次规划中考古学的学科规划内容如何，无从知晓。近日，蒙储著武先生深谊，提供了一份由他收藏的考古学科十二年远景规划征求意见稿的铅印本，才使我们能对这份历史文献有所了解。以下，我将对这份文件的内容略作介绍和分析，对这份文件的写作与制定过程将另文讨论。考古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全称为《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后文简称为《规划》），封面蓝色，正中有小字“密件：用后收回”字样。《规划》单位署名为“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印”，时间为1956年4月。《规划》封面右上角有编号，储著武所藏为137号（图一）。网络上曾见某拍卖公司卖出写有陈万里名讳的178号同名文件。按《曾昭燏日记》记载，南京博物院也曾在1956年4月收到这份文件，在集体讨论后曾回函给出修改意见。由此可知《规划》可能在1956年4月印刷了200份左右，分发不同单位和个人审议讨论。 
图一 《规划》封面 《规划》由正文、附表和附录书目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共29页，九种附表和书目共17页。正文九个部分分别为：一、考古学的基本概况；二、中心问题及题目；三、加强薄弱和空白学科；四、重要的专门著作；五、编写教科书计划一览表；六、搜集、整理、编纂、出版供研究用的各种资料和工具书；七、整理、翻译、出版古典学术著作和近代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八、干部培养；九、考古学研究机构的发展（图二）。
图二 《规划》目录页 第一部分“考古学的基本概况”，对考古学进入中国以后的状况，苏联考古取得的成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考古工作的成绩、人才队伍现状等情况进行了综述。提出要提高今后的研究水平，“必须大力向苏联学习”，提出发展中国考古学需要：1.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使考古学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2.“用各种办法”扩大队伍；3.把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利用到考古工作；4.加强与自然科学研究单位的联系与合作，争取部分自然科学毕业生加入考古工作；5.更普遍展开的调查和大规模发掘。第二部分“中心问题及题目”是《规划》的重点和主要内容。《规划》设定的未来十二年考古工作的中心问题有八个：1.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与分布；2.从考古学上研究殷周秦汉社会的性质及其文化；3.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4.大流域地区水利规划综合调查的考古研究；5.中国旧石器文化。每个中心问题之下再设定若干需要研究的细目（相当于今日的“子课题”），每个子课题皆分为“目前研究情况及今后的步骤”、“调查发掘”、“负担单位”、“开始与完成日期”、“达成目标及著作”等进行详细描述。《规划》明确，五个核心问题中，旧石器文化由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规划，其余部分由考古所负责规划。在这一部分内容的最后，列举了完成每一个中心任务所需要的考古研究人员配备表，详细列出了每个研究项目在每个研究地区自1956年至1967年间，每个年度所需要的高级、中级、初级研究人员数量。第三部分“加强薄弱和空白学科”中，《规划》列出了四个重要学科，分别是：1.少数民族地区考古；2.苏联考古；3.东南亚考古；4.西亚的考古。每个学科下说明该学科的意义和需要加强工作的必要性，再以“主要措施”格式分列如何落实加强的具体举措规划。第四部分“重要的专门著作”，是《规划》对未来研究成果的预期。《规划》将专门著作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调查发掘的报告；第二类是综合性的研究报告，各类研究报告接近专著或综述体的著作；第三类是考古学丛刊，是“依照古物的性质、包括不同时代的资料、研究其演变和发展过程”，写出综合性的专著；第四类为少数民族地区考古的著作，包括两类著作，一类是某一地区的考古学综合性介绍，一类是某地区某个专门时段或方向的专著，如鄂尔多斯青铜器、内蒙古的细石器文化研究著作。第五部分是计划编写的教科书。《规划》计划，《中国考古学史》由北大考古专门化负责编写，其余《中国考古学通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国新石器时代》、《殷代考古学》、《西周及春秋考古学》、《战国秦汉考古学》、《南北朝隋唐考古学》七种由考古所负责。《中国古文字学》由北大负责，考古所参与；《美术考古》则由考古所负责，北大配合。从《规划》设计的时间看，计划从1958年定稿《中国考古学通论》开始，到1963年最后完成《战国秦汉考古》和《南北朝隋唐考古》，在五年内全部完成教材编写。第六部分是计划搜集整理和出版各类工具书和资料。《规划》计划出版陶器、青铜器、玉器等古器物的图录，同时整理出版考古报告、论著的目录索引、重要报告和论文的摘要。另外，要出版《考古学名辞》、《考古地图》、《甲骨文字拓片集成》、《殷周青铜器铭文集成》、《汉简集成》、《古钱汇编》、《敦煌丛编（包括经卷和壁画两类）》、《甲骨文字典》、《金文字典》、《石刻篆文编》、《石刻丛编（包括碑志和石经两类）》、《宋元明清金石文字图录丛书》（共5集，约200种）。其中《甲骨文字拓片集成》即后来的《甲骨文合集》，《殷周青铜器铭文集成》即后来的《殷周金文集成》。从时间安排看，各类古器物图录规划出版时间最早，计划都是在1956年开始逐年编印。考古论著目录索引计划自1957年起计划每两年出一编。《甲骨文字拓片集成》、《殷周青铜器铭文集成》、《汉简集成》、《石刻丛编》等都计划随编随出。其中，《甲》、《石》两书自1958年起、《殷》自1959年起，《汉》自1956年起陆续出版。第七部分为翻译、整理、出版古典学术著作和近代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规划》计划整理的学术著作为《近代考古学论文集》。翻译的学术著作有文言文今译和外译中两类。文言文今译选择的书为《考工记》和《天工开物》。外译中选择书目共十一种，其中九种为俄文著作翻译为中文，另有英文和法文著作各一。计划出版的古典学术著作主要是自北宋以降至清代的金石学图书，共计约200种，预计分为五集，分别为宋元、明、清代上、中、下。计划整理的著作不乏《集古录》、《金石录》、《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汉晋印章图谱》、《绍兴内府古器评》、《博古图录》、《金石韵府》、《秦汉印范》、《金石萃编》、《西清四鉴》《两罍轩彝器图释》、《寰宇访碑录》这样的著名金石文献。待整理图书底本可能以考古所自藏的版本为主，再利用不同收藏机构的版本互校。整理人员计划以考古专家二人，配合若干助理进行。在1958年前后先将宋元时期的第一集25种出版。第八部分为干部培养。《规划》的设计分为高校开设考古专门化和全国考古人才增长指标两部分。《规划》计划在未来十二年内，在西北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新疆大学相继成立考古专门化。对全国干部的增长指数，《规划》计划在1955—1967年中，高级研究人员由32人增加至92人，中级研究人员由15人增加至252人，初级研究人员分为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和留学生三类，其中研究实习员由100人增加至422人，研究生由1人增加至每年60人。留学生也要逐渐增加招收，由1955年一个没有的状况扩大规模，在1960年代上升为每年10个以上。第九部分为考古学研究机构的发展。《规划》计划考古所北京本部在未来的几年内扩建、成立编辑室、资料室、陈列室和实验室，在西安、南京、昆明、新疆、成都、沈阳和拉萨设置七个分所，在洛阳、兰州、太原、郑州、济南、广州、安阳、呼和浩特、台湾设立工作站，其中台湾工作站专门注明在台湾解放一年内成立。另外，还要配合长江、黄河的水利工程成立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和长江水库考古工作队，在各省市的博物馆设立考古队、成立各省市文管会及文物组的考古队，在各大学的专门化（专业）中成立考古队（图三）。需要说明的是，在京外设置分所，是科学院体系下对自然科学研究常见的组织模式，对当时的社会科学而言，考古所设置分所，是非常有创新和现实意义的设计。当然，在广州、洛阳、西安、新疆设置工作站的设想，在1949年以前史语所领导工作的时代，亦曾有过宏观设想。《规划》的设计应当与之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从现实的社会环境、学术背景来看，《规划》的设想距离实现愿望无疑比史语所的期盼，要近得多。
图三 《规划》中机构设置计划 附表为正文内容的补充细化说明，包括对各中心任务的内容介绍、意义，国内和国外（主要是苏联）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拟对各问题的具体研究措施。在各研究任务之下，附表对各研究项目的子课题任务进行了分解，细化了任务的负责与参加单位，配备人力情况和预期进度、预订目标等细节。在第六部分相对应的著作计划表中，详细列举了各类发掘报告、研究论著、工具书等的书名、主要内容、负责单位和参加单位，预设读者人群、完成期限。对考古所组织整理的宋元明清金石文字图录丛书，在《规划》的最后部分也列出了详目。《规划》的核心内容，是对未来考古工作“中心问题及题目”的设计。任何学术规划一定是基于当时的学术需求和背景产生的，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学术发展状况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同时又要有合理的学术前瞻和预判能力，对未来学术的走向有清晰的预期。若从当时的学术发展水平去观察，《规划》对未来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学术问题的设计，体现了编纂者的学术把握、认识能力和对学术“预流”的判断。《规划》中心任务的第一个大课题，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与分布进行研究。该课题下设十个子课题，分别为“黄河及其支流地区的调查与发掘”、“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调查与发掘”、“汉水流域调查发掘”、“淮河流域的调查和发掘”、“闽、粤、沿海及西江流域的调查和发掘”、“四川地区的调查与发掘”、“新石器文化分期与分布的研究”、“几种生产的专题研究”、“铜石并用时代与历史传说时代文化的探查”、“早期新石器时代与中石器时代文化的探查”。如果将这些课题内容放在1956年以前的考古工作的背景中，可以明确这些课题都是有一定研究基础的。《规划》对黄河及其支流地区的调查与发掘包括汾河、渭河（包括泾河、北洛河）、伊洛河、洮河与湟水、山东黄河沿岸和沿海五个分区的基础调查，由科学院考古所和所在省市文管会从1956至1957年启动基础工作。在1949年以前，对汾河流域，李济曾与袁复礼一起对晋南汾河流域做过调查，发现过彩陶遗存。北平女子师范研究所、山西公立图书馆与美国福利尔美术馆合作，在山西万泉曾发现十余处遗址，并在荆村发掘过新石器时代遗存。石璋如也曾在1937年对山西进行过调查。对渭河、泾河、北洛河流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曾在渭河流域进行大规模调查和发掘，发现了非常复杂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抗战期间，石璋如先后几次调查过渭河与泾河流域，且在彬县、长安县进行过试掘。裴文中则调查过渭河和西汉水流域。1949年后，苏秉琦率领石兴邦等人在长安沣河流域进行过详细的调查和试掘，发现的相关线索成为新成立的考古所在西安重点工作的缘由，在1954年更是发现了半坡遗址。伊洛河流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较为充分的地区，1949年以前，安特生、史语所石璋如、郭宝钧、赵青芳、韩维周等人都曾进行过调查与试掘。考古所成立后，夏鼐曾带领安志敏、王仲殊等对豫西地区进行过考古调查，为配合洛阳和郑州的基建在两地亦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发掘。1955年为配合三门峡黄河水库的修建，更是组织了庞大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进行了细致调查。在甘青地区的洮河、大夏河、湟水河流域及陇中兰州地区，1949年以前，安特生、裴文中、夏鼐都曾有较详细的调查和试掘。对山东黄河沿岸和沿海地区，前中研院史语所考古所曾在以章丘城子崖、日照两城镇进行过田野发掘，而吴金鼎等人则在临淄、滕县等地进行过田野调查，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规划》的重点调查区域都是在上述有工作基础的区域展开，而重点发掘的西安、兰州和济南地区，更是有发掘基础或重要发现的地点。可以说，黄河流域的工作设计明显是有的放矢。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在1949年以前不太系统，长江下游的工作明显较中游为多。1930年代南京古物保存所曾在南京一带发现过江南石器时代的遗物。此后，慎微之、施昕更、石璋如等人相继发现了钱山漾、古荡和良渚遗址，并做了一些主动性的工作，开启了中国新石器考古的新气象。1949年以后，由南京博物院所领导的治淮文物工作队、华东文物工作队等机构在长江下游相继发现了北阴阳营、青莲岗、湖熟、花厅、老和山等遗址，取得了很大收获。有此工作基础，《规划》在涉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未来工作时，便强调“由有关省市文管会博物馆负责”，这与黄河流域由考古所牵头的态势显然不同。汉水流域的工作，1949年以前仅在陕南地区有零星发现。1954年，在湖北京山的基建活动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次年考古所和当地文物干部即已展开了工作。至《规划》编制的阶段，虽然新发现不多，但已经显示出江汉地区的“文化遗存是很丰富的，进一步了解这个流域地区的面貌和分布情况，对研究中原地区和江汉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规划》计划由考古所组织地方文物机构共同开展工作，自1956—1960年集中调查，以确定工作重点。淮河流域的工作在1949年以后主要由南京博物院治淮文物工作队和华东文物工作队承担，所发现的线索也大都是在治淮工程中获得的。因此《规划》计划这项工作由“和南京博物馆与有关各省市文物机构负责进行”。闽粤沿海及西江流域的调查与发掘在1949年以前工作极少，除日本侵华时期在沿海地区曾有一系列文化侵略活动外，国人仅有顾铁符受中山大学的委托，协助杨成志在海丰一带做过一些调查工作。解放后，陆续在海南岛、福建进行过一些工作。因此，《规划》设计由福建、广东、广西三省文管会和博物馆承担该项工作。四川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在1949年以前集中在西康地区。《规划》显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因此说该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面”。但由于人力问题，对该地的考古工作是“由四川博物馆及文管会负责”。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1949年以后留在内陆工作，且具有考古、人类学相关学科海外留学、训练背景的学者中，除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梁思永、裴文中、夏鼐外，还有在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四川博物馆的冯汉骥和云南大学的杨堃。在梁思永去世后，冯汉骥是除夏鼐外，专门学习考古与人类学且实际考古发掘经验最为丰富的学者。《规划》在制定过程中，显然考虑了研究的片区平衡和学术统辖问题，因此才会将西南地区的工作重任交给了由冯汉骥领导的四川博物馆，将华东与淮河流域的工作交给了曾昭燏和前史语所研究人员尹焕章、赵青芳领导的南京博物院，将东北地区的主要工作交给了曾与日本学者一并参加发掘的李文信领导的沈阳博物馆。对这一问题，需要枝蔓出另一件重要的事件。1956年1月，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所学术委员会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考古研究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成员包括尹达、李文信、陈梦家、夏鼐、徐炳昶、徐鸿宝（森玉）、黄文弼、郭宝钧、曾昭燏、裴文中和郑振铎，共11人。这11人中，绝大多数都有民国时期的考古学习与发掘经历。唯徐森玉并无考古工作经历，而与郑振铎的经历极为相似。徐是文物界公认的老前辈，在1949年以前曾担任过故宫古物馆的馆长。1949年后他协助国家多次征集、赎买了大量珍贵文物，1956年前后，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文史馆副馆长，是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入选可以理解。耐人寻味的是，名单中并无当时在全国考古学界有影响力，且具有代表性的冯汉骥和苏秉琦，二人在次年7月被补选入考古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如果说1956年苏秉琦是因为职称尚为副研究员（按：苏于1956年7月10日被评为研究员）之故未能入选，冯汉骥在1956年未能入选，则是较难理解的事情。冯汉骥出身农家，出身成分并无问题，先后留学哈佛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该校曾许以工作两年即破格为终身教授之礼遇。1937年冯返国前李济就曾函邀延揽，本应参加殷墟发掘或入中央博物院工作，但因抗战原因才转入后方从教。在1949年前，冯即与徐中舒等同为川大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讲席，属“部聘教授”，同时任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在1949年以前，他主持发掘了前蜀王建墓，还主导了教育部川康科学考察团社会组的调查，发掘了岷江上游的石棺葬。1949年后，冯任西南博物院副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即被评为一级教授，甚至可以说，其资历是高于曾昭燏甚至夏鼐本人的。但在考古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的评选中，并无冯汉骥，是令人较为诧异之事。虽然未能首批入选，但对于西南地区的考古工作，《规划》却将重任委托于四川省博物馆牵头，无疑还是认可冯汉骥等人的工作和学术能力的。除六个区域性的基础文化识别课题之外，《规划》设置的其他的四个新石器时代研究课题都是以综合研究为主，基本都是由考古所负责牵头统辖。“新石器文化分期与分布的研究”核心目标是“在已知的各文化区域中，大部分是不够明确的……在不断累积起来的大量的新的资料基础上，对我们新石器文化分期与分布的研究是很迫切的工作”。“几种生产的专题研究”课题，主要是对新石器时代的工业、手工业、牧畜和渔猎等各方面进行研究。《规划》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对“铜石并用时代与历史传说时代文化的探查”是很值得细究的课题。对这个课题，《规划》是这样介绍的“我国有相当丰富的传说记载，这些史料曾经许多学者的整理和研究，有些历史学家，曾经已有的考古材料与这些传说相结合来解释铜石并用时代这一阶段的历史，实际还缺乏切实可靠的科学论据。因此，还要进一步研究和探查这一阶段文化的关系，这就有赖于大量的物质材料与严格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才能达到反映真实历史情况的结论”（图四）。这段描述较为迂曲婉转。但在当时，殷墟以前的商代遗存已经发现，对“传说记载”的历史，对应于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材料，理应包含了商代以前的夏时期，甚至还当指夏以前的传说时代以及与夏商同时的周边地区的文化。而从考古工作的角度而言，1953年登封玉村遗址已经发掘，且资料也已经公布。但《规划》编写时洛达庙遗址尚未发掘，学者还没有意识到这类文化的重要性。所以，在《规划》中，却并无任何文字提及了“夏”。这当如孙庆伟所分析的，是夏鼐秉持了史语所对夏代历史研究的态度。高炜所回忆的《规划》曾列夏文化为重大课题，不确。
图四 《规划》新石器时代中心问题部分内容 “早期新石器时代与中石器时代文化的探查”课题，实际上讨论的是旧、新石器之交的问题。以今日的学术范式而言，还包含了定居、农业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在1956年的学术背景下，材料稀少，但的确是十分具有学术敏锐度和前瞻性的设置。中心问题的第二个大课题，是“从考古学上研究殷周秦汉社会的性质及其文化”。《规划》对这一时段考古工作的总体学术取向是以考古材料说明殷周秦汉社会性质。为完成这一目标，《规划》明确说“殷周秦汉社会性质的问题，现在历史学界正开展着讨论。尤其是西周一段，争论最多，国外学者也密切注视这一问题的讨论，并且对这一问题发表过某种看法，现有的文献史料，学者们的引用和解释各有不同。我们拟通过有系统的大规模的田野发掘工作，从考古学上提供物质的史料，分别研究这一问题的各方面，尤其对这问题各时期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社会生活等状况，加以具体的研究。就分别研究说，各成专题。总的目的，是围绕着这一中心问题来探讨殷周秦汉物质文化面貌及其社会的性质。”在1956年初，正是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大讨论中关于“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时代争论的关键时期。自1950年郭沫若提出商代奴隶社会并逐渐完善成战国封建说后，对西周封建论形成冲击。1954至1955年间，战国说、魏晋说、西周说等学说的论战十分集中，古史分期中关于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大讨论正在高潮。由于先秦文献资料相对有限，郭沫若提出封建社会，也是多依据考古资料构建其理论的。因此，先秦史界甚至是整个古代史界都迫切期待考古资料能帮助这一学术问题的解决。《规划》将主要学术目标设定于此，就应是在此历史学研究背景下产生的。《规划》中将这一大的课题分为殷代、西周和战国及汉代考古三部分。在殷代部分中《规划》将具体内容细化为“调查与发掘计划对以下地区进行发掘”、“殷代考古材料的分期与分类研究”、“殷代生产工具和生产规模”以及“殷代社会的结构”四个子课题。在“调查发掘计划”课题中，选定的区域有五个，分别为安阳、郑州、辉县、济南以及洛阳至黄河水库区域。安阳自民国时期就是商代考古的核心，这一点无需多言。郑州和辉县的工作是1949年以后商代考古的新学术增长点。1956年时，郑州二里冈遗址已经多次发掘，且第一批资料已经公布并已经确定了大体的年代范围。至1955年秋，商城也已经发现，只是在当时还存在年代和性质的分歧。同年，邹衡已经完成了他以郑州商代遗存为主的硕士论文《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写作，并在1956年初投稿给了《考古学报》。所以，对郑州的关注，无疑是商文化研究有所突破的关键。对辉县的关注，始于1950年考古所在辉县的发掘。按照《夏鼐日记》的记录，到1956年初《规划》编制阶段，《辉县发掘报告》已经接近完成。但是由于辉县琉璃阁仅发现了四座早商时期灰坑和部分商墓，对该地的商时期遗存并无全面的了解。所以，在未来的工作中，持续关注辉县，也是课题设计中应有的部分。《规划》中新提到济南，是因为山东文管会在1953年确认了大辛庄遗址，并在1955年进行了试掘，确定“遗址中出土的器物，有一些接近郑州二里冈的殷代遗址”。虽然在1956年《规划》编制启动时，黄河水库的调查也才刚开始两月，殷商遗存还不多，但《规划》对黄河水库调查发掘中的商代遗存探索也预留了空间。虽然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豫西晋南地区罕见晚商时期遗存，但《规划》的学术预设却是十分周详的。对商代遗存的分期，在1930年代殷墟发掘初期就已经提出，但由于材料不足，这一问题到1950年代初辉县、郑州发掘以前，并没有太大进展。《规划》对商代遗存分期提出明确目标是“必须作有系统的断代的研究”，虽然可能有自史语所殷墟发掘以来的问题导向影响，但更大的可能是因为辉县和郑州的新发现，使《规划》编制者有信心在未来十二年解决商文化的分期。从技术角度讲，《规划》的设想是将“殷代考古材料分成若干期，对各种主要器物作断代研究，了解殷代社会与生产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具体对墓葬、居址、青铜器形制、陶器和石器有综合研究。这一计划与李济稍晚发表的《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中对殷墟史料的分类十分相似。李济对利用殷墟发掘资料来构建殷商新史有自己分类，他认为“新史料的分类”包括：1.建筑基址；2.墓葬（包括殉葬坑）；3.甲骨刻辞及在器物上刻划书写之文字；4.遗物，包括：A.石器及玉器；B.骨角器、齿牙器及蚌器；C.陶器；D.青铜器及其他金属品；5.骨骸，包括：A.动物骨骸；B.人类骨骸。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规划》的制定过程中，这一部分的执笔人和主要意见是从何而来，但这一思路与史语所的学术传统的确十分相近。与后来以邹衡为代表的基于地层关系和陶器形态演变为基础的商文化分期研究方式，差别较大。有趣的是，在《规划》制定并确定的当年秋天，邹衡的研究成果就已经发表，但邹衡的研究方法和理路，显然在《规划》中没有任何反映。对殷代生产工具和生产规模的研究，《规划》规定，着重解决的问题是“解决殷代手工业（青铜器、陶器等）及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及生产规模问题”，完成对铸铜工艺、原料、生产组织、制陶也和农业工具及生产技术的研究著作。这些研究内容，不但是当时史学研究对社会生产关系问题的关注，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夏鼐本人对科技史一贯的学术兴趣。《规划》对殷代社会结构研究，要求讨论“殷代社会各种经济的成分，以及它的生产是否以奴隶生产为主流，目前史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拟用更多的考古材料结合历史文献，通过殷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等研究，进而探讨殷代社会结构的问题”。这一课题与当时历史学界争论的问题密切相关，体现了较强的史学话题意味。西周时期遗存的研究，是《规划》中十分在意的部分。在解题部分，《规划》强调了西周考古对古史分期研究的意义，也强调了既往考古资料较少。因此，《规划》计划“首先集中较多的力量，加强这方面的田野工作，对于周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地区，进行全面性的调查；对西安、洛阳、曲阜、临淄等地区逐年进行规模较大的勘察与发掘。在每次发掘结束后，尽速于一年内写出报告，积累资料，对西周考古资料（包含旧有的和新近发掘的）进行分类与分期的研究，并探究周人生产活动与生活状况，进而帮助搞清西周社会性质问题”（图五）。
图五 《规划》西周时期中心问题部分 与商代的研究近似，西周时期的研究在《规划》中被分为“调查与发掘”、“西周个材料的分类与分期的研究”、“西周主要生产活动与生活状况”和“殷周文化的关系”四个部分。在调查与发掘课题中，计划对西安及其以西地区、洛阳及其附近地区、曲阜和临淄的遗址和墓葬进行调查与发掘。除曲阜与临淄外，其他各处皆由考古所负责。在1949年以前，西周时期的遗存仅有斗鸡台、辛村等少数几处发现，且多以墓葬材料为主，少有居址的发现。1949年以后，考古所对西周时代的考古工作有较大的突破。1951年沣河流域的调查、1953年普渡村长囟墓、1955年客省庄、张家坡的发掘已经显示了丰镐地区遗存十分丰富。在洛阳西郊的涧河两岸，1953年开始就曾经进行过以探寻王城为中心的工作，至1954年发现了汉河南县城，次年又发现了东周城址西南部的夯土墙。在1956年之前，西安洛阳之外在丹徒烟墩山、郏县太仆乡、洪洞坊堆村等地也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遗存，可以说线索较多。但《规划》选定的重点区域却是在宗周、成周以外，添加了当时线索还极少的齐、鲁两国的都城。这无疑是受到文献记载的影响，由于周公、太公对西周的重要性与其他贵族和诸侯国不同，故而《规划》将齐鲁两国西周时期的遗存探索作为未来十二年的重点突破方向。西周考古材料的分类与分期研究，与商时期考古遗存相仿，研究路径也十分相似，唯分类中增加了“青铜器铭刻”和“玉器”的研究内容。另外，要强调的是，这一课题的研究机构除考古所外，专门增加了中山大学和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这可能是与预计编写《金文字典》有中大容庚参加，出版《古器物图录》、《殷周青铜铭文集成》有故宫博物院参与有关。西周时期主要生产活动与生活状况，研究方式也与商时期相仿，但研究目标中增加了西周的城市与乡村生活研究部分。西周时期考古工作规划的最后一部分，是《殷周文化的关系》。《规划》对这一部分内容的计划是“目前由于缺乏西周考古的资料，所以殷周物质文化的异同及其关系迄未清楚”。可以看出，这一课题的核心目标是讨论商周变革与传承，当与王国维提出的“殷周制度”问题有密切的学术渊源关系。《战国及汉代考古》部分，《规划》将研究细化为“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发掘工作”、“战国城市的发掘”、“汉代两京的发掘”、“战国及汉代的手工业”、“战国及汉代的农业”、“战国到汉代中外文化上的交流”和“铁及铁器”七个课题。将基建考古课题放置在战国及汉代考古中，是较有趣的安排。《规划》解释说“近几年来经济建设中的发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汉代的遗址和墓葬，大部分地区有战国的遗址和墓葬。几年来已经有不少的重要收获，例如长沙的战国墓，广州的汉墓等。但已经搜集的资料一般说来都没有进行整理工作，有一些只写了简报，利用这些简报来研究都有困难……今后全国工农业建设中，战国及汉代的遗址仍将大量暴露出来，做好配合发掘工作，把材料收集起来、公布出来，是开展今后考古研究工作的重大步骤。但此项工作的时间、地点等目前不易估计，只能以省为单位推算工作量在今后的发展情况。此项工作是经常的，1956年以前已在进行。为了安排好这项工作，今后应使配合工作有重点的尽可能的集中起来，要把要求的水平提高起来，把收集的材料经过整理公布出来”。因为这些原因，所以《规划》对基建考古的设计是，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四川、内蒙、东北各省在1962年以前由当地文管会负责具体工作，1962年以后转交考古所负责。河南省在1957年以前由本省文物工作队负责，1957年以后则由考古所负责。山西、甘肃两省1958年前由本省负责，1958年以后则交考古负责。陕西省则自1956年起直接由考古所负责。这一安排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1955年，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即今国家文物局）决定将各地的文物清理队、工作队、考古队人员和相应的设备全部交由科学院考古所，人员和机构合并入考古所，成为考古所的外派机构或外派分所。1956年夏，陕西省文物清理队已经并入考古所。考古所将陕西省文物清理队的三十余人编为考古所“第三考古队”，由马德志任队长，专门从事西安地区的配合基建任务（这支队伍后来成为考古所的西安唐城队），但主要工作是从事历代宫室、建筑遗存和墓葬的发掘。但由于当时审核不细，部分陕西临时工被误为干部接收，科学院人事部门责令考古所在地方考古机构人事情况未明前，全国的合并接收工作暂停，所以考古所合并全国考古机构的工作因此停止。但在《规划》编制时，正是计划全国合并的时期。因此，《规划》对基建考古工作的主导机构变更的时间，可能正是当时计划各地考古机构合并整编的计划时间表（图六）。
图六 《规划》战国秦汉时期基建工作任务分配情况 对战国城市的发掘，《规划》将工作重点集中在邯郸赵城、易县燕下都、临淄、曲阜和凤翔雍城，指出工作应该要有全面计划，“先调查然后逐步开展发掘。发掘中，古城之外，市区的古墓群也要加以清理，每期发掘面积可按3000-10000平方公尺计算，在发掘之前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要事先做好准备。最好能先有空中摄影”。这一设计，对当时的考古所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所列的战国五都中，邯郸、燕下都、雍城在1956年以前有过一定的工作基础。邯郸城的工作始于日本侵华时期。1940年，在侵华日军占领区，原田淑人、驹井和爱对赵王城遗址进行了测绘，并对赵王城内龙台北侧的夯土建筑基址和城外的插箭岭、梳妆楼等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该次考察和发掘的成果于1954年以《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为题正式出版。燕下都在1949年前曾有北大考古学会做过一些田野调查工作，并测绘过地形图。雍城考古始于1933年5月，徐旭生先生在探索“周民族与秦民族初期的文化”为目标的考古工作中，对凤翔南古城遗址等进行实地踏查，确定雍城“在今凤翔县城南五里之南古城及其附近”。但五都在1949年后并未能尽早恢复工作。《规划》对五都的看重，不仅有接续既往工作的意味，更是要以大遗址为中心，布局区域性工作。从发掘技术上看，对五都的工作，《规划》的制定与其他时段的操作方式有三点明显不同，其一是发掘面积特大，甚至要达到每季度上万平米，这在今天的主动发掘都是难以想象的；其二是强调尽量采用航空摄影的方法采集信息，这无疑反映了《规划》对城址考古工作的重点关注是城址的平面布局；其三是注意城外的遗存发掘。可以说，除了发掘面积设定过大，过于冒进之外，《规划》对战国城址的工作计划，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大遗址尤其是大城址工作的基本指导思路———在大面积发掘的基础上，了解城址内的平面布局和城外相关遗存。对汉代两京工作方式，与战国五都的工作方式相近，也特别强调了“了解汉代两京城坊的规划及建筑”。对战国和汉代农业、铁及铁器的关注，与殷周时期对于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关注一样，是受当时古史分期和战国封建论影响下的学术热点问题。铁器的研究除了侧重工艺和产品外，还提出要对铁矿来源进行探索，与殷周时期对青铜器生产的科技史关注研究理路相同。战国汉代考古课题设计中较有趣的是对战国两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子课题。《规划》中该课题由考古所负责并与历史所和亚洲史所合作，计划在收集实物材料的基础上，“培养通晓朝鲜、西伯利亚、中央亚细亚、印度、东南亚等地区考古的人才”，以“解决战国两汉中国与朝鲜、日本、西伯利亚、中亚西亚、印度、东南亚之间文化上的互相传播，就每个方面完成专门著作”。这个学术规划，基本上可以视作今日早期中西交流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考古研究的前身，在当时是极为超前且富有国际视野的学术规划。四、《规划》中少数民族和大流域地区考古工作的学术背景“少数民族地区考古”这一课题名称颇具时代特色，所指基本上接近今日习称的“边疆考古”。《规划》的解题明确说“我国现在境内数十个少数民族里面，仅有少数几个有他们自己的简略的文献记载，对他们祖先远古的生活，多数是模糊不清，及仅仅流传下来一些口头的传说，而汉文史籍中所记载有关少数民族古代的史实，往往不详且多失实之处。在我们今日各民族团结的大家庭里面，迫切需要编纂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充实中国通史的内容。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编写少数民族历史，主要是靠考古材料。但我们的少数民族地区考古工作的基础是很薄弱的。今后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对于少数民族聚居或相关地区的考古工作。并须与中央及地方的民族学院、和将要成立民族学研究所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筹划进行研究。根据考古资料、历史文献、民族传说，以解决各少数民族古代史中的各种问题。”从这段解题中大体可以看出该课题设置的缘由，一是因为苏联经验；二是为中国通史中描述各族的需要；三是少数民族地区考古工作薄弱。因此，《规划》将这一课题分解为六个子课题，分别为“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考古工作”、“西北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考古工作”、“东北地区有关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化的探查与研究”、“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青藏地区考古”和“台湾地区考古”，涵盖了五个民族自治区和几乎所有的边疆地区。对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考古工作，《规划》指出其地少数民族最复杂，但与中原汉族关系也最密切。按《规划》的统筹，课题有五个研究子课题，分别为1.僰人早期历史问题、彝族发展史问题，相应的工作区域为泸州、昭通、昆明和黔西；2.苗族古代史问题，相应工作区为湘西和贵州；3.壮族古代史问题，工作区为广西；4.黎族古代史问题，工作核心区为海南；5.南诏以前的文化遗留，工作区为大理地区。这一地区的工作基础略好，1938—1940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对苍洱地区史前遗址进行调查发掘，这是云南境内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1941年万斯年在大理剑川县河北村也发掘火葬墓。除1949年以前有考古工作外，类似巴县冬笋坝与昭化宝轮院、晋宁石寨山、贵县汉墓中的铜鼓、海南岛的新石器遗存都已在1956年以前被发现，大理、丽江、楚雄等地的火葬墓也被考古人员调查过。1956年当年，费孝通还察访了白崖城、德源城、九河等遗址。同时，1956年以前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已经开始。所以，这一区域的工作由四川博物馆、云南博物馆负责，民族学院参加，相关各省文物机构、民族考古干部进行工作，《规划》特别要求西南民族学院参加。西北和新疆地区是1949年以前的工作较多，但工作集中于吐鲁番盆地及塔里木盆地周缘，旁涉伊犁河谷与丝路北道沿线。1928—1935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等地调查和发掘，团队中的黄文弼因此也成为中国现代西域考古事业的奠基人。在1928—1930年，他对交河、高昌、通古斯巴什、博格达沁等城址进行了调查，并在雅尔湖墓群发掘麹氏高昌时期墓葬。考古所成立后，黄文弼进入所工作，陆续修订出版了《高昌砖集》（增订本）和《吐鲁番考工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当时也已经基本完稿。同时，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文物考古事业迎来新局面。以1953年成立博物馆筹备处、考古所与西北各地干部支援新疆开展第一次考古调查为标志，新疆各级文物部门及研究机构先后成立。所开展的工作除涵盖上一阶段已发现的遗存外，在伊犁地区及丝路北道沿线有所突破。在这种背景下，《规划》将西北地区的对未来的工作集中在新疆，指出“过去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成果多是汉唐时代汉族活动的物质文化遗存，而关涉到各少数民族古代史问题方面的很少”。因此，《规划》为“解决各少数民族有关的历史问题”，设定的工作区域和内容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和分期，天山北路（包括伊犁河流域和东部吉姆萨、巴里坤一带）古城遗址及墓葬、天山南路诸西域古国（楼兰、高昌、乌壘、于阗、龟兹、疏勒等）、维吾尔族古代文化、伊斯兰教以前的宗教遗存（重点是佛教）。这些工作由考古所主导，组织地方民族干部配合。东北地区在1949年以前对于各时期遗存的工作是比较充分的，参与的人员较多，尤以日本学者借助侵华，工作最多，少有以中国学者组织的主动性工作。史前时期基础工作虽多，但认识分歧较大。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藤田亮策等曾在多地对青铜时代遗存进行过调查，对赤峰红山后、延吉小营子、普兰店市单砣子和高丽寨以及旅顺羊头洼、金州望海埚等遗址进行过发掘。国人主动性的工作仅有1940年代佟柱臣、杨公骥、王亚洲等学者在吉林市郊曾进行过调查发掘，其他类似李文信、佟柱臣、贾兰坡等人的工作多是与日本学者一起进行的。由于受发掘方法和认识的限制，当时对所获遗存的年代和性质的认识上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当时很多青铜时代的遗存都被错归为“辽东新石器文化”或“辽东半岛的龙山文化”。对历史时期的遗存，也是以日本侵华学者的工作较为系统，以集安为中心的高句丽遗存、辽上京、庆州与庆陵、祖州、元上都等辽金元时期的重点遗址，日本侵华学者都进行过较多的工作。新中国建国后，百废待兴，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不太系统，类似汪宇平对辽上京、祖陵、祖州城等进行的查与清理工作、安志敏协助唐山地区清理贾各庄战国两汉墓葬，多是补充性或配合基建的偶发行为。《规划》对于东北地区是有较清醒认识的，因此对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定位为“过去曾在东北进行过一些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对个别地区的远古文化有一些认识，但对了解东北地区古代或现代有关少数民族活动的史实，是有很大的距离。今后应对本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普查，并对高句丽、渤海国、辽金遗址和墓葬进行调查和发掘，结合文献，做出专题研究”。对这些工作，《规划》明确由“沈阳博物馆及有关地方文物干部负责”，与西南地区相似，这也是少有的直接由地方直接统筹进行工作的课题。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工作，与东北地区非常相似，在1949年以前也多是由各侵华学者进行的，建国后至1956年以前也未及进行系统有效的主动性工作。但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回程时曾零星有过调查工作。因此，《规划》对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设定重点是对细石器遗存的认识，《规划》评估为“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着以细石器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在古代，这一地区的民族迁徙非常频繁，和中原一带汉民族的关系也极密切。这一地区曾做过多次调查工作，对文化的分布有一轮廓的了解，大规模的正式发掘工作，从未做过。对这一地区古代文化的内容，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尚未清楚”。为解决这些问题，《规划》将工作分为1.细石器文化遗址；2.古长城及其附近地带古文化遗址和墓葬；3.河套地区古文化遗址和墓葬；4.额济纳河流域古代城寨和村落遗址；5.古代主要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几个兄弟民族（匈奴、鲜卑、突厥等）的物质文化的调查和发掘、研究。对内蒙古的工作，由考古所为主导，会同民族学院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文物机构进行。青藏高原地区的考古工作，在1956年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规划》将工作设定为“对这一地区曾经活动过的各族如吐蕃、吐谷浑、羌、氐等古代生活的情况，除简略的文献记载外，大部分还是不清楚的，需要开展这一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来填补这个空白”。《规划》计划在1.四川西北的松潘、茂汶地区；2.甘肃南部；3.岷江和白龙江上游地区进行田野工作，解决彝族和藏族的关系问题。在青海东部和西藏的拉萨及以北地区探索藏族和吐谷浑的古代史问题。工作由考古所承担，组织相关地区的博物馆、文管会进行。对台湾地区的考古，是《规划》的远景期待。《规划》说“台湾目前还在美帝控制之下，过去日本人曾经做过不少的考古工作和民族学的调查工作，目前对已有的资料，还未进行综合研究”。因此，在整理既往材料的基础上，等台湾解放后，将对1.台湾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调查与发掘；2.高山族古代文化进行重点的工作和研究。大流域地区水利考古规划工作包括了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水利工作，但由于当时的人力受限，《规划》明确了工作主要是配合水利基建。黄河流域地区的工作主要是为了配合当时已经开始的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和刘家峡水库展开调查与发掘工作。长江水库工作，则是对规划中的长江水库区域进行工作，但首先是为了处理迫在眉睫的1956年汉水水库，进行前期工作。两个流域的工作都以考古所为主，文化部文物局配合实施。从上文对《规划》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作为新中国首次制订的全国性工作、研究方向的指导性文件，《规划》的内容是十分全面和周详的，从中大体可以看出国家对考古工作的设计思路和预期。首先，是依托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统领全国的考古工作，并规划了考古工作中的央地关系。从《规划》可以看出，对各核心学术性研究课题的考古工作，基本上都以考古所为主导进行工作。但曾昭燏所在东南、冯汉骥所在的西南和李文信所在的东北地区，则尽量由南京博物院、四川博物馆和沈阳博物馆主导所在片区的工作。由于人才队伍不足，对长江、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的云贵地区，则也积极发动当地的人员力量，开展工作。而各外派机构工作站与分所创设的远景期待，更是雄心万丈的规划。这样的统辖关系设计，明确了全国考古工作的学术规划和领导方，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社管局（国家文物局）是行政管理组织单位。同时，也可以看出，《规划》试图以半行政文件的形式，确定未来考古工作的统辖指导权限和工作取向。其次，是对主动性发掘、研究与基建考古做出区分。《规划》所设定的“中心问题及题目”，非常类似于现在学术课题申报指南中要件，而这些“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主动性发掘与研究项目。从时段上看，新石器时代至战国之间的课题，基本上都属于主动性课题，而战国以后出大遗址的主动性工作外，大部分发掘任务都被归并入“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发掘工作”，汉代以后时段的黄河、长江流域考古工作，甚至没有被纳入《规划》。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至少在《规划》的设计主导思想中，中国的考古工作仍是以“三代以上”为中心，大遗址考古工作为重点，旁及“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而对于科技分析应用于考古工作，在《规划》中已经有较为清晰地认识。《规划》对基于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基础上的物质文化史和社会分期十分关注，今日划归“边疆考古”范畴的区域田野工作，也大多是在各少数民族历史撰写的背景下进行设计的。其三，是规划了队伍建设。从1949年算起，到1956年间，仅有短短的7年时间，中国考古学的基本人才队伍才刚刚开始组建。1949年以前有过考古工作经历的人员不足20人，四期考古训练班以“急就章”的方式培养的地方文物干部，主要作用是应对、处理所在地区的基建考古工作。北京大学作为当时全国唯一一所“考古专门化”的人才培养机构，至1955年底刚刚毕业了三届学生，总人数仅26人。全国的考古人员队伍与日益增长的考古研究、配合基本建设以及重大历史问题探索需要考古资料支持之间，存在突出的矛盾。《规划》中对高校建立考古“专门化”和实习员、见习员乃至干部的职级提升，教材的编写都做出了详尽的规划，是有着长远的考量。其四，是对研究和出版做出了设计。《规划》对于考古基础工作、研究工作、工具书与系列著录、古籍整理和译介都做出了详尽的规划，这体现了《规划》对发掘与研究成果尽快、系统刊布，服务于学术、服务于社会有着明确的思路。而对于出版类似《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集成》、《石刻丛编》、《汉简集成》、《敦煌丛编》这样巨型的著录，《规划》体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气魄与雄心。对于《考古报告及论著目录索引》、《重要论文及报告内容摘要》的规划，则明显预设了是以学生、广大文史爱好者为读者人群的（图七）。译介的书目虽然有非常浓重的时代烙印，体现了重苏联而轻欧美日的倾向，但所选书目，以今日的学术标准衡量，仍不失为当时第一流的学术著作。
图七 《规划》中部分出版物的计划 上文的分析，虽然能粗线条地对《规划》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认知，但其中仍有很多细节现在还难以明确，不能完全获知《规划》设计的初衷和指向。比如，《规划》对汉代以后的“历史时期”考古，甚至没有宏观学科与工作设计和要求，对石窟寺考古等问题也没有涉及，其原因有待深究。作为起草单位的考古所，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规划》的大部分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设计，甚至于人员增长指标和各研究课题的参与人员，都做出了设计，基本上涵盖了当时全国可以预见的主要考古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的工作规划了发展方向。相较于今日的学术研究规划或“任务书”，《规划》具体而有针对性，指向与目的明确，甚至可以将研究任务具体到研究者。《规划》中大部分的预期成果，在后续几年中陆续开展的工作和出版物来看，《规划》对能达成的任务是留有余地且有明确指向的。倘若上述规划一一落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格局，甚至现在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可能都能较好地得到规避或解决。虽然后续接踵而至的运动造成《规划》未能完全按计划实施，但仍然无碍于《规划》的伟大指导意义。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中国的考古事业未能严格践行《规划》的设计，但历史证明，后来的考古工作发展，却是在《规划》所描摹的道路上大步前行的。可以说，《十二年远景规划》浸润着新中国考古工作领导者的心血，是一份不盲目浮夸，能够落地执行的研究规划与指南。在阅读和分析过程中，《规划》编制者的对于未来中国考古学的雄心大气和高瞻远瞩，令人折服。中国考古学学术史的研究，不可不重视这份历史文献。对它的细节分析，我将在后续的讨论中陆续展开。附记：本文草成，一切起点得益于储著武先生提供《规划》原件，没有他的帮助，这份珍贵文献将被淹没。写作过程中，得到刘绪师指点。稿成后，王世民、陈星灿、孙庆伟先生相继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王先生还提供了珍贵资料补充细节。商周田野工作坊诸友与汤超博士亦提供了修正意见，谨致谢忱！（作者：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4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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