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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水西讲学述论 王黎芳 刘 聪 微信版第1041期 摘 要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泾县水西讲学是阳明心学讲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嘉靖年间，水西讲学先后经历“水西会”、“水西精舍讲会”、“水西书院”等发展阶段，主讲者是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罗汝芳等当时著名的阳明学者。万历年间，水西讲学一度因张居正“禁讲学”而停止，万历十三年以后重新恢复。经过嘉靖万历年间的发展，水西讲学不但传播了阳明心学，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阳明学流派，而且受益于讲学宣传，泾县及周边地区都出现了提倡道德教化的风尚，实现了学术思想与社会治理的有效结合。 关键词：王守仁、阳明心学、阳明学讲学、水西讲会 王守仁创立心学思想经嘉靖万历年间的传播，成为了明代中晚期的重要学术思潮，并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探究阳明心学何以快速由王守仁个人的思想创造推广为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时，我们会发现，王守仁的弟子们“跨县、府、省到其它地区传播、交流学习的心得，促进了阳明学的传播和深入”。目前学界对阳明学者讲学活动的研究，主要是对这一问题整体性和编年性的研究，或者集中在某一位阳明学者讲学活动，较少见到以一个特定书院为对象从事阳明学讲学研究 。事实上，现今皖南泾县的水西讲学活动也是明代中晚期阳明学者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嘉之际，理学乃大振，海内书院以千百计，而浙之天真、泾之水西为最盛。” 对阳明学的推广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水西书院的讲学活动，以图展现阳明学者以讲学为载体推广阳明学的具体过程。 01 “水西讲学”之名  明代阳明心学学者开展的“水西讲学”之名源自于泾县水西寺。据邹守益的《水西精舍记》记载：“诸生追随于匡庐、复古之间，议借泾邑水西三寺，以订六邑大会，延二君迭主讲席，益偕师泉刘君冲雪临之。每会逾三百人，僧房无所容，乃诸生敛金构居于宝胜之左。” 嘉靖四十一年，泰州学派的罗汝芳任宁国知府，“壬戌，知府罗汝芳增置退省所于宝胜寺左” 。施闰章在《修葺水西书院记》也说：“钱公德洪、王公畿，友教四远，诸弟子尝假水西三寺为讲会之所，延两公主讲席。邹公偕刘公邦采自金陵冲雪临之，会数百人，僧寺不能容，乃构别馆于宝胜寺东。” 在嘉靖年间，王守仁的弟子邹守益等人泾县开展讲学活动，最初他们借用水西三寺作为讲学之地，但由于参与讲学的学者多达三百余人，原有寺庙无法容纳，于是在宝胜寺之东建讲学之房，后又经宁国知府罗汝芳等人扩建，形成了固定的水西讲学之地。 事实上，泾县水西讲学在借用水西寺的房舍开展讲学，后逐渐增建独立的讲学之地，这一发展模式符合嘉靖年间阳明学讲学活动的一般规律。有学者指出：阳明学讲学之初，“利用旧有的书院、学宫或坐落于名山胜水间的寺庙、道观举会，是最方便、最经济的做法。……讲会兴盛之后，会友大增，原有建筑已不敷使用，此时会友和地方官深感需要一个可供固定会讲的会所，故兴修旧书院或增建新书院。” 水西讲学也是按照这一模式开展的。在讲学之初，利用泾县水西三寺作为讲学之地，当讲学规模扩大以后，开始在宝胜寺旁修建独立的讲学场所。由于新建场所依旧位于水西宝胜寺旁，故这一讲学就以“水西”命名。 02 嘉靖年间的水西讲学 （一）嘉靖水西讲学之渊源 虽然嘉靖年间的水西讲学正式开始于嘉靖二十七年，然而这一讲学活动最早要追溯到阳明学在宁国府的传播。嘉靖以后，追随王守仁的弟子逐渐增多，并开始在各地传播阳明心学，其中邹守益、王畿、欧阳德等人的弟子中开始有了宁国府和泾县籍学者。嘉靖三年，王守仁的弟子邹守益任广德州判官时，积极在当地开展讲学活动，传播阳明心学。嘉靖六年，宣城戚衮、贡安国等人前来求学 。嘉靖九年，邹守益改任南京礼部，宁国府周怡、沈宠、梅守德、戚慎、孙浚、王克孝等人随之求学。 此外，《泾县志》还记载董景“受业于邹守益，会讲水西，晚以……讲学闻者。” 嘉靖十四年，王守仁的弟子王畿任南京兵部职方主事，曾求学于邹守益的贡安国、周怡、沈宠、梅守德等人前来问学。另据《泾县志》记载泾县人张棨为诸生时，“欧阳德为南祭酒，讲学，往从之，言下领悟，继从邹守益、钱德洪、王畿诸公游，锐意研求圣人可学而至，归筑室，聚徒讲论，兴起学多众。” 嘉靖十七年，泾县人王汝舟师从欧阳德，“安吾，姓王氏，名汝舟，字济甫。……嘉靖戊戌，从七泉周先生于水西。七泉与欧阳文庄公为里友，素闻阳明王先生良知之学，时以语泾之学者。”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嘉靖年间泾县水西讲学开始之前，阳明学已经在这一地区得到相当程度的传播。为日后水西讲学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如邹守益、王畿是水西讲学的主要发起者，张棨则被称为“水西书院之初建，士仪张先生棨实首其事” ，而周怡、沈宠、梅守德、贡安国等人则是主要参与者。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嘉靖六年以后阳明学者讲学活动开创了日后的泾县水西讲学。 （二）嘉靖水西讲学之过程 嘉靖二十七年，王畿赴江西参加“青原讲会”，途径泾县，首次举行了“水西会”，由此开始了嘉靖年间的水西讲学活动。至嘉靖末年，水西讲学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首先，嘉靖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的“水西会”。“水西会”是嘉靖水西讲学开始时的称呼，而“水西会”的发起人是王畿和邹守益。王畿在《水西会约题词》 和邹守益的《水西精舍记》 记载了嘉靖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的两次“水西会”的经过。嘉靖二十七年春，王畿、钱德洪接受江西阳明学者之邀前往吉安府参加“青原讲会”，途经泾县，与当地学者相聚讲学，分别时当地学者邀请两人每年春秋两季前往讲学。嘉靖二十八年夏，王畿从浙江出发，经徽州至泾县，与当地学者二百三十余人讲学。 嘉靖二十九年，邹守益应泾县周子顺之邀，前往当地举行“水西会”。邹守益在《书水西同志聚讲会约》中说：“水西丛林，在泾水之西。上寺曰宝胜，中寺曰崇庆，下院曰西方。宣州诸同志订以为六邑聚讲之所。绪山钱子、龙溪王子皆迎以主会。周子顺之遣其弟戒之贻予寿言，且订会期。予许以雪舟之约。及期，泛番湖，入新安。贡子玄略、王子惟一及谭子见之候于斗山，乃逾翚岭以入崇庆，则积雪载途矣。诸友不期而至者，几二百人。而戚子补之、张子士隆、王子惟贞咸以次切磋焉。七日而别。” 此次“水西会”由邹守益主持，贡玄略等二百余人当地学者参加。 其次，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的“水西精舍讲会”。嘉靖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的三次“水西会”均在宝胜、崇庆、大安等水西三寺举行，然而后两次“水西会”都多达二百人以上，水西三寺显然无法为如此大规模的讲学提供足够的场所，因此泾县地方官员和学者开始在宝胜寺旁修建独立的讲学场所——“水西精舍”。 邹守益于嘉靖三十三年写的的《水西精舍记》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岁戊申，绪山钱君、龙溪王君，赴会青原。诸生追随于匡庐、复古之间，议借泾邑水西三寺，以订六邑大会，延二君迭主讲席，益偕师泉刘君冲雪临之。每会逾三百人，僧房无所容，乃诸生敛金构居于宝胜之左；而当道病其隘也，拓于殿之右，义民童生欣然各助费焉。壬子之秋，初泉刘候来莅郡政，……而泾邑邱尹时庸、蒋丞怀行、孙薄镆实督之。计财之费，出于官十二，出于诸生十三，出于尚义十五。田之膳，出于官十四，出于诸生十二，出于嫠妇十六。古称直道三代，其果无二矩乎。’诸生所创，堂五间，曰'明德’；楼五间，曰'退省’。义民所创堂五间，曰'明道’；楼五间，曰'熙光’。门三间，号舍各十三间，合而题曰'水西精舍’。其田界税米，具勒于碑阴。” 在嘉靖二十七年的“水西会”中，泾县学者就因水西三寺局促而发起在宝胜寺旁兴建独立的讲学场所，至嘉靖三十一年，刘起宗任宁国知府时，兴建活动才走上快车道。事实上，刘起宗之所以大力推动兴建讲学场所，是因为他是邹守益的学生，深信阳明心学。有学者考证，刘起宗在嘉靖二十年任衢州推官时，即结识邹守益，联合发起衢州精舍讲会 。至嘉靖三十三年，水西精舍建成，主要建筑有“明德堂”、“退省楼”、“明道堂”、“熙光楼”、号舍等，同时有学田若干。为纪念水西精舍建成，泾县学者除要求邹守益撰写《水西精舍记》以外，还有罗洪先的《熙光楼记》和周怡的《水西精舍堂门碑记》 。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王畿再赴“宁国水西会”。“嘉靖丁巳岁，值予赴会之期，思畏、国贤、时一、允升、纯甫辈迓琴溪道中，遂同游仙洞，薄暮乘风。抵水西，则汪子周潭、周子顺之辈以候余浃旬矣。先后至者百余人，晨夕聚处，显论微言，随所证悟，充然各自以为有得。予藉诸友相与意肯神专，亦惕然不容以自已。信乎，此会之不为虚矣！会自四月朔至十三日而解。” 宁国学者沈宠、梅守德、汪周潭、周怡等参与。 再次，嘉靖四十三年，宁国知府罗汝芳扩建水西精舍，并举行讲会。《泾县志》记载：“壬戌，知府罗汝芳增置退省所于宝胜寺左，门东向。前为明德堂，南向五楹，后为思默楼，南向五楹。按：水西之会，每会逾三百人。既建精舍于寺西，仍不能容，而逼近僧房，更无隙地。因增置退省所于寺东，寺介明道、明德两堂间。” 水西精舍建成后，由于参与的学者越来越多，场地又不足，知府罗汝芳又在宝胜寺东增建退省所。在此期间，罗汝芳邀请王畿、王襞等人主持水西讲会。“甲子暮春，予赴宁国近溪罗候之会……由水西抵太邑。” “（罗汝芳）与泰州王襞先后递主讲席，一时士多向学焉。” 张尧文的《复建水西书院记》亦说：“嘉靖甲子间，盱江罗公守宛陵时，过水西，谈说古今性命之学，本原文成公宗旨。” 尽管王守仁的主要弟子钱德洪、王畿、邹守益等人主持嘉靖年间的水西讲学，参与者多达二三百人，但记载讲学具体内容的文献现存不多，仅在王畿和邹守益的文集中有若干篇章。考诸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嘉靖水西讲学的主要内容有两方面。 一是制定讲学会约。所谓会约，就是阳明学者在聚会讲学时约定的规则，凡参加之人必须遵守。嘉靖四年，王守仁在书中天阁讲学中已经制定了较为明确严格的讲学会约，“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世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 在这里，王守仁对讲学的时间、内容都作了清楚地说明。 虽然《水西会约》的原文已经不存，但现存邹守益的《书水西同志聚讲会约》和王畿的《水西会约题词》，由此可以见《水西会约》的概貌。《书水西同志聚讲会约》中有：“凡我同游，胥训戒，胥劝勉，日就月将，以无负斯会。”“夫道有本原，学有要领，而功有次第。真假毫厘之机，不可以不辨也。……此中无玄妙可说，无奇特可尚，须将种种向外精神打并归一，从一念独知处朴实理会，自省自讼，时时见得有过可改，彻底扫荡，以收廓清之效，方是入微工夫。……所望诸君，不以予之去来为聚散，每会如所订期，必须破冗一来，相摩相荡、相劝相规，为性命之心重一分，为世情之心自然轻一分。” 由此可见，《水西会约》大体包括三方面内容：态度严肃，即参会学者要有戒慎恐惧、临深履薄的庄严态度，不能轻浮摇荡；学有次第，即参与学者要把握为学的工夫次第，先从一念之微初下工夫，去除念头中恶念；按时参会，即参与学者要严格按照规定的会期参会，相互训戒劝勉，以求实效。 二是阐发心学理论。虽然钱德洪、王畿、邹守益、刘邦采、王襞、罗汝芳等人先后主持过水西讲学，然而仅有王畿和邹守益讲学的文献留存。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水西讲学主要阐发了四个方面的心学理论： 其一，良知观。我们知道，王守仁的良知观重要的贡献是实现了天理与人心的合一。就超越性而言，“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 良知是超越万古、宇宙、四海等时空限制的永恒存在，具有判断是非善恶的功能；就主体性而言，“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 良知不是外在东西的内化结果，而是把良知看成人本有的内在特征，或者说，良知是人的内在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体系，具有指导、监督、评价、判断的作用。 邹守益在水西讲学中，阐发的就是这种良知观。“天命之性，纯粹至善，凡厥蒸民，降才匪殊。为善而舜，为利而跖，差毫厘以谬千里，将谁执其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其亦有思颜子而有为者乎？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也。其亦有思孟子而忧者乎？出乎舜，则入乎跖矣。舜之圣，诚未易为也。舍舜而自蹈于跖，是获罪于天而忝所生。其可以因循怠弛、安而为之乎？” 这里的“天命之性，纯粹至善。凡厥蒸民，降才匪殊，为善而舜，为利而跖，差毫厘以谬千里”，主要是说明“纯粹至善”良知超越时空的限制，体现了良知的超越性；而舜→颜子→孟子→后世乡人都能思圣人之心，至圣人之境，则体现出良知的主体性。 在王守仁的良知观中，不仅有道德层面上的超越性和主体性合一的内容，而且还有从境界论层面上的虚无无滞的良知观。陈来曾研究过后者，“所谓无善无恶所讨论的问题与伦理的善恶无关，根本上是强调心所本来具有的无滞性。……心之本体无喜无怒无哀无乐无烦恼，所以人心虽有喜怒哀乐七情，但应使它们一过而化，不使它们任何一种滞留在心中，所以说心之本体明滢无滞，是未发之中。正像明亮的冰面一样，冰面运动的一切物体一滑而过，所以能够如此，因为它们都不属于冰之本体所具有，冰之本体不必、也不想牢牢抓住某些物体去拥有它们，这就叫做无滞。” 虽然王守仁的良知观这一层面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有消解道德至善性的倾向，但却对后世阳明心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畿就十分推崇良知的这一内涵，甚至有学者提出“王阳明对良知之'无’的眷注，正是在王畿处获得了较为正面和充分的发挥” 。王畿在水西讲学中主要是阐发这一良知的“无滞性”。他在《水西经舍会语》中说：“人心要虚，惟虚集道，常使胸中豁豁，无些字积滞，方是学。虚即是道体，虚故神，有物便实而不化。”“道无清浊、无虚实、无大小，不滞于气，惟体道者能知之。”“有生于无，故曰：有以为利，无以为用。无声无臭，原是万物之基。” 这些言论，表现出王畿从良知无执不滞的层面阐发良知内涵的做法。 其二，工夫论。道德修养工夫是阳明心学的重要内容，不仅王守仁本人对此有不同的说法，在他的弟子中，工夫论的差异更为明显。《明儒学案》概括邹守益的工夫论的核心是“戒慎恐惧” 。邹守益在水西讲学中说：“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执玉捧盈，临深履薄，不忍以一刻自陷于跖。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往非纯粹至善之流行。富贵必于是，是曰不淫；贫贱必于是，是曰不移；夷狄患难必于是，是曰不屈。将贞观贞明与天地日月同神而并化，是谓希圣希天、全生全归之学。” 时时刻刻做到戒慎不睹，保持“临深履薄”的态度，不仅能做出完全符合“纯粹至善”的天理的行为，而且能达到“与天地日月同神并化”的境界。 至于王畿的工夫论，可以用“一念工夫”来概括。他认为，在良知发动之初的一念之微处作工夫，去除邪念，树立正念，并将此作为“端本澄源第一义”的“宗要”。他在《水西经舍会语》中说：“千古学术，只在一念之微上求。生死不违，不违此也；日月至，至此也。” 《水西别言》中有：“千古圣学，只从一念灵明识取。当下保此一念灵明便是学，以此触发感通便是教。随事不昧此一念灵明，谓之格物；不欺此一念灵明，谓之诚意；一念廓然，无有一毫固必之私，谓之正心。此是易简直截根源。” 道德修养就是去除私念，保持正念，这也是千古圣学的唯一道路。 其三，佛道观。儒学对待佛、道二教的态度，一直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问题，王守仁曾以“三间厅堂舍” 来比喻儒、释、道三教的关系。如果说王守仁的“三间厅堂舍”之喻尚坚持儒家本位，认为佛道二教有辅助儒家教化的作用，那么王畿在水西讲学中阐发的佛道观则不再坚持儒家本位，而仅仅突出儒佛道三教的相似性。“二氏之学虽与吾儒有毫厘之辨,精诣密证植根甚深,岂容轻议？凡有质问，予多不答。且须理会吾儒正经一路，到得彻悟时，毫厘处自可默识，非言思所得而辨也。” 可见，王畿不再主张在儒佛道三家之间轻易地讨论异同，而只是对佛道两家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只要“彻悟”儒佛道三教的真理，三者本质上是相同的。 其四，王守仁思想发展历程。我们知道，王守仁的思想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学术界有王守仁一生“学有三变”的说法。因此，认同王守仁不同阶段思想的学生，往往因思想倾向的差异，认同王守仁某一阶段的说法。如聂豹提倡“静坐”，因此他大多引用王守仁在南赣剿匪之前的语言，因为这一时期王守仁主张“静坐”的修养工夫 。王畿在《书滁阳会语兼示水西宛陵诸同志》一文中，在回顾王守仁一生学问发展历程之后，指出：“逮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信而从者益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一时期王阳明的良知理论“原是无中生有，无知而不知” 。事实上，王畿之所以在水西讲学中突出王守仁晚年的思想发展历程，正是因为这一时期王守仁多从境界论层面上将良知理解为“无执无滞”的精神状态，王畿出于突出自身继承王守仁思想正统性的考虑，才作出这种阐发。 总之，嘉靖年间，钱德洪、王畿、邹守益等王守仁的亲传弟子不仅是泾县水西讲学活动的发起者和主持者，而且他们通过讲学活动培育出的宁国府和泾县阳明学者组成了水西讲会的主要参与者。由于最初的讲学是借用泾县水西寺的僧舍，当学者群体不断扩大后，经刘起宗、罗汝芳等信奉阳明心学的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动，建筑起独立的讲学场所。虽然水西讲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阳明心学的基本问题展开的，但由于主讲者的不同学术倾向，使得讲学内容较为复杂，大体与阳明后学的发展路向保持一致。 (作者王黎芳系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聪系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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