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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大师:王守仁_6

2010-09-11  Eastern z...

九、创姚江学派

自从王守仁回到余姚以后,专意讲学授徒,致力于创建姚江学派。因有其高足钱德洪、王畿和王良等人的热烈拥戴和不懈努力,阳明学说很快风行海内,四方求学者云集响应。其势有如旋风,席卷了明代中叶整个知识界,以致在当时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批判理学思潮。

王守仁讲学声势浩大,震动朝野,引起了一班固守程朱理学的官僚们极力反对。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秉承首辅杨廷和的旨意,倡议论劾守仁,加之以遏止正学的罪名。王门弟子陆澄时为刑部主事,特上疏为“六辩”以驳斥论劾者,守仁当即进行阻止。他说:“无辩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杰以讲学异同,议论纷纷,吾济可胜辩乎?……然则今日之多口,孰非吾济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乎?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亦将以卫夫道也。”守仁对谤议并不计较。而视之为学术异同,这是十分明智和策略之举。因为他鉴于朝廷内部权臣倾轧,矛盾复杂,不能让弟子和自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乃至断送个人煞费苦心创立起来的学说。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南宫策士,以“心学”为问,暗中借此排斥和打击王守仁。策问曰:“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低吾朱子之学钦?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欤?至笔之简册,公肆低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政事,燔其书而禁之,得无不可乎?”(顾炎武《日知录》卷18)参加这次会试的三门弟子,对这次策问大为不满,有的不答而出,有的直发师旨,有的下第而归。钱德洪不第归来,王守仁喜而远迎,说:“圣学从兹大明矣!”德洪疑惑不解地问:“时事如此,何见大明?”守仁说:“吾学恶得追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他自诩“吾学”即“圣学”,认为策问攻击“吾学”,相当于变相宣扬“吾学”。对于谤议,王守仁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态度,足见其“致良知”的功夫非同寻常。

一天,王守仁与弟子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良等人论学,顺便谈起外界对阳明心学谤议日兴的原因,有的认为是由于先生权势地位日益提高而以遭人嫉妒被谤,有的认为是由于阳明学说日益彰明而为宋儒争异被谤,有的认为是由于王门弟子日益增多而以进身受挫被谤。而王守仁则认为这三者都不是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本人是一个“只信良知”的“狂者”。他对弟子们说:“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弟子请问乡愿与狂者之辨,守仁曰:“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件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可见,王守仁被谤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他不为“乡愿”以媚世,宁为“狂者”以求“圣人之道”,凡遇事只依“良知”而行。

嘉靖三年(1524),王守仁53岁。自初春开始,门人日进。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往复数次,殷勤问学,深得“致良知”之教。随即,王守仁开辟了稽山书院,聚八方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当时,各地学者纷至沓来,诸如萧囗、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良、孟源、周衡等来自直隶,何泰、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等来自泰和。守仁亲临讲席论学,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以至于因书院狭小而不能容纳。莘莘学子“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听,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古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追记其姓字者。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囗忆入者以融释脱落出。”(钱德洪《刻文录叙说》)

王守仁讲学闻名海内,天下学者时时想望其风采。海宁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诗坛宿儒董氵云,他漫游会稽时听说守仁讲学之盛,便“以杖肩其瓢笠诗卷来访”,当即拜师入门,久之乐而忘归。其乡年轻学子和诗社好友们都再三劝他返回家园,并十分关切地说:“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此!”董氵云深有感慨地答道:“吾方幸逃于苦海,悯若之自苦也,顾以吾为苦耶!吾方扬囗于渤氵解,而振羽于云霄之上,安能复投网里而入樊笼乎?去矣,吾将从吾之所好。”此后,他便自号曰“从吾道人”,一直服膺王守仁,潜心研究阳明心学。

当年八月中秋之夜,皓月当空,照得大地如同白昼。王守仁宴集诸生于天泉桥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有一百余人。酒至半酣,众门人歌诗助兴,有的弹琴,有的吹箫,有的击鼓,有的泛舟,有的投壶聚算,有的叩舷高唱,远近相和,此伏彼起。看到诸弟子忘情任性,心旷神信,王守仁不由得兴奋异常,他深深感到“聚天下英才而教之”的莫大快乐。于是,他即兴赋诗两首,其二云:

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月夜二首(与诸生歌于天泉桥)》)

王守仁在此诗中俨然自诩为当年声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的孔子,而公开贬斥宋代理学家朱熹和汉代经学家郑玄,表明自己的“心学”与程朱理学势不两立,也与汉代经学格格不入,这充分显示了王守仁大力倡导“心学”的鲜明立场和大无畏精神。

嘉靖四年(1525),王守仁在《答顾东桥书》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良知”和“致良知”说,对朱熹:“格物致知”、“知先行后”等思想进行了理论批判。“良知”论是“知行合一”的本体思想的展开和理论化,“致良知”就是通过发展“良知”而使人的道德潜能现实化,从人自身的本性中派生出现实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所以,王守仁特别教诲诸生:“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示诸生三首》)他要求诸生抛弃旧学故纸辞章,力求在现实生活中做到“知行合一”,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

这一年,王守仁为父亲守丧三年已经满期,按照惯例,朝廷应当召他回京,官复原职。但是,尽管御史石金等人交章论荐,而执政者却一概不予理睬。随后,尚书席书又上疏特荐曰:“生在臣前者见一人,曰杨一清(曾任吏部尚书,后为首辅,因被人攻讦去官);生在臣后者见一人,曰王守仁。且使亲领诰券,趋阙谢恩。”然而,朝廷终究不召守仁领券。这样,他只好闲居在家,继续授徒讲学。九月,他与诸生制订了讲会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性活动组织章程。集会地点定于龙泉寺中天阁,时间定为每月初一、初八、十五、甘三日。条约要求诸生“务在课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王守仁组织讲会,订立条约,倡导诸生在讲会中地位平等,争论自由,这是他创建阳明学派的一项有效措施。十月,通过王良等人的共同努力,在越城(今浙江绍兴市)西部门内的光相桥东边建成了阳明书院,以广居从学之士。这座书院从此便成为阳明学派传道授业的重要场所,许多有名的王门学者都曾经在这里受学或讲学。

王守仁居越讲学六年(1522——1527),广授门徒,创立学派,其心学著作《传习录》由原3卷增至5卷(嘉靖三年十月由门人南大吉续刻于越),《文录》4册亦刊行传世(嘉靖六年四月由门人邹守益刻于广德州),其他理论著作亦广播于学界,这标明阳明学说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王守仁在“知行合一”的本体论方面完成了他的理论体系建设,以“良知”揭示道德本体,以“致良知”揭示道德修养方法,从而正式建立起具有独立思想体系的新儒家学说——阳明心学。与此同时,经过王守仁苦心培养的一大批阳明学派的骨干人物已经崭露头角,茁然独立。诸如浙中的钱德洪、王畿、陆澄、顾应祥、黄宗明、季本、张元冲、张元忭、蔡宗兖、朱节;江右的邹守益、欧阳德、聂豹、黄弘纲、陈九川、魏良弼、何廷仁;北方的南大吉;南中的黄省曾;楚中的林信;泰州的王民等等,后来都成为阳明学派支系的开创人物,为阳明学说的传播和发展各自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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