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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也 1. 我确信林莽受过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影响，同时，他与那位诗人在气质上存在着先天的某种联结，在精神上存在着后天的某种渊源。 林莽多次在诗文中引用埃利蒂斯的句子。 比如，在《圣诞夜的告别》中，他写道：“在屏幕上呼唤爱的歌手/使我突然听懂了某位大师的话语/'又要爱又要梦想那是犯重婚罪’”。这里的“某位大师”即指埃利蒂斯。《林莽诗选》的序言的结尾，林莽引用了埃利蒂斯的话：“双手将太阳捧着不为它所灼伤，并把它像火炬般传递给后来者，这是一项艰巨而我认为也是很幸福的任务，我们正须这样做。”这样借他人之语表达对于光明的热爱同时发出充满了使命感的公开宣言，竟让我联想到了丹柯，把燃烧的心举过头顶，让每一双眼睛都感受到光的指引。林莽在美国写下的那首《他乡遇故知》前面有一个引子，引的也是埃利蒂斯的诗句：“尽力将自己镌刻在那里/然后再大方地将它磨平”。在陆续写出的《读写散记》中，林莽干脆引用了埃里蒂斯在获诺贝尔奖的致答词中的话：“我将以明亮和透彻为题，来谈谈这两种境界……描写痛苦和苦难并不难，难的是把它们写得透明。”引用完了之后，林莽又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对这段话的理解。 这些引用，并非完全出于偶然。 可以看出林莽对埃利蒂斯这个希腊“饮日诗人”的偏爱，以及他们之间在艺术本质追求上的相似性。 埃利蒂斯有他的爱琴海，林莽有他的白洋淀。 包括林莽在内的那一批从京城去白洋淀插队的年轻人，很有些像荷马史诗《奥德赛》里的奥德修斯，由于某种自己不可控的外力而被迫离开了安全的家园，被剥夺了一切，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冒险的外部世界，他们一边漂泊流离，同命运博斗，一边也为这种“流浪”的自由而欢呼，后来又历经了千难万险才得以返家，然而家中的一切却并不尽如人意。白洋淀已经成为新建立的家，北京则是失去的家和回归的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这些人的身份发生了变更，归来时比出发时心智更加成熟，开始过一种省察之后的人生。而白洋淀已经演变成为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和基因，当多年过去，再次回望之时，白洋淀又演变成了另一种故土和家园，京城与白洋淀互为异乡同时又互为故乡。在林莽后来的很多诗歌甚至包括后来那些大量在世界各地游走时写出的诗作中，总是影影绰绰地还存在着一个白洋淀，有时是一个自然而具体的白洋淀，更多的时候，是隐形的白洋淀，精神上的或者形而上的白洋淀。即便是最近的作品，即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作品中，也是如此，比如，当写到如今的一个雪天，还会使他想起四十年前下雪天初到白洋淀找寻安身之处时的情景；即使在布拉格，在六月会想起历史中的春天，触景生情，最终让他心中既蓄满怀念又充满无奈与忧伤的，还是他在专制幕布之下度过了青春岁月的白洋淀；而在俄罗斯的第聂伯尔河和伏尔加河畔，那一丝由衷的哀伤又是为何，当然仍然与白洋淀所代表的那段特殊岁月不无关系；当诗人看一部新放映的电影，里面的乐曲使他想起的仍然是白洋淀那段贫困、质朴、心灵却并不潦倒的岁月；当听到手机微信里的大提琴曲，他又想起了往事，想起了他年轻时曾经沦落的白洋淀水乡，并联想到不同国度每一代人都有不忍回首的罹难。是的，白洋淀对诗人就是如此重要，正是那一年离家时“汽笛长鸣那辆冒着浓烟的老火车开向了多年后的现在”。 甚至，“白洋淀”、“林莽”，这两个汉字中的词语，看上去都是有着相仿佛的原始、自然、斑驳和生机盎然。 2. 林莽的诗风，有着接近着埃利蒂斯的那种光明与澄澈。 爱琴海之于埃利蒂斯，白洋淀之于林莽，有相通之处，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更是灵魂的一部分，埃利蒂斯将这个标志特征称之为“指纹”。 而且这一类似的自然地理特征以及所携带着的民族传统使得诗歌的质地趋于透明，埃利蒂斯认为这种透明是事物和事物之间存在着的无限延伸的穿透力。林莽则更进一步地把这种“穿透力”或者“透明”理解成在诗歌精神之光照耀之下的天籁，是对尘世苦难的提升或升华。林莽在《秋天的晕眩》一诗的前面引用了W.H.奥登《悼叶芝》中的诗句“靠耕耘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蔔园”，由此可见，他会同意，这样的方式才是关注人类文明的诗人解决苦难的最佳方式，奥登这句诗还容易使人联想起克尔凯郭尔对于“诗人”所下的描述性的定义：“诗人是什么？一个不幸的人；他心中藏着深深剧痛，而他的嘴唇却是被如此构造的：在叹息和哭叫涌过它的时候，这叹息和哭叫听起来像是一种美妙的音乐……”想必林莽对于这个说法也是同意的吧。 简言之，林莽观察事物的方式与埃利蒂斯有些相像。这是与生俱来的个人气质问题，同时也是文化背景影响之下个人精神对于外部自然的一种反映方式。 某种特定的自然地理会产生出不同的氛围并且转而影响到人的精神，埃利蒂斯在阳光明媚的爱琴海在希腊文化之中产生出了圣洁与貌似乐观的观念。而白洋淀无论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下，它的原始和野生的自然状态都是在北中国暖温带大陆性气候的灿烂阳光里和爽利的风中反射和荡漾着的粼粼波光，与纯洁、清新、柔性和亲切的观念相适应。离开白洋淀之后，许多年过去了，诗人生活于京城，游走了西方各国，生命经验在不断地积累和更新，而白洋淀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也许已经成为一个后花园式的存在了。 白洋淀作为一个或清晰或模糊的背景映照进他的诗中，读林莽的诗，不管这些诗是写在插队期间还是回城以后的日子里，不管是旧作还是新作，那些字里行间都时常会闪现出这样的水气与波光，仿佛有潮润的水气从纸页上吹拂而来。 3. 埃利蒂斯的诗中擅用《圣经》或荷马英雄史诗中的典故，但是，他使希腊神话富有了当代或者当下的意义。 林莽诗中涉及荆轲的历史故事与燕赵文化传统，恍惚之中似乎为自己找到了一种类似西方神话的原型的那么一类东西，这里当然是属于东方的一段历史记载。但是，与埃利蒂斯有些许相似度的是，林莽在他的诗中并没有直接使用或者改编这一历史资源和文化符号，作为自己灵感之源，他把这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当代化”了。由于命运的驱使，他自己已经在扮演着荆轲，那一批青年男女全都扮演了当代的荆轲，在时代的秋风中坐着火车离开了故土，或许一去不返。在长诗《记忆》的第三部分，他用相当多的篇幅写到了荆轲，但这个史册中记载的遥远的人物的身影竟渐渐地与诗人自己的身影叠印在了一起，分不清彼此，最终又与诗人的同辈们的身影叠加在了一起，分不清彼此。《列车纪行》中那个离开京城奔赴乡野的诗人形象，有迷茫，亦有悲壮，虽然迷茫大于悲壮，但是呈现出来的别无选择并且无可挽回的宿命感，却颇似荆轲，列车的那“一声长啸”也颇似高渐离击筑时荆轲和而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一刻，诗人的心理状态以至外貌风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当代版的荆轲了。 而在林莽的诗中，荆轲所带来的这种刚性血统又不可避免地被白洋淀地区的另一脉文化传承即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之柔性血统所稀释了，二者形成一种合力，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隐形的影响。前者那对强权的蔑视，以弱抗暴的殉道之美，那与正统儒家很不相同的放荡不羁和个人英雄主义的作风，以及后者那朴野优雅之气和闲散飘逸之趣，用诗情画意书写人性的优美、清新、诗性的传统，同时融合在了这个后来的年轻诗人的诗中。这种既不完全属于慷慨悲歌也不完全属于轻柔纯情的表现方式，产生或呈现出了一种漫游和独语的特点。是的，漫游和独语的特征在与林莽的诗中非常明显，这种特征恰好也体现在埃利蒂斯的诗中，只是，埃利蒂斯的漫游比林莽的漫游多了酒神精神的狂放，埃利蒂斯的独语比林莽的独语也更铿然，而林莽的漫游更多的是表现为物我两忘和天人合一，他的独语时的语调更多的是表现为笃定和悠然。 诚然，精神本质相仿，二者在文本上终究有很大的不相同。虽然林莽在诗中偶尔也使用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但是他的诗基本上没有埃利蒂斯诗中的无理性甚至晦涩，而是更多的体现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将现代派手法与他所处的这个东方国度的古典文化风尚结合在了一起。 4. 作为诗人，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笃定、光明、澄澈，在诗，也在人，是自然与人格、诗与人格的统一。 我曾经在一篇论文里谈及林莽，并写下过这样一段话：“……那是早已根植于这个诗人性情中的超越了诗歌创作本身的某种元素，那是比自己所有诗作都更阔大的人格元素。在这里我是指林莽多年来为以食指为代表的中国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浮出水面而所作的不懈而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我把这看成是白洋淀诗歌精神的一部分，从三十多年前的白洋淀地下诗歌时期一直延续至今。那种真正的同志式的友谊不仅有着类似于荆轲和高渐离之间的情谊那样的悲壮色彩，甚至或许还带有一点像孙犁《荷花淀》等一系列作品里所写到人与人之间的温厚体恤和脉脉温情？” 其实，何止于此，林莽在作为一个诗人和画家之外，同时又是一个很好的编辑家，他那像丹柯一样捧出燃烧之心的行动，不仅作用于与他同时代的同道者，而且又更进一步地延伸到了当今更年轻一代的诗人们身上——他不仅怀有热情与奉献，更可贵的是一直保持着警醒，而这些与他那一贯温润与淡定的个人风范从来不曾发生矛盾。面对圈子里太多的混乱，他是如何面对的？有一句他自己的诗，似乎可以为他的态度作一个注解：“他们天真的胡闹让我同情”。 在一个非此即彼的时代，在一个粗鄙与创造力相混淆的时代，尽力地保持斯文与中正，也许这正是林莽的意义。 (本刊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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