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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诗品出自人品”。没有刘勰,自然就没有《文心雕龙》。《梁书》、《南史》均有《刘勰传》,乃是研究刘勰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惜其史笔简要,语焉不详。老一辈“龙学”大家,如范文澜、杨明照等,虽曾多方涉猎,相互参证,使之眉目渐清,但亦屡有歧见。后之研究者多综合各家之说,概言其要,或斟酌献替,存疑再考。 刘勰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即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即今江苏镇江。他的祖父刘灵真,系刘宋王朝的司空刘秀之的弟弟;他的父亲刘尚则是职级不高的武官—越骑校尉。关于其家世史无其他记载。 刘勰大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初年(465-467),卒于梁武帝中大通四年(532)前后。总其历程,可分四个阶段: 一、少年苦读。从出生到入定林寺,历时约二十余年。刘勰少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二十岁左右,又遭母丧,孤寂无依,萧索度日。以家贫而不婚娶。但他“笃志好学”,自七岁起,即怀有美好的憧憬,执著地追求树德建言、经世致用的人生价值,准备着“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为母守丧三年后,进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以借助佛门优势,求得发展。按他的年龄和前后情况推论,此时他已接受了较高层次的家庭教育或塾师教育,有了较为良好的文化基础了。 佛门试功。从进入定林寺到《文心雕龙》问世,历时十五年左右。定林寺是佛教名刹,高僧云集,藏书甚丰,在帝王倡导“敬佛”的世风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在这里,刘勰作为佛教大师僧祐的助手,整理校订经卷,得以潜心攻读,遍览诸子百家之书;“积十余年”,达到了“博通经论”、“长于佛理”的程度,进而“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完成了大丛书佛教经论的编定,经僧祐审阅,成为定林寺的传世经藏。这是一项巨大的宗教文化工程,表现了青年刘勰卓越的才识、学养和功力。 刘勰在僧祐主持下编定佛经的过程,必然会深受其浸润和陶染。但他没有遁入空门,也没有改变他潜隐心头的儒家伦理观念。大约在他编定佛教经藏之后不久,他即怀着“师乎圣”、“体乎经”的虔诚愿望“殚心淬虑”地完成了空前的文论伟著《文心雕龙》。应当说,它的学术品位是很高的,现实针对性也是很强的,但却“未为时流所称”。刘勰“自重其文”,想方设法“取定”于官高位显又是文坛领袖的沈约。他乔装卖书商贩,拦阻沈约出行的车驾,呈上书卷,申明原委,沈约遂“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由此,《文心雕龙》始得为世人所知，刘勰也借此有了离寺出仕的“晋身之阶”。 三、出仕从政。从“起家奉朝请”到奉敕再入定林寺撰经,历时约十六七年。《文心雕龙》被沈约“大重之”不久,刘勰即受命担任奉朝请,获得了一个没有实缺的虚衔小官,开始走上了仕途。此后,历任南梁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之弟、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和梁武帝的第四子、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的记室,掌文书;继又兼任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官通事含人,管章奏;再迁步兵校尉,执掌宫廷卫戍。皇室王府中的这般职位,多涉枢要,名声显赫,萧氏帝王两代对刘勰亦颇为器重,每有引用和升迁。昭明太子好文学,尤以为知音,“深爱接之”。但作为幕僚、侍从人员,刘勰的渊博学养和深厚造诣,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在当时门阀森严的环境中,他仍然只能是一介“位卑多诮”的“文士”。其间,刘勰曾转任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管理仓廪。又转任“太末令”,即浙江龙游县的县令,且“政有清绩”,但他在仕途上未能得到持续发展,又回到帝王身边去了。 《梁书·刘勰传》载,“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曾“有文集行于世”。今虽已散失,但仍有《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等文,以及一些有关名僧碑志和经藏序录的题名和片断,散见于史传之中。可以想见,刘勰虽身在王府衙署,力图“达于政事”,“匡世济民”,但他没有割舍与佛家的不解之缘。此时,他还未曾皈依佛门,剃度为僧,却已经是一位备受尊崇、广有声望的佛学名家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由,既崇儒又敬佛,以儒教为国教的梁武帝,在高僧僧祐逝世后,才“有敕”让他再入定林寺,协助慧震沙门去撰经。这就是南梁王朝所给予刘勰的最高“礼遇”了。 四、燔发出家。从奉敕再入定林寺到“未期而卒”,历时约十有余年。定林寺的经藏,本已由僧祐和刘勰编定完毕,惟此后二十余年间,僧祐又收集到了许多经卷,而未及整理,梁武帝至为关注。刘勰奉敕再入定林寺撰经,正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承继僧祐的未竟之业,这又是一项巨大的需要时间、学养和功力的宗教文化工程。及至“证功”完毕,刘勰已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回眸来路,竟只子然一身。名僧僧祐以七十四岁高龄圆寂了,太子萧统则以三十一岁的黄金年华匆匆“归位”,曾经“垂梦”给他的“大哉圣人”,又在哪里呢?刘勰是心有灵犀的精深微妙的佛经终于沁入了他的灵魂,遂使他毅然“先燔鬓发以自誓”,“启求出家”了。而痴迷于佛的梁武帝竟慨然“敕许之”,让为萧氏王朝奉献了毕生才智的刘勰“于寺变服”,“改名慧地”,叶落归根了。不到一年,刘勰就去世了。 综上所述,刘勰在儒佛两家“异经同归”、“殊教和契”的境遇中,度过了他追求、奉献的一生。他借重于“佛”,却不弃“儒”;他跻身于“儒也不离“佛”;直到他晚年出世归隐,还要按照儒家崇尚的“君臣所以炳焕”之礼,祈请皇帝恩准。他因应时序和世情的制约,采取了“惟务折衷”的态度,集佛儒于一身,有时还兼容了道家与玄学的某些观念,这就使他的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中既有许多源于历史和现实的朴素的辩证因素,对他的文论著作起着主导、支配的作用;又有某些历史身世的局限与偏见,影响着他对字宙本体和社会人生的认识,这就需要今之研究者审慎地予以辨析和清理了。 漫长的岁月,执著的追求,未能使刘勰实现“纬军国”、“任栋梁”的政治抱负,却使他表现出了足以“为世楷式”的人品和文品,留下了光耀千秋的文化遗产。今之研究者誉之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学思想家、文章学家、写作理论家;扩而言之,又誉之为伟大的经学家、史学家、汉学家,乃至中华传统文化大师,这些称誉对于刘勰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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