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朱寿桐 | 之于卢新华：叫作米勒或弥勒的重要性

之于卢新华：叫作米勒或弥勒的重要性

朱寿桐

以“伤痕文学”的创作及其轰动效应代表一个文学时代的卢新华，会不会以《米勒》的发表带来新一波文学热潮？从目前得到的阅读反馈信息来看，可能性极大。包括著名评论家陈思和在内的学者、作家们都对《米勒》表达了强烈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大家都普遍使用了“震动”一词。陈思和说，“再次受到震动”；美国华文女作家张惠雯也表达了读过此作之后“给我一种久违的震动”；陈谦则说，“很久没有读到像《米勒》这样有撼动力的小说了”；唐颖也说，“读了新华老师的《米勒》很震撼，很久没有读小说读到泪流”。作家夏商、施玮、刘荒田、周励、陈瑞琳等都从不同角度给予充分肯定与热烈赞赏。

小说带来的“震动”“震撼”效应当然体现在作品具有的情绪感动力，也体现在它的思想深度和人生批判力度，更体现在人物复杂、神秘而充满惊悚的行动轨迹，命运线索和心路历程的展露上。如果说这些都是一个成功的小说作品应该具有的文化素质和艺术素养，那么，我更倾向于从小说的命名分析作品体现的混沌思维和浑厚的美学效应。

据了解，小说最初题为《米勒》，后来曾打算改为《出家人》，最后还是决定以《米勒》为题。这实际上是进入这部小说的两个学术通道，或者是解读这部小说人物生命密码的标志性路径。其实，《出家人》作为小说的篇名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作品中所写的主要人物都是“出家人”：米勒固然是出家人，离家出走投身革命队伍的吴怀宇也是走出家庭的“出家人”，图图更是无家可归的“出家人”，便是小说中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的Terry，“我”，又何尝不是一个出家人？因为他“所有的活动和心灵聚焦都在外面”。

可是，最后仍然将小说定题为《米勒》，则传达了作者一种混沌思维的生动性和复合性。文学中的所谓混沌思维，是指作家在作品构思、人物刻画、人物性格把握中，有意模糊对象定位的清晰度和精准性，让自己也让读者对作品内容、故事情节和人物意义作多方面联想的创意思维。一般来说，思维越清晰越准确越好，因为这样才能够厘清现象、解决问题，并为文学形象作出明确的价值定位和文化定位。但文学的规律又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混沌思维，模糊把握，往往更能够激发和鼓励人们丰富的联想，在许多含混地带呈现内涵的多义性。《米勒》表现的是非常复杂的人生，无论是赌场的人生还是战场的人生，无论是情感场域还是宗教场域，都尽显这人生的激烈与神奇。面对这样复杂的人生，作家卢新华当然有准确的价值把握，正像他在《财富如水》《三本书主义》《紫禁女》《伤魂》等作品中所揭示的，他的价值观念、人生批判和形象定位、文化思考都特别明确、清晰，然而进入到《米勒》的创作中，特别是对小说主人公的形象把握中，他似乎并不想将形象的意义及其文化指向都厘定清楚，都阐释得准确无误，他想在复合的、叠加的、多义性的意义和文化指向方面把握米勒的形象。

当然米勒的形象首先是修行者和播道者、牺牲者和殉道者的书中人物，是一个被宗教和社会所塑造的典型，是一个寄托着许多人，包括他的师父，包括他的妹妹图图，包括他的朋友同时也是叙事者Terry在内的人们的人格梦想、情感寄托和道德想象的人物形象。他对自己的信仰有着坚定的坚守和稳固的信念，对于周边的人和世界保持着宗教的虔恪与牺牲精神。在他的命运遭逢中，有着太多的苦难，有时候甚至是濒临深渊般的恐惧，但他总是以从容的态度和超脱的风格、难以想象的意志力和坚毅的性格完成自己的宗教修炼和人生历练。他甚至不像佛教徒那样明确笃信彼岸，也不像基督徒那样深信救赎，唯其在没有彼岸与救赎的抚慰之中，那样的坚守和修炼才显得更加可贵。他不是救世的英雄，甚至也不是自救的修道者，他与所有没有修炼的俗世间的人一样面对着人生的残缺和命运的永不圆满，但是他仍然像一个孤独的夜行人那样心无旁骛地走向虚妄的明天和道德的黎明。这样的米勒绝对不是人生的英雄甚至也不是生命的榜样，这个形象的意义就在于启发我们，在物欲横流的世界，存在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它以人格化的形态体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觉得精神世界不再是空虚一片，也许宗教的说教都难以解除人生虚妄的认知，但对于一种人生境界的虔恪的精神却可以使得这样的虚妄得到有价值的填充。

其实，卢新华在小说中没有过多地渲染佛教教义，甚至也没有让米勒这个人物去套用教义进行布道，相反，通过这个人物修“无漏法门”的失败，以及对于无漏境界的懵懂无知，甚至会减弱、消解某种教义的宣导力度。然而，这个人物即使身处西方世界，即使身处战场和赌场、商场（尽管是小小的跳蚤市场）之中，也一直坚持以自己的人生实践着一种精神世界的承诺与梦幻，这样的坚守、守望多少带有生命的和精神的悲剧意味，但它的意义非常明显。固然，人生应该以崇高的、理想的政治信仰为价值目标，但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在异国他乡的人生中，刻画米勒这样的人物对于心中价值的坚持与守望的精神，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虽然不能充当榜样的力量，更不是让人崇拜的英雄，但他是精神生活的主体，可以用来对物欲横流的西方世界构成一种价值制衡的力量。

不必讳言，米勒还是弥勒的谐称，他的身上同样体现着作者所理解的弥勒的精神气象。虽然小说中的米勒不仅像宗教上的弥勒那样，笑口常开，给人以消烦解愁的情感抚慰，同时还较多地体现了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格局，以及佛教所提倡的悲悯与慈怀。他对于吴怀宇过激的革命行为，以及对他与图图之间的激情爱恋，都充满着包容，并且不惜牺牲自己的情感尽可能成全这样的姻缘，后来又乐此不疲地以自己的悲悯与奉献为周边的人群、为芸芸众生、也为图图和Terry，泼洒生命的宽容、智慧之水，从而在有限的然而又是非常真挚的人生抚慰行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精神，并焕发出相应的魅力。

当然不能将弥勒佛的神迹与米勒的形象等量齐观，甚至也不能做简单的比附。但无法否认，米勒至少模糊地体现着卢新华所理解的弥勒精神，包括小说中传达出来的文化批判性也带有这样的弥勒精神。如果说弥勒佛的“笑口常开”，是在笑世间可笑之人，作家通过米勒的遭遇、米勒的感触，以及米勒的精神生活，同样将物欲横流、物质至上的社会人生进行了全方位的检视、披露与批判，这样的批判中实际上也显示出作家所理解的弥勒精神与风格。

我不知道作家卢新华对“米勒”的命名以及形象的选用，是否与另外两个都叫做“米勒”的西方文化名人有文化联系，或者有着多大程度的文学联想，一个是美国著名文学家和剧作者阿瑟·米勒，另一个是法国著名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美国文学家米勒是20世纪杰出的剧作家，他主要关怀城市下层民众中的少数特定人群的生活，主要作品有《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两个星期一的回忆》等等。法国画家米勒是19世纪杰出的艺术家，他非常醉心于表现农村的题材，反映农村生活中平民的生活境况，代表作有《播种者》《拾穗者》《晚钟》等。这两个米勒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都分别是从城市和农村的角度拥抱底层人民的艰难、痛苦的人生，并且在这样的人生中有些残忍地发掘令人心酸的诗意。无论是有意还是巧合，卢新华通过米勒这一形象，展示的正是底层民众的艰难和痛苦的人生，披露的是城市中和乡村中，西方现实和东方传统中，宗教周边与世俗生活中，来自于底层人群的悲痛、辛酸，在这种底层人生的况味中，又多少呈现出某种诗意的写照。这正是美国文学家米勒和法国艺术家米勒的审美视角和文化精神。卢新华的米勒可能不是有意识的这种“米勒”精神的演绎，但却无法不让人联想到这种美国米勒和法国米勒的底层社会关怀的精神，只是，卢新华的米勒不会停留在美国米勒和法国米勒的人道主义精神境界之上。

卢新华塑造了米勒的形象，并且对这个形象和这部小说作了“米勒”的命名。作为一个汉语文学家，他对米勒的命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由此，《米勒》构成了一种多重复义，也让人联想到米勒作为一种文化意象的多义性，这正是小说丰富性的一种生动体现。

总之，《米勒》是一个相当开放、丰富、蕴藉、悬疑，同时高潮不断迭起的小说文本，相信每个读者在淋漓酣畅地一口气读完后，都会如我一般在激动过后，思想仍附着在卢新华所塑造的鲜活的人物身上，并陷入遐思、沉思和冥思。

作者简介

朱寿桐，文学博士，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历史文化中心主任，南国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澳门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海外暨港澳台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