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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伦·克尔恺郭尔 亚伯拉罕（Abraham）接到一条来自上帝的旨意，一道极为恐怖的命令：他必须牺牲唯一的儿子以撒（Isaac），把他献祭给上帝。 亚伯拉罕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爱自己的儿子，但同时也是一名虔诚的信徒，知道必须顺服上帝旨意。 在《旧约全书·创世纪》（Old Testament）里的这个故事中，亚伯拉罕把儿子带到摩利亚山（Mount Moriah）顶，把他绑在石祭坛上，准备按照上帝的指令用刀杀死他。 在最后一刻，上帝派来的天使出手阻止，最后亚伯拉罕牺牲了一只被困在附近灌木丛中的公羊用作献祭。 作为对亚伯拉罕忠诚的奖赏，上帝让他的儿子活了下来。 人们通常认为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保持信仰，执行上帝的旨意，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要怀疑上帝的命令。 但是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认为，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在他的著作《恐惧与战栗》（Fear and Trembling，1842）中，他试图想象亚伯拉罕在从家中到摩利亚山顶那三天的心路历程。 亚伯拉罕知道，抵达山顶之日，就是亲手杀死以撒之时，在这三天里，他心中有着什么样的疑问、恐惧和痛苦？ 克尔恺郭尔是个很古怪的人，他住在哥本哈根，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白天，人们常常看见这个瘦小的男人行走在城市街头，与同伴轻声交谈。 他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丹麦的苏格拉底。 晚上，他会站在桌子前写作，周围点着蜡烛。 他有一个怪癖，就是常常在一出戏的中场休息时出现，让人以为他玩得很开心，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看戏，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忙于写作。 他是一名勤奋的作家，但在个人生活方面，却必须做出痛苦的选择。 他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姑娘，雷吉娜·奥尔森（Regine Olsen），并向她求婚。 她同意了，但他却担心自己过于忧郁，过于虔诚，不适合结婚。 他担心人生会像自己姓氏Kierkegaard所暗示的那样（在丹麦语中意为“坟场”）暗淡，于是写信给雷吉哪，说不能和她结婚，并退回了订婚戒指。 他对自己的决定内疚不已，以后的许多夜晚，都在床上哭泣。 雷吉娜伤心欲绝，恳求他回心转意，克尔恺郭尔却拒绝了。 在那之后，他大部分作品的主题都是探讨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以及知道自己的决定正确与否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这些主题并非巧合。 他最著名的作品《非此即彼》（Either/Or）的标题就包含了如何选择的意思。 这本书让读者在追求快乐美好的生活与基于传统道德规则的生活之间做出选择，在肤浅浮华和恪守伦理之间做出选择。 不过，他在整个写作生涯中，都不断回到对上帝的信仰这个主题上来。 亚伯拉罕的故事便是其中的核心。 在克尔恺郭尔看来，信仰上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要求在完全无法知晓未来时纵身一跃，因此在做出决定前，必须对上帝抱有信仰，即使将要做的事情违背了传统观念。 如果亚伯拉罕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他就做了一件有违伦理的事情。 父亲有保护照顾儿子的基本责任，当然不应该把儿子绑上祭坛，在宗教仪式中割断他的喉咙。 上帝要求亚伯拉罕做的就是无视伦理，全身心投入信仰。 在《圣经》中，亚伯拉罕此举被描述成令人钦佩的行为，因为他无视正常是非观念，准备牺牲自己的儿子。 然而，他就不会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吗？ 如果他收到的命令不是真的来自上帝呢？ 也许只是一种幻觉，也许亚伯拉罕疯了，脑子里幻想出一些声音。 他怎么能确定这一点呢？ 如果亚伯拉罕事先知道上帝在最后一刻会出手制止，对他来说就不是什么艰难的选择了。 但是，当他举起利刀时，真的相信会亲手杀了儿子。 正如《圣经》所说，这一点才是关键。 他的信仰之所以如此之深，是因为相信上帝，而不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否则就不叫信仰了。 信仰是有风险的，而且也是非理性的，你信仰什么不是通过理智分析得出的结论。 克尔恺郭尔认为，有时候，通常的社会责任，例如父亲应该保护儿子，并不是最高的价值观。 服从上帝胜过做一个好父亲的责任，甚至胜过任何其他的责任。 从人性的角度看，单单亚伯拉罕考虑要牺牲掉自己的儿子这一点都显得冷酷无情、毫无道德。 但是，上帝的旨意可以比作是一张王牌中的王牌，不管旨意的内容如何，人类的道德都不再重要。 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为了信仰而放弃伦理道德的人，在做出决定时仍然是痛苦的，因为他们冒着可怕的风险：不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有什么好处，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还不清楚旨意是否真的来自上帝。 选择这条道路的人是完全孤独的。 克尔恺郭尔是一个基督徒，但却憎恶丹麦教会，基督徒沾沾自喜的行为方式让他无法接受。 在他看来，宗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选择，而不是在教堂唱歌的温馨借口。 他认为，丹麦教会歪曲了基督教，其教徒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毫不奇怪，这些观点让他很不受欢迎。 跟苏格拉底一样，他的批评意见和尖锐言论惹恼了身边的很多人。 写到这里，我似乎显得很肯定上面提到的确实是克尔恺郭尔的理念，但是要理解他在任何一本书中希望表达的真实思想其实并不容易。 这绝非偶然，因为他是一个鼓励读者独立思考的作家。 他很少用自己的真名写作，而是采用笔名。 例如，他在写《恐惧与战栗》时，用的是约翰·德·西伦提奥（Johannes de Silentio）这个名字，意为“沉默的约翰”。 这么做并非为了避免人们发现这些书作者的真实身份，其实很多人马上就能猜到作者是谁，也许这就是他希望发生的情况。 在克尔恺郭尔的创作中，虚构的作者是一个角色，提供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是他使用的技巧之一，在讨论某个话题时让读者清楚他的立场，并鼓励读者参与辩论。 阅读时，通过角色的眼睛看世界，然后对其人生态度做出判断。 阅读克尔恺郭尔的作品几乎就像在读一部小说，他经常使用虚构的叙事来探讨思想。 在《非此即彼》（1843）这本书中，虚构的编辑维克多·埃莱米塔（VictorEremita）写道，他在一张二手书桌的秘密抽屉里发现了一份手稿，而这份手稿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埃莱米塔还发现手稿是由两个不同的人写成，他称这两位作者为A和B。 A是一个寻求快乐的人，他的人生就是不断寻找新的刺激来避免无聊。 他以日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勾引年轻女子的故事，读起来就像一篇短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克尔恺郭尔与雷吉娜关系的影子，然而，与克尔恺郭尔不同，A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这本书第二部分的作者B似乎是一位为恪守道德进行辩护的法官。 第一部分的风格反映了A的兴趣所在，其中有一些关于艺术、歌剧和勾引女性的小片段，似乎作者无法长时间专注于某一个话题。 第二部分的写作风格严肃、冗长，反映了法官的人生观。 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还在为可怜的雷吉娜·奥尔森遭到抛弃而感到难过的话，其实大可不必。 她在结束了与克尔恺郭尔艰难的分分合合之后，嫁给了一名公务员，似乎一直都过得很幸福。 然而，克尔恺郭尔却终身未婚，分手后甚至再未有过女朋友。 雷吉娜确实是他一辈子的真爱，他的人生短暂而痛苦，42岁便离开了人世，这段失败的恋情几乎是他一生中所有作品的灵感源泉。 跟许多哲学家一样，克尔恺郭尔在生前没有得到太多赞赏。 然而，在20世纪，他的作品开始受到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的欢迎，比如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这些人特别赞赏他的作品中有关在没有既定指引的情况下做出痛苦抉择的论述。 在克尔恺郭尔看来，做出选择时的主观视角、个人的经历等都非常重要，但卡尔·马克思则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 跟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对历史如何展开以及背后的推动力有着宏大的构思。 与克尔恺郭尔不同，马克思对通过宗教进行救赎不抱有任何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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