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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4日上午9:30-12:00，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艺术学系、中文系联合主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7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之红学论坛（2021）——《饮食男女：〈红楼梦〉中的性别问题》在腾讯会议如期举办。 本次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卜喜逢担任学术主持，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夏薇，与谈嘉宾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教授孙伟科，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陈亦水，并由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詹颂担任学术评议。除腾讯会议主场以外，此次论坛还在bilibili同步直播，在线观看量超过1900人次，反响热烈。 论坛开场，卜喜逢副研究员首先就红学论坛的开办作出简要说明，申明红学论坛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立项举办，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艺术学系、中文系联合主办的高端论坛，同时也是庆祝中国艺术研究院建院70周年的活动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是我国最高的艺术研究机构，是艺术研究的国家队，拥有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杂志，研究生院的艺术学系、中文系的相关机构和平台，拥有独具特色的红学博士点、硕士点。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等各位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红学前辈。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中国红楼梦学会为红学在新时代的学术研讨提供了新的空间，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红楼梦学刊》被称誉为“学术界的常青树”，其创立得到了俞平伯、茅盾、周扬、叶圣陶、王昆仑、贺敬之、吴组缃等老一辈学者的关怀。此次红学论坛以《红楼梦》为对象，站立学术前沿、注重学科建构、关注跨学科发展、促成学科体系完善，使红学话语具有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其宗旨在于推出学术话题、活跃思想、引领发展，为师生（包括红学爱好者）提供精神营养，寻绎文学经典价值，为红学的再出发开辟道路。随后，他向大家介绍了本期论坛的主讲嘉宾夏薇研究员、对话学者孙伟科教授、陈亦水讲师以及评议人詹颂教授，并对四位学者能够应邀出席表示感谢与欢迎。  随后，在主讲环节中，夏薇研究员围绕“饮食男女：《红楼梦》中的性别问题”展开了自己的发言。她表示，《红楼梦》能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是因为作者对人生、社会有着总体的疑问和思考，他并未给读者提供答案，小说所贡献的是作者的整个思考过程，存在很多矛盾和挣扎，其魅力就是真实地表现了人性，这种人性的真实主要通过欲望予以表现，而人最大的欲望就是饮食、男女。  围绕“饮食”问题，夏薇研究员首先对比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中关于饮食的描写。《三国演义》中存在大量对“饭局”的描写，但大多只有“局”，没有“饭”，饮食对小说中的人物和主题思想的距离相对较远，只是偶尔的表现工具而已。相较之下，《水浒传》的饮食描写有了较大进步，读者可以看到鱼、嫩鸡、酿鹅、熟牛肉等具体食物，但大多仍只是通过凸显人物食量之大来表现英雄形象。《西游记》则通过饮食设置了取经灾难，唐僧肉作为贯穿取经的暗线，将小说中单个的故事悉数串联起来。《金瓶梅》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描写饮食习俗最丰富的作品，其饮食特点是“种类繁多”，从西门庆宴请蔡、宋御史一顿酒席花费“千两金银”可表明其饮食的作用是要彰显人物的富有和身份，与整体情节的关系并非十分紧密。《红楼梦》中的饮食则完全不同，其突出的特点是“模糊性”，作者从未将食物本身作为讲述重心，更强调的是食物背后的故事。换言之，饮食描写中大多都蕴含着对小说主题的隐喻。 第一，生活习惯和情志的失衡。《红楼梦》的主题之一是“忽喇喇似大厦倾”，“倾”代表了失衡，各方面平衡的丧失就导致贾府的倾颓和瓦解。大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小的方面包括饮食、服饰、居所。贾府饮食失衡的第一人是林黛玉。林黛玉饮食的描写隐喻着死亡的结局，作者从黛玉一出场就反复强调“药”在其饮食中所占的比例——“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饭时便吃药”，小说总共提及15次黛玉吃进的东西，其中有7次，什么吃的都没有，只有药。剩下的饮食便是“十顿饭只好吃五顿”，“喝了两口稀粥”，到了第六十二回时，黛玉索性连茶也不喝了，吃的越来越少。林黛玉饮食减少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生活习惯的改变。黛玉初进贾府就发现贾府的习惯是饭后立刻喝茶，和在自己家中不同。曹雪芹并未指出饭后立刻喝茶是否健康，但在“方不伤脾胃”处有一条甲戌侧批写道：“夹写如海一派书气，最妙！”，说明批者知道这是养生之道，只是读书人不必要的一个讲究。苏轼曾在《东坡杂记》中写道：“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即去，而脾胃不知”，现代科学也认为：“饭后马上喝茶不利于消化，茶叶能够抑制铁的吸收。如果饭后饮用1克干茶叶来泡水的话，那么，人对于食物中铁的吸收就会减少50%，就会造成缺铁性贫血”。以此推断，林如海制定的养生之道，应该和饮茶习惯一样是对身体有利且能经得起理论检验的。而黛玉到贾府后，这些习惯“一一改过来了”，这种习惯的改变造成了身体的不良反应。其二，情志失衡。林黛玉具有典型的厌食症，中医认为厌食症是由于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导致的脾胃运化机制出了问题。中国文化认为“五味”与“五情”相对应，情志失衡，就会表现为对五味的厌弃。正常人有其他欲望时，注意力会从饮食上转移。《黄帝内经》中的饮食观是“恬淡虚无”，才能“美其食”，黛玉不能节制自己的情绪，因而不能“美其食”。饮食对她而言已成为负担，并非享受，再加上对父母和家乡的思念以及旧有的病根，其身体自然越来越坏，这是作者为其设计的死亡之路。  在吃的问题上第二个失衡的人是贾宝玉，他经常吃女孩嘴上的胭脂，这是曹雪芹的创意。宝玉的行为是一种心理成长类型的表现，心理学中称之为“口唇人格”，“口唇期”是人类心理性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出生到两岁左右，婴儿的性快感是从口唇来获得的，但有的青少年或成年人虽脱离了婴儿阶段的口唇期，依然会保持那个时期的特点。临床表现有两点：第一，过度关注口唇的活动，长大后还会过度关注，比如吃、喝、吸烟和接吻。第二，如果在婴儿期被过度满足，成年的时候就会过分乐观和依赖别人。宝玉喜欢吃女孩嘴上的胭脂，作者解释为“爱红的毛病”，其实是他心理发育过程的一个病态行为，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周围充斥着女性，他被过度地满足了，没有正常的脱离婴儿的口唇期而进入下一个心理时期。在长大以后依然保持着对口唇活动的依赖，不仅是女孩口上的胭脂，对女孩们的依赖也更加明显。此外，宝玉比其他人物更关注吃，更讲究吃，他总能记住别人对于吃的特别爱好，他的食欲和酒瘾都很大，还喜欢随处发表意见，即便他父亲在场，也不能控制自己，这就是口唇期延续到成人之后的一个标志，宝玉对吃和口唇活动的依赖都说明了他心理发育的畸形和失衡。 第二，贾府饮食体现着道德失衡的思想。古人关于饮食的思想存有矛盾，一方面认为饮食是欲望，需要节制，如《黄帝内经》认为上古之人能“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但另一方面儒家的饮食思想，如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说法，又强调吃的东西要精益求精。人类从追求吃饱到吃好，对饮食欲望的不断膨胀，结果就是饭菜越做越好吃。曹丕在《典论》说：“一世长者知居处，三世长者知服食。”这表明对精细饮食的追求要经过几代人的积累。《红楼梦》中从“茄鲞”到“小莲蓬、小荷叶的汤”，这是一种上升到文化层面的饮食水准，是贾氏家族五世勋贵的高端生活的累积。这种高端生活中欲望的高度满足和其家族的衰败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古人崇尚节欲，节制饮食也是节欲。贾府中人生病后“以净饿为主”的方式离饮食节制尚远。古人认为，内心的平静安详，才是节制欲望的根本。贾府削减饮食的数量只是治标不治本，这种方式也推延至贾府生活的其他方面，诸如削减开支、削减人口等，都没有抓住根本。贾府在削减数量时，并未削减内心的欲望，况且人人内心崇尚着奢侈浪费，这在贾府不断举办的各种大小宴会和对日常饮食的精细追求中均有体现。贾府从上至下，皆在“为了吃”和“如何吃”中不断地打破规矩、僭越、毁坏礼教。他们并未明确地与制度、习俗和律法作对，但在争夺对食物的占有权，为了吃饱、吃得有身份体面、获得更好的食物供给方面，其不断膨胀的私欲体现得淋漓尽致。曹雪芹写的不仅是“吃”的政治，更说明了这个家族衰败崩溃的原因就是道德的彻底失衡，而这一切主要通过饮食予以表现。 此外，《红楼梦》还描写了很多宴请和聚餐。首先，宴会本是求同的，希望亲友能和谐相聚，但在关系极为复杂的大家族中，每次聚餐都充满危机，作者借着危机讲述更有料的故事，曹雪芹可谓将“吃”写到了极致。其次，宴会的形式有分食与合食两种。《红楼梦》中的宴会基本都是合食，唯独第四十回，贾母宴请刘姥姥时，宝玉提出了新的聚餐方式，即“分食”，描写极为细致。这一分食的宴会恰好在贾母宴请刘姥姥的时候，或许是作者有意识地安排。如果作者让妙玉表示出对刘姥姥的厌弃，要把她喝过的杯子扔掉是为了塑造妙玉这个有洁癖的、阶级等级感极强的女孩形象，那么让宝玉提出分食却完全不同，因为宝玉并没有妙玉那样强烈的癖好或等级观念，相对大观园的女孩们而言，他对刘姥姥始终还算厚道平和，而且从宝玉毫不经意地提出建议的文字中，丝毫看不出作者为了强调人物性格而进行的艺术加工。因此，如果这不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极有可能是作者对阶级和城乡差异的看法造成的。对于刘姥姥而言，进荣国府最吸引她的就是丰盛美味的食物，作者很清楚这一回的写作重点就是食物，要写食物，就要写吃的方式，但他无法容忍刘姥姥、板儿和贾府的贵族们在一个盘子里平等的取食，他也不想描绘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或极少存在的阶级融合的场面。因此，《红楼梦》的宴会中就有了唯一一次大规模的分食活动。  随后，夏薇研究员分析了古代不同小说中对待女性的态度。《三国演义》是“用女人”，强调女性的实用价值，貂蝉、孙尚香等都是用家世容貌帮助男人成就伟业；《水浒传》是“恨女人”，有诱惑力的女人会破坏男性的英雄形象，小说中所谓的理想女性是男人婆，和男人一样闯江湖，杀人越货，但不能和男人一样成为英雄，女人要想成为男人的战友，就必须放弃女性的某些特质，变得无性、中性或者男性化；《西游记》是“怕女人”，女人皆是妖魔，唯恐避之不及。作者对女性的要求是四大名著中最低的，即女人只要不给男人闯祸，不用去施美人计，也不用有钱，就是理想的女性了；《金瓶梅》则是“辱女人”，作者把女性看作是男性私生活的一部分，有能力的男性可以掌控一切，不管是有钱的和没钱的女人，贞洁的和不贞洁的女人，淫荡的和不淫荡的女人，他都可以纳入囊中，操控她们的命运。而《红楼梦》之所以成为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原因之一便是作者对女性价值的认识和赞美。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并未将理想的女性塑造成集各种美于一身的、不可能存在的人物形象，而是将理想女性的特质分摊至各种女性身上。 基于此，夏薇研究员进而分别讲述了明清小说中存在的四种理想女性，即“实用型”理想女性、“灵魂型”理想女性、“德情兼备型”理想女性和“缺憾美型”理想女性。  第一，“实用型”理想女性。这类女性主要表现为“贤内助”和“妇言不听”。不让女性说话的根源可上溯至《管子》，“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房玄龄在注中解释为：“妇者所以休其蚕织，此之不为，辄言人事。妇人之性险诐，故赏罚不信矣。”认为女性的工作就是“蚕织”，不能参与议论大事，这是因为女性的本性阴险狭隘，不能像男性那样做到公平公正，因此不能听信妇人之言。其他《汉书》《隋书》《新唐书》《明史》等历史典籍中均明确提出了“妇言不听”，还有很多笔记将“妇言不听”作为家训郑重提出，警告子孙后代。《林兰香》《英烈传》《禅真后史》《野叟曝言》《绿野仙踪》等小说中皆有警告男性不要听妇人言的故事。但在日常生活中，男性不可能永远不需要女性的帮助，于是产生了“贤内助”这一与“不听妇言”正好相反的概念。男性对女性最常见的好评莫过于“贤惠”。自古以来，“贤惠”一词就具有性格色彩，“贤内助”比“贤惠”更进一步，是广义上的“贤惠”，更强调女性的实用价值。虽然《礼记》云：“男不言内，女不言外。”但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限制并不代表劳动力的闲置，女性对社会和家庭生活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以男性中心主义制度为前提，以女性参加家庭内部劳动为基础的性别关系的确立，是“贤内助”这一典型女性形象得以生发的根源。 第二，“灵魂型”理想女性。对女性而言，才女是最能淡化时空感的定义；对男性而言，才女是其最向往的异性，满足男性精神层面的需求。“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性别方针对两性的思想都有着戕害和限制。美丽而有才的女性的苦难更易引发男性作者们的悲悯和慨叹，“佳人薄命”“红颜祸水”的观念都渗透在两性思想中。如《林兰香》中耿朗初见梦卿时的心理描写：“妇人最忌有才有名。有才未免自是，有名未免欺人。我若不裁抑二三，恐将来与林、宣、任三人不能相下。”这类作者的头脑还算清醒，他首先承认有才有名，即聪慧贤德的女性是优秀的，使他“初见梦卿求代父罪，生了一番敬慕之心。次见梦卿甘为侧室，又生了一番恩爱之心。后见梦卿文学风雅，复生了一番可意之心”。才女在这部作品中被描写得淋漓尽致，但作者认为才女如不加以约束，便要家宅不宁，才德也是祸水。因此，为了求得性别等级关系的平衡，作者不得不让耿朗放弃和梦卿的爱情。换言之，作用力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为了建构男性中心主义的性别制度，男性牺牲的是情感自由，在约束女性的同时，也要有相应的自我约束。 第三，“德情兼备型”理想女性。这类女性既有德行又深情，是满足男性情爱、道德审美标准的女性类型。因此，又提出一对概念：“良人般的娼妓”与“娼妓般的良人”。“良人般的娼妓”是男性所喜爱和乐于接受的，又是男性在一定范围内拒绝和反对的。男性的双重标准，使得古代小说作者经常明确强调不要“淫人妻女”，并极力恐吓说，“淫人妻女”的下场就是自己的妻女也将被别人玷污，这清楚地显示了男性对自己所建构的女性审美的双重标准的不信任和质疑。所以，除政治地位所规定的等级之外，女性又被人为地划分出了另一种等级，即是“良”还是“娼”，这是一种道德层面的等级划分，因为古代男性并不会甘愿让自己的私生活变得干枯乏味，于是就有了“傍色”“乱色”“邪色”等多种名词及“贤妾美婢”“贤妻美妾”的标准出现。这说明有些男性虽需要处于不同道德评判下的女性，但他们的内心对此却有着很清晰的分界，并且能够理智地去面对自己制造出来的正、邪两派的异性。 第四，“缺憾美型”理想女性。《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对女性礼赞最多的作品，其之所以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女性，是因为它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五世同堂”的家族，家长控制着祖产，这个时候女性则是另一番天地了。古代社会规定“男主外”，但如果男人公务缠身，便允许妻子管理家务。因此，当贾政和贾赦的父亲去世后，贾母便是最高权威者。贾赦和贾政虽然也有权力，但对母亲的孝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很多事情都无法决定，外务又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导致男性家长的职责大部分要由女性代劳。因此，《红楼梦》中的大家族具备了女性主义生长的物质基础，女性在这样的家庭中拥有各种权力，也有机会在使用权力的过程中表现自己的才干和能力。 但《红楼梦》和女性主义作品仍存有差异。现代意义的女性书写主要有两个目：其一，要建构女性自己的历史；其二，要通过女性书写来破坏语言的既定秩序，使男性中性的话语形式失效，从而消解男性中心的权威。相较之下，《红楼梦》的写作目的符合第一点，它是有意识地记录女性的历史，“使闺阁昭传”，这是完全区别于其他小说的。但在第二点上，作者虽有时也想冲破这种愿望，但效果并不明显，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只能说《红楼梦》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红楼梦》作者在第一回中写道：“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荼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从女性主义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对反女性主义写作的批判。所谓反女性主义文学，即那些主要为男性中心意识服务，强调女性的性感和煽动欲望的能力的作品，中国古代狭邪小说如《肉蒲团》《绣榻野史》《灯草和尚》等，包括四大奇书都是十足的反女性主义文学。 曹雪芹能批判色情小说，说明已清醒地认识到风月笔墨的实质，“贬人妻女”是对女性的贬低和污蔑，这是非常难得的进步思想，是女性主义觉醒的萌芽，但《红楼梦》仍摆脱不了性别制度的影响，“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表明《红楼梦》虽是描写女性，主角却依然是男性。所以，《红楼梦》是男性“阅读女性”的典型，并非女性主义作品。如大观园诗社中规定作诗“不能带出闺阁字样”，这是对女性写作在性别上的限制，事实上写作若不能使用女性的语言，承载女性主义的诉求，女性虽开口说话了，却无法建构身份，这是女性主义最反对的内容。《红楼梦》虽然不是女性主义作品，但古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到《红楼梦》才变得更加真实，因为《红楼梦》创造了“缺憾美型”的群体女性形象。如脂砚斋批语所言：“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阿凤是机心所误，宝钗是博知所误，湘云是自爱所误，袭人是好胜所误。”《红楼梦》中的女性都是优秀的，却也都有缺点。曹雪芹将女性的优秀品质散落至各种女性身上，并践行了中国古人所说的“美人必有一陋”的审美观，从而打破了读者对古代女性的刻板认识和印象，让《红楼梦》中的女性呈现出生动、活泼的特质，她们具备着人的共性，体现着时代的共性。 在嘉宾对话环节，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陈亦水围绕“《红楼梦》的影视改编：身体与欲望图像的再媒介化呈现”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她表示，文学和影视存有显著区别：文学的符号学系统建立在故事性的语言和言语之中，是基于文字符号学系统的审美，而影视是建立在图像和声音之中，通过对文字的视听再媒介化予以呈现。 首先，在形式上，面对《红楼梦》文学文本的影像再媒介化改编时，电影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从文字到视听语言的再媒介化。其次，在内容上，《红楼梦》感人之处在于文学文本所蕴含关于人性的真实，文本存有大量关于“甄（真）假”式的语言修辞符号，这类符号对应在影视改编中，则表现为一种真实与虚拟的图像符号，它直接将文字文本中的符号变为了一种欲望化的投射，其逻辑是取景框作为相对闭合的系统，蒙太奇通过连接来完成影像的生成，使之成为一个“完全敞开的东西”。因此，无论是影视文本还是文学作品，《红楼梦》的文本蕴含着关于欲望的情动驱力，当文学文本进入影视文本改编后，观众所看到的则是一种影像欲望。如果说《红楼梦》的文学作品是基于认知心理的情感叙事，那么在影视作品中，则更多的是基于欲望的身体表演。在这个过程中，基于文字符号学系统的《红楼梦》文学文本和作为文字的视听再媒介化的影视文本之间，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关于情动（欲望）的张力。  随后，陈亦水老师分析了关于《红楼梦》影视文本改编的具体作品。这种改编方式主要可分为“奇观—影像”和“时间—影像”两类。“奇观—影像”是一种作为欲望客体的奇观化呈现，分为“影像奇观”“性别奇观”“媒介奇观”这三个方面：“影像奇观”是向观众展示视觉奇观，直抵观众注意力和好奇心的“吸引力电影”，例如1927年“林黛玉穿高跟鞋，刘姥姥穿时装”的《红楼梦》等；“性别奇观”表现为一种“视觉凝视快感”，认为电影是反映、揭示、甚至激发对性别差异所做的直接地、社会固有的阐释的，正是这些阐释控制着形象、欲望的看的方式、以及奇观，例如邵氏电影公司拍摄的风月片等；“媒介奇观”则是由大众传媒所构成的社会原动力，是景观最为显著的表现，例如“红楼梦中人”选秀，就是一个由资本的逻辑控制的一种性别奇观的表演，是一种抽空了现实性与历史感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太虚幻境”，这些都是深深影响了《红楼梦》影视改编的审美特征。 “时间—影像”表现出的则是一种非连续性剪辑，制造观众心理的混乱感，能够表达伯格森绵延思想中蕴含的虚拟的时间整体概念。那么，建立在情动驱力之上的《红楼梦》文学文本，应使用怎样的影视的视听语言进行改编呢？对文字文本的视听改编，更重要的是如何体现情动力的表述方式，因此应是一种既紧张又彻底的内在中立性，例如1987年版王扶林导演的电视剧版本中“共读西厢”“黛玉葬花”的特写镜头及其场面调度，同时伴随着1980年代中国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逻辑，通过影像媒介，使得观众对于文学文本中基于认知心理的情感叙事产生一种心理共情。但对于优秀的《红楼梦》的文本改编，不能止于情动驱力，亦不能止于“时间—影像”的生成，而是要抵达文化立场，即通过情动驱力的欲望生成，达成对于稳定的封建秩序，或对于亲密道德经济的婚姻关系、作为意识形态的“爱”及其主流社会秩序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乐观精神的反思与批判。这不仅是优秀的《红楼梦》文本的改编，更是一个优秀的电影艺术或视听语言艺术的创作。 基于上述观点，陈亦水老师提出了关于影像媒介的文本改编的三个问题：其一，影视改编的创作观念问题。不仅是对文学的视听复现，而是蒙太奇艺术的再媒介化；其二，历史文本的现代化创新问题。创新绝不是改写原文的内核，而是利用数字技术媒介奇观所营造的情动驱力；其三，类型与题材的文化书写问题，重点在于讲好“中国故事”，在于建立中国跨媒介叙事的文化逻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教授孙伟科表示，饮食、男女，这些问题特别值得探讨，尤其在小说研究面临知识学转向的今天，对小说所呈现的生活各方面、各领域的研究，是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夏薇老师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红楼梦》原本就是“大旨谈情”，读者阅读小说时往往会关心作家的主观意图，实际上作家在完成写作目的时离不开对生活的真实描写，他不会将其直接告诉读者，而是通过对生活的描绘来表达对生活的一种思考。当然，艺术家描写的对象有其艺术再加工和改造，但这种加工和改造也鲜明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具体特征，其认识价值较少受到艺术家主观倾向的影响，客观性价值就显得格外重要。不同的小说之所以呈现不同的风貌，就是对历史具体性和客观性的一种呈现。这是今天读者依旧着迷于《红楼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读者想知道两百年前中国的普通人和贵族的生活细节，细节是小说的肌理，当对具体的细节单独遴选出来予以关照时，会让读者产生一种进入小说的现场感，对历史场景进行还原是小说阅读中非常重要的方式。陈亦水老师探讨了小说通过其他媒体进行展现的方式，她通过讲资本逻辑、文化诉求，通过抽空现实性和历史内容来造成一种幻像的世界，正是这些不同的策略为观众呈现了具有不同反差的艺术世界，从而更多地生发出让我们了解从古代到现代、从具体的生活细节到艺术修辞的一种思考方式。  论坛最后，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詹颂对本次论坛进行了评议。她表示，夏薇老师从文艺社会学和知识考古学的角度考察了《红楼梦》及相关古典小说中的饮食描写，并细致地比较了其中饮食描写的异同。古典名著中对饮食的细致描写，是小说构建丰富而立体的物质世界的重要方面，也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理解作品及其写作背景的重要材料。正是作品中的饮食细节，让小说中的日常生活更为生动可感。作为小说研究学者，夏老师更进一步关注到了饮食描写在小说结构、人物塑造以及表现小说主旨等方面的作用。将小说中的饮食等日常生活描写与性别研究紧密结合，这是其研究的独特之处。夏老师的相关见解亦十分深刻。《红楼梦》是否属于女性主义文学？夏老师认为《红楼梦》是男性“阅读女性”的典型，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作品。的确如此。《红楼梦》是古代小说中少有的对女性抱有尊重和欣赏态度的作品，但曹雪芹作为男性作者，其创作视角依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不过，曹雪芹忠于生活，笔下的女性群像丰富多彩，不仅有黛、钗、湘这样的妙龄女子，更有刘姥姥、贾母等各个年龄段和不同身份、地位的女性，每一个都鲜活生动，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的奇观。女性的命运是曹公最关注的问题，他为我们呈现了女性人物的家族环境、社会背景、经济情况以及种种困境。《红楼梦》中的探春为女性发声，表达了那个时代所有不愿困于闺阁之中的有才干女子的心声。与曹公同时代的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也塑造了一位追求经济与人格独立的女性——沈琼枝，她被盐商骗做妾，逃至南京，想靠卖诗文与女红独立谋生，但吴敬梓给她安排的结局是被送回父亲家里，另行择婿。曹公与吴公生活的清代前中期，现实生活中有靠做闺塾师独立谋生的单身知识女性，但她们的生活不是当时一般人心目中理想的女性生活，大概也不算曹公和吴公心目中理想的女性生活。怎样才是理想的女性生活？曹公是没有答案的。正如夏老师所言，曹公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提供答案，而在于提出他的思考和疑问。时至今日，法律上男女的地位和权利是平等的，但女性在生活中依旧面临性别造成的各种困境，这也是《红楼梦》中的女性命运仍然能引发当代人慨叹与思考的重要原因，亦是《红楼梦》的魅力所在。在学术对话环节，陈亦水老师分享了她对《红楼梦》影视改编的考察，孙伟科教授从小说理论研究的高度发表了对相关话题的看法，都让本次讲座的讨论层次更为丰富。 （赵凯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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