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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局中局》第4期 历史是不同的人做着相同的事，玩累了玩一波人重复操作。很多人看历史是单纯将某件事当真理，但那只是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下发生的事情。要了解历史发展规律，探寻其中奥秘，还是得在动态中寻找线索。中国自古以来非常重视文学修养，如果某个人在古代能写出1篇好的诗词歌赋，足以让这个人步入仕途史上留名。但正所谓祸从口出，如果在写作过程中不小心触碰逆鳞，也可能因此获罪被贬，甚至遭到杀身之祸。因发表某些言论、传播某些思想获罪，我们通常将其称之为“文字狱”。 “文字狱”本身是统治者为管控舆论和思想而采取的措施，很多人以为“文字狱”是明清时期的专属，其实并非如此，“文字狱”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崔杼因被戴绿帽而弑其君，这个故事是史官用2条人命留下来的。 当时齐国有个大夫叫崔杼，这哥们娶了个美若天仙的夫人东郭姜。齐后庄公姜光仗着自己是一国之君，经常到崔杼家里与东郭姜通奸。崔杼是一忍再忍，最后决定将姜光杀死。公元前548年，崔杼佯装身患重病，姜光以探病名义前往崔杼家里，实际上是想借机调戏东郭姜。只是这次隔壁老姜就没那么好运了，姜光被崔杼带领门客包围，姜光一看形势不妙选择认怂和解，接着又提出要到宗庙前自杀，最后试图翻墙逃走时身中1箭后被杀。本来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谁知齐国太史觉得必须按照事实记录。可崔杼觉得被戴绿帽子而弑君总归不太好听，于是将这名太史杀害。太史二弟接着写，结果又被杀害。太史三弟继续写，崔杼只好选择默认。“崔杼弑庄公”的故事，大概就是最早的关于“文字狱”的记载。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了。“焚书”和“坑儒”是先后发生的2件事，只不过经常连起来读，很多人误以为是1件事。“焚书”发生在公元前213年，当时的博士官（一种官职，相当于档案管理员）淳于越提出要恢复周朝分封制。要知道嬴政好不容易才统一中国，为避免爆发诸侯内乱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再次出现互相残杀的事情。于是在李斯建议下将六国史书焚毁，只保留秦国史书。至于诸子百家什么的，也只有档案馆能保存。而医药、占卜类的书籍，民间也是可以保存的。“坑儒”则发生在公元前212年，有2名术士炼丹为果，反而散布谣言恶意中伤秦始皇，最后秦始皇下令将涉案的460余人抓住并坑杀。不过也有人认为被杀的460多人里有不少儒生，所以此次事件被称为“坑儒”。 “焚书”可以看成是思想上的统一，毕竟互相攻伐上百年的战国，就是因为周天子管控能力下降造成的，后续历史也证明了即便是同姓封王也会引发内乱。作为秦国档案管理人员，公然支持分封制，在政治上明显是不正确的。“坑儒”则是言论上的打压，秦始皇作为有史以来第1个实现大一统的君主，皇权是不容挑战的。那些术士和儒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朋友圈发布相关言论中伤秦始皇，难道不应该惩罚吗？只不过直接将其坑杀的确是有些量刑过重。 汉朝虽说是“独尊儒术”，但“文字狱”也是有的。公元前56年（汉宣帝五凤2年），司马迁外孙、丞相杨敝次子杨恽因不当回信遭到腰斩。 汉宣帝刘病已也算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了，可杨恽仗着老爹是丞相，自己又因功封侯，居然发表嘲笑汉宣帝的言论。太仆戴长乐抓住机会弹劾杨恽，杨恽后被贬为庶人。按照常理来讲，已经做错事而遭到敲打，这时应该收敛才对。孙会宗劝杨恽要低调从事，等待时机再次被朝廷启用。可杨恽不仅没有自我反省，反而广置田产，继续结交四方好友，还时常觉得自己遭到了不公的待遇。结果他的抱怨被马吏得知，马吏揭发杨恽所作所为。汉宣帝大怒，以大逆不道罪将杨恽腰斩，妻子发配酒泉。 如果说在宋、明之前，所谓的“文字狱”起码还有相关人证、物证才能定罪，即便是量刑过重也统治者个人问题。但到了宋朝，真正的“文字狱”就形成了。很多人觉得宋朝对文人十分宽松，可大规模、成体系的“文字狱”恰恰是从宋朝开始，不同政治小团体之间利用对方所写诗词借题发挥、相互攻讦成为了官场的奇特氛围。公元1044年（宋仁宗庆历4年），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主的改革派发起“庆历新政”，但相关改革遭到保守势力强力阻挠。以王拱臣、张方平等为首的保守派抓住改革派王益柔所写《傲歌》中的句子，罗织罪名进行攻击，光是这次攻击就让12人被贬。 ▲李白如果活在宋朝，可能活不过第1集就杀青了。 公元1079年（宋神宗元丰2年），大诗人苏轼于4月12日进《湖州谢上表》，里面提到了“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又很难与其他党派共事，考虑到我年老体衰不愿意惹事，但治理地方或许还能发挥作用。”从语境来看，说白了是苏轼表达对皇帝感激之情的文章，可政敌看到“生事”2字后指责其“包藏祸心”欲致其于死地，“乌台诗案”就此爆发。如若不是苏辙、王安石、曹太后等人从中调停，苏轼恐怕会身首异处，就不会仅在狱中待130天了。尽管政敌们攻击苏轼主要还是针对王安石变法，但不同党派之间利用文字搞事情的风气已经形成，从此就很难再遏制了。如果按照宋朝文官集团这种搞法，李白、杜甫在唐朝可能活不过第1集就杀青了。 到了明朝中、后期，因诗词获罪的人又开始多了起来。光是“嘉靖”年间因诗词获罪的就有6起，相关人员轻则被廷杖40、提前退休，重则直接入狱而死。 公元1543年（嘉靖22年），山东监察御史叶经主持乡试，期间引用《论语》中的句子为题：“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考生回答道：“继体之君未尝无可承之法，但德非至圣，未免作聪明以乱旧章。”这本是为乡试作答的句子，谁没事会往政治上联想呢？可“嘉靖”觉得这是在讽刺他，结果考官和考生双双被廷杖致死。 公元1550年（嘉靖29年），已经70高龄的河南巡抚都御史胡缵宗在迎接“嘉靖”南巡途中作诗拍马屁，没想到这下拍到了马蹄子上。阳武县知县王联设计诬告，歪曲胡缵宗诗句中的“穆天八骏空飞电，湘行英皇泪不磨”的意思，最终案件查明后王联父子被杀，胡缵宗被革职并廷杖40。 ▲清朝时期文字狱达到了巅峰。 清朝入关初期根基不稳，为维护统治需要“文字狱”出现爆发状态。公元1726年（雍正4年），礼部侍郎查嗣庭担任江西乡试主考官，所出第2道试题中出现“正”字，第4道试题中包含“止”字。于是“雍正”进行了充分联想，觉得查嗣庭是存在诅咒之意，下令将查嗣庭逮捕入狱。尽管查嗣庭后来死于狱中，可还是被枭首示众。（个人猜测，“正止”二字可能被雍正理解为“雍正朝要终止”） 令人奇怪的是，“雍正”在公元1728年爆发的“吕留良案”中，对大肆抹黑其本人以及煽动岳钟琪造反的曾静、张熙则是网开一面。不仅赦免了曾静和张熙的罪过，还亲自写下《大义觉迷录》为自身做辩护，安排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讲。“雍正”可能还觉得吕留良的作品大搞“华夷之分”，谤及先帝也不可饶恕，于是在案发5年之后又下令将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开馆戮尸，吕毅中也被判斩立决，孙子则流放宁古塔为奴。 “乾隆”年间，“文字狱”不减反增。其中著名的案子有“伪孙嘉淦奏疏案”、“胡中藻案”等。想必很多人都看过历史大剧《雍正王朝》，剧中的孙嘉诚先是为铸制新钱与本部堂官厮打，接着又公然怼总理王大臣允禩，之后更是在年羹尧西北大捷回京述职时对其进行弹劾，最终因在西北推行“火耗归公”被年羹尧杀害。可在真实历史上，孙嘉诚的原型孙嘉淦是被“文字狱”活活吓死的。 ▲乾隆时期文字狱数量最多。 公元1751年6月（乾隆16年），民间流传着1份孙嘉淦的万字奏疏，奏疏中例举了“乾隆”不少过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有人在打着孙嘉淦的旗号在搞事情，按照孙嘉淦的性格不会在背后说坏话的。“乾隆”18年，主犯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被凌迟处死，参与传抄的多名人员被判斩监候，包括两江总督、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多名官员受牵连。“主角”孙嘉淦也在案发后整天担惊受怕，最终被活活吓死。 相比“伪孙嘉淦奏疏案”，“胡中藻案”则更为奇葩。公元1755年2月（乾隆20年），“乾隆”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查处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和所写诗文中的“恶迹”。古人作诗经常会引用一些典故，胡中藻也不例外。可尽管胡中藻解释诗词都是有来源的，但还是被“乾隆”强行扣上了大逆不道的帽子，最后胡中藻被斩，家也被抄了。虽然“胡中藻案”本质是“乾隆”为打压朋党而发起，但胡的诗文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见“文字狱”在宋朝之前，多是统治者从维护统治角度出发对存在既定事实的人进行惩罚，即便是统治者内心不喜欢某人，但也不能随意罗织罪名将其处死。但宋朝开始，“文字狱”就有了扣帽子的嫌疑，进而成为了文官集团攻击对手、皇帝平衡各方势力的手段。明朝中、后期党争异常激烈，“文字狱”再次成为了文官集团党同伐异的常用伎俩。而在清朝初期，面对各种势力朝廷不敢掉以轻心，加上朝局中存在朋党之争，使得“文字狱”在“乾隆”时期走向巅峰，堂堂一国之君居然主动要求下属在诗词中查找相关“罪证”，可见“乾隆”这一套玩得有多溜。 参考文献： 1.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2. 《汉书·宣帝纪》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三 4. 周克勤. 乌台诗案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2002 5. 《国榷》卷五十八·世宗嘉靖二十二年 6. 《明世宗实录》 7. 《雍正朝起居注》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8. 《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雍正七年九月十二日 9. 《清史稿》卷三百零三·列传九十 10.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一册，第三百七十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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