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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环伺(上)

 听雪楼75iz4v14 202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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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的崛起

汉族历史上面临的主要外敌来源于漠北高原、辽北地区和西南群山的谷地间。这些外敌大都是蛮族或者发源于蛮族。在古典时代以后,燧发枪时代以前,蛮族一直都是文明民族的大敌,但一般而言蛮族既非因为落后野蛮所以善战,也不是因为落后所以脆弱,蛮族和文明民族谁的战争能力更强,首先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其次是一个概率甚至运气的问题。蛮族很难长期维持统一,永远处于类似于文明民族军阀混战的状态,因此组织力和战斗力一直得到保持,组织力和战斗力不足的蛮族会迅速灭亡,但在残酷的战争中存留下来的蛮族军队和政府都因为残酷竞争的原因没有腐化,反而保持着高度的组织力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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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很幸运,往往迅速结束战乱,实现统一,威胁政府和军队的敌人主要来自外部。政府和军队这样复杂的组织都会随着时间推移组织力不断下降,唯有竞争可以延缓这个过程。

但统一的民族社会让政府和军队缺乏竞争,不像企业在市场处于永恒的竞争之中,一直优胜劣汰,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在正常情况下都会高效运转。除非特殊情况消除了企业间的竞争,大多数社会的经济和技术都是持续增长的。然而,一个政府是缺乏竞争对手的,因此统一的政府的组织力和行政力会在统一的时候达到空前的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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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军队

一旦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内战中洗牌重来,被新的王朝和其军队推翻,恢复政府和军队的组织力。如果在这个时候遭遇蛮族入侵,本民族的取代者尚未成长起来,民族就会陷入危机之中。

在古典时代,人类经济发展水平低,开发的地区少,大片地方都是无人区。技术落后,也难以扩散到蛮族土地上。由于古典时代技术水平低,军人素质精锐和动员兵之间差距小,各个民族的军队普遍以大规模步兵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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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队也以步兵为主

经济水平低,只有相对富裕繁荣的文明民族可以支付起培养大规模脱产军人的训练和武器成本,所以这个时代文明民族往往对蛮族呈碾压性优势,越繁荣富裕的文明民族越战斗力强大,甚至用少量装备精良的士兵就能摧毁蛮族或者落后的文明民族的军队。

汉朝“一汉当五胡”,几十个士兵就能征服西域小国的例子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文明民族在古典时代往往缔造了庞大的征服帝国,以军队为核心征服了广袤的疆土,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也同汉朝的情况类似。装备精良,数量庞大的罗马军团横扫了地中海。总而言之,从春秋战国到汉朝,在古典时代,蛮族对文明民族尚不能构成严重的威胁。

然而,文明民族的胜利是暂时的。首先是一种特殊的蛮族——游牧蛮族出现了。游牧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经济和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支撑游牧民生活的产物,而非是人类原始的生活方式。最早的游牧蛮族斯基泰人公元前八世纪才出现,在此之后,一些停留在蛮族阶段,生活在适宜放牧地区的氏族部落变成了游牧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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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鼻祖:斯基泰人

汉朝面对的匈人也是一种较先出现的游牧蛮族。游牧蛮族不同于半定居、渔猎的蛮族,他们生活在广袤的草原上,因此难以斩草除根,也不可能通过摧毁其聚居地附近的城市/农田的方式将其摧毁,也不可能占领其控制区。消灭一个游牧蛮族,另一个就会取而代之占据其地盘。因此,在游牧蛮族诞生以后,文明民族往往不得不采取防守策略,因为对游牧蛮族的任何胜利都是暂时的。但在古典时代,如汉朝面对的匈奴,因为装备不够精良,汉族尚可应付。

古典时代后期,在东汉的时候,人类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让文明民族对土地的开发水平提升,社会愈发繁荣且复杂,也让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随着他们土地自给自足的程度提高而愈发严重,这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成本和军队的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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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长城

同时,文明民族和蛮族接壤,经济和技术的提升让武器装备的成本开始大大降低,蛮族通过和文明民族交易交流学会了技术,可以自己锻造优秀的兵器,凭借自己简单的社会结构轻而易举组织出成本低廉但质量不显著落后于文明民族的军队,随着蛮族凭借其开始大大增加的人口向文明民族的地区迁徙,文明民族遇到了愈演愈烈的挑战。

蛮族迁徙进汉民族的土地上,往往学会了耕作与冶金,依靠征兵制蛮族自身全民皆兵,并把征服的汉族当成农奴和炮灰,依靠掠夺和杀戮、收买和本民族特权维系统治。但是,汉族人口众多,且在频繁的战争中蛮族会遭到巨大的人口损失,不得不部分放权与汉族,动员汉族人加入军队,进而培养出一批汉族军事贵族,这就是杨坚们诞生的根源,异族政权最终会被内部摧毁。

汉民族作为东亚诸大平原主要的单一民族仅仅面对蛮族的威胁,背靠新开拓的南方腹地,因此得以在五胡乱华的狂潮中幸存。罗马帝国因为本身是征服了若干文明民族的产物,也放弃了希腊人以外甚至最先的拉丁人的地区,丢弃了所有征服的其他民族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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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乱华与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形势图

中世纪的总趋势就是蛮族越来越强大。蛮族的核心依靠是其简单但成本低的政治结构下可以低成本动员出一只军队,然后用被征服文明民族充当奴隶和农奴生产供养他们。中世纪的时候,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不仅蛮族接触到先进的军事技术(铁甲,养马)越来越容易,而且技术的进步让军队越发依赖少量精锐重甲骑士常备军而不是大规模动员的步兵。

这个结构下蛮族军队低成本且组织力高的优点被极大放大了。特别是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让原本训练成本高、难度大,需要花费大量资源维持的骑兵变得廉价而培养容易。此时文明民族不仅要付出巨额的成本养兵,还要承担精锐军队可以脱离社会自成一体,他们容易腐化、造反的风险。

因此,经济和技术起点较低,相对落后且组织成本低的西欧,因为远离蛮族控制区所以能安全的高速发展。位于蛮族直接威胁下的汉人和东罗马人这些民族就陷入了困境。直到15世纪,文艺复兴的冷热兵器混用时代,火器的发明和普及极大的提升了火力密度,让全民皆兵的游牧蛮族威胁大大降低。然而,这一阶段军事成本和费用始终居高不下,对职业军人的需求变本加厉,让一些半定居的,以职业军人为核心的蛮族反而更加强大。直到18世纪,启蒙时代燧发枪普及,职业军人被民兵取代,文明民族才取得了对蛮族的压倒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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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线列步兵

什么是蛮族:

几乎每一个民族都会走过氏族部落-民族的历程。一般,多数部落、氏族会选择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以生活、发展,进而创造出文字、典籍并与相近的氏族部落一并合并成为民族,而部分区位不好的氏族部落则会选择从事渔猎、游牧,甚至农业转渔猎、游牧来维系生存,这样的群体往往会误入歧途,成为蛮族。

被称为蛮族不单纯因为其生活模式,也与有无文字、典籍无关。尽管大多数时候蛮族主要是游牧民或渔猎民,但五胡乱华时期的五大蛮族中的羌族、氐族、羯族也是农耕群体,不过蛮族具有最明显的两个特征,其一是蛮族在军事上,尤其是在进入中世纪后依旧保持全民皆兵的传统,依靠全民动员来维持与文明民族规模相近的大军,其二是经济上,不依靠本民族生产,而是相当程度上依靠劫掠文明民族的财富或者奴役文明民族来维系社会运转,这样的族群,特别是在进入中世纪以后,便被称为蛮族。

蛮族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欧洲的日耳曼人原本是蛮族,但后来通过发展农业与手工业而有了和平供养自己的能力并定居下来,并且通过封建制度放弃了全民皆兵的习惯,进而脱离了蛮族的范畴,成为了文明民族。也有蛮族征服了文明民族土地以后如果数量不够多,往往会形成自成一体的军事贵族集团长期以掠夺和殖民统治为生保持蛮族身份,女真人、满人就是如此。蛮族的祖源一般是在和文明民族竞争中的失败者或在走向民族的发展道路上误入歧途的不幸者,同时也因为蛮族定居的土地往往贫瘠苦寒而不适于农耕,所以有些蛮族长期无法变成文明民族。


“过早”统一对汉民族是好事吗?

如果我们民族和德意志日耳曼民族或者和族那样在燧发枪时代才统一又如何?之前长期保持军阀混战状态保持政府的组织力和行政能力,他们可以阻拦蛮族入侵么?

总体来说,汉民族的统一是一件好事。北方的蒙古高原和东北的寒冷土地在中世纪和地理大发现时代是蛮族源源不断的温床,生产出了全世界战斗力最强,人数最多,因为靠近汉民族领土技术水平也最高的蛮族。不是统一的民族国家,不集中全民族的力量,是不足以抵抗他们的入侵的。

蛮族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因为游牧和渔猎生活方式的原因对文明民族持有体量优势,相同体量的文明民族国家是无力抵抗蛮族入侵的。蛮族入侵一国成功后,会把当地人变成奴隶和战争原料持续扩张,转型为军事征服为根基的殖民帝国,军事潜力反而成倍扩大,最终滚雪球一般壮大席卷整个国家。

印度就是典型例子。中亚草原上是危险程度仅次于蒙古高原的蛮族发源地,印度因为一些原因始终保持多国军阀混战的状态。一旦被蛮族从西部关口破关入侵,西北印度的国家们即使战斗力和政府组织力维护良好,有时也无力和蛮族数量众多的铁骑对抗。随着这些国家被蛮族占领,蛮族体量进一步提升,其他印度国家就再也无法和这些蛮族对抗,最终只能全部沦陷。印度在穆斯林崛起以后,到15世纪初,除南印度地区以外,剩下的土地全部被中亚突厥穆斯林瓜分。到英国入侵前,任何一个中亚穆斯林军阀只要能突破西北印度形同虚设的防线,就能迅速奴役一大批印度教农奴,成倍放大的自己的军力。

德意志人和日本人的幸运在于地理优势让他们免于蛮族入侵,所以无论他们是统一还是分裂,他们都可以免于奴役。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若能统一,避免内战破坏,反而能经济和技术发展更快。德意志人土地比法兰西人更广袤,但长期以来人口反而不如法兰西人多,不仅是因为德意志地区开发难度更高,也和德意志地区内战烈度大、皇位长期空悬有关,法国却因长期保持了法王主导下的半统一并最终迈向统一,也因此法国在中世纪经济、社会、人口发展相比周边更迅速迅速。因此对汉族人来说,分裂只能让汉民族更容易被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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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与契丹国

契丹人出自东胡宇文鲜卑别部室韦一系,其样貌与今天的蒙古人相近。契丹人于公元6世纪前期形成部落联盟,并与奚族人相邻,受到突厥人统治,唐太宗灭突厥后又归附唐廷,最初完全以游牧为生,后逐渐开始走向定居并部分发展出农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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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画中的契丹人形象

今天汉族的赤峰到通辽、河北坝上以及辽西朝阳一带便是其主要生活地域。武则天朝(公元690-705年),契丹人曾起兵反唐并洗劫河北,使得河北汉族伤亡惨重。唐玄宗朝(公元712-756年),契丹人屡败于唐军,暂且安分。唐朝中后期,唐朝鲜少出塞扫荡,契丹人休养生息并积累人口,至公元900年,其民四五十万上下,族下分8部,政治上开始趋向统一,发展出了各部选举可汗的制度,先后出现多位共主可汗。公元907年,可汗之位流入迭剌部耶律氏的耶律阿保机手中。原本可汗在契丹八部间流转,前任可汗三年任期届满后,可本部人继承,也可主动交予其他七部中的一部,获得头衔的部中族长家族所有成年男子可通过选举成为可汗,但一般前任可汗不得连任。阿保机对此不满。

公元911年,耶律阿保机拒交汗位,于是其弟先后叛乱三次。耶律阿保机袭扰汉地时曾掳掠大批汉族人,将他们安置在在潢河南岸的龙化州城,从事耕作、晒盐等工作提供财富,耶律阿保机也因此有财力、人力组建侍卫亲军绞杀叛乱的弟弟。家族内战后契丹其他七部趁机发难试图夺取可汗之位,但都被耶律阿保机拿下,由此其也成为契丹人唯一的家长。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不再使用汗号而改称帝,国号契丹,建立了契丹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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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该国多次变更国号,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公元983年又改回契丹,公元1066年又变为辽,以契丹国称呼更贴切。契丹国开国于917年,在本土结束于1125年,开国不久后契丹人仿照汉字创造了契丹文字,契丹人成为了有文化的族群,但契丹人保持全民皆兵的传统,民族社会运转上也较为依赖对汉族的役使,苏辙《使辽诗》载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佃”,契丹人占有土地而带有强迫性质的让汉族耕作来供养,因此即便契丹人在此阶段开始定居放牧,甚至开始种地,但契丹人依旧是蛮族的一员。

蛮族的技术问题:

据史料记载,蛮族往往会锻造不会冶金,离开了文明民族的技术很容易迅速崩溃。中世纪时代可以把军事技术扩散,但改变不了蛮族因为农业落后所以工商业落后的本质。再次证明了近代社会唯有从农业社会发展而来。但蛮族随着技术扩散,纵使冶金技术极度落后也能锻造精良盔甲,再次证明了军事技术在中世纪扩散导致的严重后果,解释了为什么文明民族在中世纪无法对抗“落后”的蛮族。

契丹族人口考:

契丹族在武周年间拥兵数万,号称十万而反,据推测,此时契丹族人口二十万上下。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后,曾进攻后唐,汉族史籍记载其兵马有30万。阿保机令一户出二男丁出征,一户人口约五人,契丹族人口约70万。契丹国建立后,契丹族人口公认有大幅度上涨。一般认为,契丹国晚期,契丹族人口数量在150万到200万左右。

契丹国建立后,契丹人展开了规模浩大的征服战争。契丹人出兵东北,消灭了渤海族(或为高句丽人的亲缘群体,也与女真人有亲缘关系,是今汉族人占据的东北的已经消亡的古代原住族群)建立的渤海国,并迫使女真人臣服;在南方,契丹人乘晋王李存勖(唐朝册封)与朱(温)(后)梁鏖战之际,南下袭击幽州,却惨败。

后唐后期节度使与中枢矛盾深重,公元936年,契丹人抓住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之机,提供军力协助,进而掠取了汉族的燕云十六州。后又勾结河北藩镇灭亡后晋,时任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试图征服中原,但被汉族义军和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击破,遂撤回燕云十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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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建立后,契丹国与开始时锐意收复故土的宋朝鏖战25年,虽然依靠骑兵机动性和宋廷限制将权的失误多次战胜,取得了高粱河(公元979年)、歧沟关(公元986年)、君子馆(公元986年)几场战争的胜利,但其不擅攻城,且宋军较强的战术能力使得契丹人损兵折将,无力更进一步。另外,契丹在满城(公元979年)、雁门(公元980年)、麟州(公元995年)、长城口(公元1001年)之战中被宋军击败,最终在公元1004年南侵之战中,借助宋真宗的软弱才得以签署合约,互不相攻并得到了岁币。此外契丹人可能通过羁縻的方式收服了漠北各部,实现了对漠北的间接统治,但统治强度可能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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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蒙古国存续时期(大蒙古国(公元1206-1271年),大元蒙古国(公元1271-1388年)),该国右丞相脱脱主持编纂记载契丹国历史的《辽史》。
辽史》是后世历史上对契丹国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著作,但《辽史》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由于女真灭契丹和蒙古灭女真的残酷战争,外加契丹国本身有禁止书籍外流的禁令,由契丹国本身编纂的史料鲜少流传到大元蒙古国时期,往往依靠女真金国和汉族宋朝在与契丹国交往过程中的记录或对契丹国本国史料的二手转录,且二手史料也往往存在大量散轶、篡改、二次创作的情况,编纂《辽史》所依靠的历史文献之一,女真金国时期文臣陈大任编纂的《辽史》在大元蒙古国时期其稿本便已经散失,另一部由南宋汉族人编写的历史文献《契丹国志》中相当数量的史籍记载来源于民间和他国传闻,记载真实性存在严重不可靠性。
在曾被契丹国占领200年的北京地区,契丹国留下的石刻、墓志数量稀少,很难获得有价值的一手史料。由于上述这些先天不足,契丹国的官制、兵制具体情况较为模糊,礼乐典章可能系后人架空编造,这也使得契丹国的真实面貌相对模糊不清,其国家体制与高层行为习惯可能比今天汉族人想象的要非汉族模式的多。实际上,把汉族人周边蛮族的制度乃至文化“汉人化想象”,是汉民族知识分子的一个严重的错误。

契丹国开国后,可能在制度上模仿了汉族帝国,同时沿袭本民族习惯。据《辽史》记载,中央官制上,由于契丹人治下有大量汉族人和行为与汉族人近似的渤海人,因此全国有两套行政体制,分别为南面官和北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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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的五京

北面官适用于契丹族、系族、漠北各部乃至女真人,南面官适用于汉族人、渤海族人。南面官系统应该是模仿了汉族帝国的官僚系统,据《辽史》记载,中央设三省六部以及处理专项事务的台、寺、院、监等。此外,应该是模仿渤海国,契丹国全国设立五京,上京临潢府(在今漠南),西京大同府(现大同),南京析津府(现北京),中京大定府(现在漠南赤峰)和东京辽阳府(现辽阳)。南面官系统中,在汉族人或渤海族人聚居处,设立道-州-县以统治。

契丹国贵族政治的传统浓厚,此外还保留部落这一政治单位,因此契丹国的北面官制更多的是契丹国皇帝的直属派出机构或专门赐予特定贵族的机关。据记载,北面官系统中有北面朝官、北面御帐官、北面皇族帐官、北面诸帐官、北面宫官等。北面朝官又分为南北枢密院两个系统,南北枢密院是契丹国最高行政机构,分掌军政和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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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北南宰相府,类似于宋朝的参知政事。大惕隐司,皇帝直属派出机构,掌管皇族政教事务。夷离毕院,掌管断案、刑狱。敌烈麻都司掌管礼仪。百官之上设置大于越府,但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北面御帐官有许多下属机构,如侍卫司,负责皇帝御帐的护卫。北面皇族帐官,安置耶律阿保机、其伯父、其叔父、其兄弟的后裔共四个系统的皇族,他们都有参政权,地位很高。北面诸帐官,安置其他契丹大族或尊贵的异族王公。北面宫官,掌管皇帝宫廷日常事务。北面官系统复杂,是契丹国各派利益妥协的产物。

契丹国人口不少,民族也繁杂冗多。契丹国本身的户籍统计人口数约。据后世推断,契丹国后期,治下的汉族和渤海族约有800万,女真各部12万户外加其部所属奴隶过百万人,契丹本部和奚族人有200万以上,漠北各部人口应有百万,全国的人口达1100万以上,外加部族林立,契丹人兵制因此冗杂不堪。契丹国大约实施征兵制,全国各族青壮年都有被征兵的义务。

根据《辽史》可以总结,其全国军队分成四个系统,分别是中央政府的宿卫军、部族军、五京州县汉军和渤海军、属国军。宿卫军分为皮室军、宫分军。皮室军初为契丹皇帝亲兵,后转变成直属朝廷的常备军,期间契丹皇帝组件宫分军为皇帝亲兵。宫分军中精锐骑兵为契丹人,步兵为汉族人。部族军、五京州县汉军、渤海军是地方镇戍部队,部族军从契丹、系等部抽取而来,战前集结,战后遣散。属国军则是从漠北、女真中招募而来。

相比官僚系统,军队系统中契丹人的控制力更强,除地位特殊的韩家外,几无汉族大员存在。契丹人在战争期间常常征发治下汉族,仅发给简陋的武器并鲜少分发甲胄,作为炮灰部队填壕挡箭,这在契丹国前期尤其严重,被征发汉军时常逃亡。契丹人军队构成偏向于轻装化,重骑兵较少,战术偏向于骑射,因此在与成建制的宋军具装骑兵静塞军交战时往往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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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契丹军队形象

由于契丹人建立了一个控制了漠北、辽河、黑龙江流域以及汉族辽东、燕云大地的复合国家,由此契丹国成为了一个民族博物馆,燕云是汉族聚居地,辽东地区汉族、渤海族、熟女真混居,松花江地区是生女真聚居区,黑龙江流域存在更野蛮的野人群体,奚族与契丹人存在相当的杂居,漠北由东胡、突厥后裔组成的部族占据,大都仅名义上服从契丹国中央,而契丹人口在全国占比中不占优势,因此为了有效的实施统治,契丹国皇帝会每年四时迁徙,往返于全国各地接见各族群头人,处断各地事务,用各种的礼仪、仪式来威压各族并树立威信,是为捺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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捺钵制度

契丹国的春捺钵大多在长春州的鸭子河、鱼儿泺一带(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大安境内),夏捺钵选在吐儿山(今漠南巴林右旗境内),秋捺钵在上京道庆州附近(今漠南巴林右旗北),冬捺钵位于永州东南的广平淀(今漠南巴林右旗和阿鲁科尔沁旗交界的西辽河下游)。契丹国皇帝不久居首都而辗转于各个捺钵,就是为了威慑各个非契丹民族。

澶渊之盟后,除公元1044年和1049年两次出兵攻击党项人和镇压漠北叛乱以外,契丹国基本和平。

由于史料缺乏,契丹国世宗(公元947-951年)、穆宗(公元951-969年)、景宗(公元969-982年)时期的契丹国国内事务的记载相对匮乏。但有证据表明,长期以来契丹国皇族内乱频繁,多位君主不得善终。

公元927年,阿保机次子耶律德光在其母支持下赶走契丹国合法的太子、他的哥哥耶律倍称帝;公元947年,阿保机的侄子耶律察割谋杀了契丹人的世宗皇帝,随后被反杀;公元969年,契丹人的穆宗皇帝被近侍谋杀,而登基的人不是他的儿子,居然是他的堂侄子耶律贤,即契丹人的景宗皇帝,其后其子圣宗、其孙兴宗大体平安无事;到了兴宗之子道宗即位后,其叔叔耶律宗元试图夺位而发动了叛乱,但叛乱失败了;道宗即位后,宗室耶律乙辛专权,先后用权谋逼死了皇太子和皇后,发动两次大狱屠杀了大批契丹朝堂的官僚,甚至图谋篡位,最终在公元1083年被杀,契丹道宗在公元1101年去世,即位的是道宗的孙子耶律延禧。契丹国后期由宗室耶律乙辛专权,国政昏暗至极。

此外契丹国及其崇佛,根据后世推算,到其后期国内僧侣占比逾百分之三,接近汉族宋朝的10倍(北宋后期僧侣占全国人口约0.3%),国家财政被消耗在佛庙和相关事务上,民众压力剧增。契丹国的兵役制度也越发让人难以忍受,尤其是部族军和皮室军,常年戍边镇守,而途中物资损耗国家往往不予弥补,战争物资也时常直接从临近百姓尤其是汉族人中掠取,国民压力极大,而皮室军各部在常年戍边镇守过程中也开始了部落化,其国家常备军的性质逐渐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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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佛教文物

由于权臣专政,政局腐败,军队废弛,契丹国放松了对女真的监视,公元1113年,完成对女真人初步整合的生女真出水虎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起兵。白山黑水中冒出的女真人披重甲,骑大马,进退有序,作战勇猛,习惯轻装化且军事腐化的契丹人一败涂地,1115年契丹国被破黄龙府,并在护步达岗战役中被女真军消灭了契丹国的野战主力,1116年契丹国失辽东,1120年契丹国上京临潢府被破,契丹国皇帝耶律延禧开始逃亡,同时宋朝为了收复燕云也北伐进攻,使得契丹国军力被牵制,在两路夹击下,契丹国终于无法逆转的走向了死亡,到1125年,耶律延禧在代北应州被女真金国将领完颜斡里衍(汉名娄室)俘获,短短10年,契丹国便在本土惨遭灭国。但新建立的女真金国为了从契丹人中筹集攻略汉族的人力物力,对投降的契丹人的态度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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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观点认为契丹国最终灭国与所谓的“汉文明腐化”有关,然而这种说法荒谬至极。恰好相反,辽的灭亡属于典型的蛮族式内乱。蛮族较低的行政成本是以不稳定的政治体制和轻易爆发的继承危机为代价的,蛮族帝国没有稳定的继承机制和地方政府控制能力,中世纪尤其如此,甚至换代就会地方叛乱,中央瓦解崩溃。契丹国对汉人的统治是建立在殖民制度上的二元统治,就如同印度的殖民统治不是英国政治体制变化的原因一样。蛮族本身组织力和行政能力在和平时代衰退更快,一旦消灭了眼前的敌人进入和平时代,就会迅速腐化。而且蛮族文化落后,历史记忆不够巩固,难以对抗普世宗教的感染腐蚀,契丹灭亡和佛教僧侣势力扩大有很大关系,这在蒙元喇嘛教,伊尔汗国和金帐汗国伊斯兰教上又发生了。

汉族与契丹族:

契丹国开国前,便有汉族人因逃避战乱和被掳掠生活在契丹人控制区下,契丹人一般会把汉族人当作农奴或二等公民,以压榨财富供养本族的军队。

契丹国获得燕云十六州后,生活在契丹人治下的汉族人口大幅度膨胀,升至500万以上。契丹国创立初期,契丹人对汉族蛮横暴虐,动辄杀掠、抢劫汉族百姓,并且强征汉族青壮年,编入“山南汉军”中,发给低劣的武器不给盔甲,每逢攻城则强逼进攻,与炮灰无异,宋太宗亲率军北伐时,燕云汉族皆反契丹欢迎宋军。

在契丹国圣宗皇帝执政以前,契丹国法律规定“蕃人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没其亲属为奴婢”。宋、契丹澶渊之盟后,契丹国放松了对汉族百姓的压榨,降低赋税且限制契丹人对汉族百姓的骚扰,不改汉族百姓的风俗,同时拉拢燕云汉族豪强韩、刘、马、赵等家族授予高官厚禄以拉拢,此外不强制改变汉族人的服饰、风俗,此外执政的萧太后还下令实施一以汉法论,汉族的政治地位上升明显,由此契丹国治下的汉族人逐渐平静。但汉族百姓的政治单位依旧较低,官缺与军职大都被契丹人、系族人、渤海族人和少部分汉族豪强垄断,契丹官吏对汉族百姓的歧视也从未断绝,因此燕云和辽东汉族百姓依旧生活在殖民统治之中。

契丹国的二元制度本质上以本部为重,把汉族农耕区作为盘剥殖民地榨取财富,但汉族人亦有一定自治,这类似19-20世纪英国人统治汉族的香港。实际上,契丹的殖民统治已经远比女真人和蒙古人要好了,但仍然十分凶恶。再次证明了元清殖民统治的残暴。以及为何民族要把命运控制在自己手中。

真假西辽:

在女真攻灭契丹国期间,契丹国宗室耶律大石曾率兵北遁漠北的可敦城,与女真金国常年周旋交战,据多方史料记载相拼凑,其部在可敦城数年后选择西行并最终在西域地区立足,据说建立了一个颇为汉族行为化的且影响深远的“西辽帝国”。

但是对这个政权的记载及其零散,同时期的宋朝与女真金国仅仅记载了北宋末期女真-契丹战争与汉-契丹战争期间己方与耶律大石交战冲突的事迹,对其西遁历史基本没有记录,西辽(1124-1218)灭亡后才出版的《契丹国志》对西辽历史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但该书本身史料来源很不靠谱,夹杂大量北汉地民间传闻,很难说是对西辽历史的可靠描述。

中亚穆斯林世界对耶律大石与西辽的记载根据后世研究,存在严重的伊斯兰传奇故事色彩,甚至可能是当地民间的说书演绎,而这些被魔幻化的历史记录被大蒙古国的臣仆、契丹人耶律楚材带回了汉地,塑造了汉族对西辽帝国“汉化”的印象,而其他穆斯林史料记载又与汉地记载往往存在矛盾。

在史籍记载严重不靠谱的同时,对西辽历史遗迹的考古发现也几乎没什么进展,除了在碎叶地区发现的可能是西辽的钱币外,几乎找不到其他相应的物证来证明这个政权存在过。因此后世甚至有观点认为,西辽是一个架空虚构的政权。西辽大致的历史应该是,契丹国宗室耶律大石约在公元1130年率领可能有万人规模的混杂着契丹、汉、奚、漠北各部甚至蒙古人的祖先的部下,绕路到达西域,经过可能长达十年的战争和斡旋,并在1141年击败喀喇汗王朝的反扑后,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终于在西域站稳了脚跟,建立了一个以小规模的东方移民为核心,羁縻周边数十个土著政权的松散帝国,一直延续到了蒙古西征才宣告灭亡,而该国在政治上的布局、是不是足够汉族化、有没有促进西域的佛教发展,这些都没有可靠的记载加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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